《瞭望》文章：本刊专访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五编研部主任张宁

　　重大理论创新提升执政水平

　　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揭示了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的真谛，为我们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直至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指明了方向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袁元

　　“十六大以来的7年间，中国的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也处在关键时期，面临着一系列新挑战和新考验。十七大提出‘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可以说，是这一时期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主题。”

　　接受《瞭望》新闻周刊专访时，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五编研部主任张宁，这位曾参与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丛书编辑工作、现担任《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主编的资深研究者告诉本刊记者，在这7年间，中国面临着“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新形势，发展的目标从总体进入小康社会转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任务更加重大而艰巨。这种新的形势迫切要求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一个新的思路来指导经济社会的发展。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时代特征和当代中国基本国情特别是中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深刻洞察当今世界发展大势，创造性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历史进程。

　　“科学发展观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全面发展’，就是要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等各项事业向前发展。与之相适应，党的理论创新也呈现一个全面发展的态势”，张宁介绍说，十六大以后，党中央准确把握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在各个领域呈现出的阶段性特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深入探索各个领域、各项事业发展的特殊规律，推动以科学发展观为核心的理论创新呈现出蔚为壮观的局面。

　　进一步明确“举什么旗、走什么路”

　　“党的十六大以来的一系列理论创新，既结合了当代中国的基本国情和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也把握了当今世界发展大势，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历史进程”，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张宁告诉本刊记者，2006年8月15日，胡锦涛在学习《江泽民文选》报告会上对党的十六大以来的理论创新成果作了系统的阐述，包括：提出以人为本、实现科学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新型国家、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推动建设和谐世界、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等重大战略思想和重大战略任务，“是我们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取得的重要成果”。

　　“这一不断拓展和深化的理论创新进程，在党的十七大呈现出一个新的高潮”，张宁说。在全面总结改革开放近三十年特别是十六大以来五年伟大实践和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胡锦涛在题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的十七大报告中，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科学回答了党在改革发展关键阶段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朝着什么样的发展目标继续前进等重大问题，对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作出了全面部署，对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出了明确要求。

　　十七大以来，我们党以实践为基础的理论创新和发展进一步呈现出更加丰富和生动的局面。十七大全面阐发科学发展观、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十个结合”的宝贵经验之后，胡锦涛又在2007年12月17日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研讨班上和2008年12月18日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十周年大会上进一步系统阐发了“十个结合”的理论内涵和重大意义。这表明，由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开创的党的理论创新的新局面，必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迈出更坚定的步伐。

　　“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这就揭示了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的真谛，为我们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直至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指明了方向。”张宁这样强调。

　　构建和谐社会的认识不断深化

　　回顾这7年的发展起点，张宁认为，党的十六大召开时，中国已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发展战略中第二步发展战略翻两番的发展目标，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在这个新的起点上，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不同于总体进入小康水平的要求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更加艰巨重大”，张宁分析，在新的起点上，中国未来的发展也面临许多长期积累、制约全局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比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虽已建立，但还不够完善，生产力发展仍面临诸多体制性、机制性障碍，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不平衡比较突出；改革进入攻坚阶段，体制创新的任务十分艰巨；我国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社会阶层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带来了许多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改革发展的社会背景和社会基础发生重大变化，利益关系更趋复杂，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的难度加大，等等。

　　既有的结构性、体制性矛盾与新阶段产生的新问题相互纠结，这就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出了新的要求。

　　“我们党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认识和实践，有一个不断探索不断深化的过程”，张宁对本刊记者说，胡锦涛在总结抗击非典经验时就曾指出：“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社会管理的任务和内容比过去要繁重和复杂得多，对加强社会管理、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全面系统地提出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工作原则和重大部署。这一重大战略思想明确指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

　　“和谐”与“富强民主文明”都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我们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人民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和谐社会。构建和谐社会，必须统筹兼顾、突出重点，坚持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力求在解决突出矛盾和关键问题上不断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其总目标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基本任务，这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更加明确地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张宁认为。

　　不断提升党的执政能力

　　“科学发展观中‘发展’的意义不仅是经济发展，其中包涵着治国、治党多个方面的深刻内涵”，张宁认为，在十六大以来的新阶段，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面临着包括发展方式的转变；进一步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探寻和建设一个有效率、有公平和有节制的经济体制；完善社会安全保障体系；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升国家软实力，以应对日益复杂的国际新格局等诸多新的任务和挑战。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对我们党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提高执政能力提出了更高也更加紧迫的要求。

　　几乎与提出科学发展观相伴随，胡锦涛就提出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在全党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对加强先进性建设和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十六届四中全会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为主题，要求全党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

　　胡锦涛指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首先要提高党领导发展的能力”，“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就是根据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新要求、大力提高党领导发展能力的过程。”他在总结先进性教育活动经验时进一步指出：“先进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要更加突出地把党的先进性建设作为党的各方面建设的主线，更好、更全面、更有成效地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党的先进性从来都是历史的、具体的。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必须同实现党的历史使命紧紧联系起来，赋予党的先进性建设以新的时代内涵。要把科学发展观作为检验党的建设的重要标准，等等。

　　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也需要强大的思想保障、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社会风气是社会价值导向的集中体现。为了在全社会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2006年3月4日，胡锦涛在参加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民盟、民进界委员联组讨论时，鲜明地提出了要树立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这是对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全面系统、准确通俗的表达，这种全社会普遍奉行的价值准则和道德要求的提出，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供了简捷而又坚实的思想道德基础。十六届六中全会正式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命题，将社会主义荣辱观确立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之一，强调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建设和谐文化，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贯穿现代化建设各方面。同时，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建设新型国家的重大战略。十七大之后，党中央进一步推动这两大建设。2008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农村改革发展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在应对这场百年罕见的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全党全社会进一步认清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极端重要性。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极端重要性也显得更加突出，党的执政能力必将得到进一步提高。

　　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

　　多年来，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科技进步日新月异这三大趋势深刻地改变着世界，改变着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之后，更加深刻地融入世界经济。在这样的背景下，张宁分析，中国对重大国际事务和全球发展大势的主张，中国选择的发展道路，也日益引起世界的广泛关注。

　　2005年9月15日，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六十周年首脑会议的庄严讲坛上，面对世界各国政要第一次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理念，并郑重重申：中国将坚定不移地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

　　推动建设和谐世界、走和平发展道路与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是一个内在联系、融会贯通的有机整体。在这个由许多重大战略思想构成的体系中，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其他方面的发展，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始终闪烁着人本、科学与和谐的精神光芒，表明我们党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中，在继往开来全面推进理论创新的道路上，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境界。□

　　(本刊实习生赵欢对此文亦有贡献)

　　《瞭望》文章：镜鉴：苏联1977

　　1970～1980年代初是苏联历史上一个少有的、稳定的时代，但在表面繁荣的背后却危机暗藏，致使苏联社会失去了自我更新的能力

　　文/左凤荣

　　1977年是十月革命胜利60周年，11月7日，苏联举行了隆重的纪念仪式，在声势浩大的群众游行队伍中，第一次出现了和列宁像制式、大小一模一样的勃列日涅夫肖像，站在列宁墓观礼台上的勃列日涅夫喜不自禁。

　　1977年对于苏联而言，也确实是重要的一年。10月7日苏联第九届最高苏维埃第七次非常会议通过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宪法(根本法)》。在此之前苏联全民就此宪法进行了公开讨论，尽管民众的意见大都未被吸收，但该事件本身给人的印象是苏联是很民主的国家。该宪法强化了苏联的政治经济体制，写进了发达社会主义理论，向世人描述了苏联发达社会主义的盛况：在苏联共产党这个核心的领导下，“工人阶级、集体农民和人民知识分子的联盟加强了，苏联各民族的友谊巩固了。以工人阶级为主导力量的苏联社会的社会与政治一致和思想一致形成了。苏维埃国家已经完成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它已成为全民的国家。”“苏联已经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在发展的这个阶段，越来越充分地显示出新制度的创造力和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优越性，劳动人民越来越广泛地享有伟大革命胜利的果实。”“这个社会已经建立起强大的生产力、先进的科学和文化，人民的福利不断提高，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了越来越有利的条件。”

　　强大的背后

　　当时苏联确实有其值得骄傲之处：在1975年赫尔辛基会议签署的《最后文件》中，苏联战后取得的成果，特别是苏东国家的边界得到了最终确认。苏联与美国的差距缩短，基本达到了与美国平起平坐的目的，在某些武器装备上苏联甚至还处于一定的优势地位。这一时期苏联社会稳定，没有出现大的动乱，由于柯西金改革的刺激，1966～1970年的第八个五年计划是自斯大林时代以来最成功的一个五年计划，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收入增长了15%，农业产量增长了21%(上一个五年计划只增长12%)，工业增长了50.5%，居民收入增加了50%，集体农庄庄员也可以每月领工资了。第九个五年计划(1971～1975)工业总值增长43%，农业增长13%。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都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统计数据表明，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初期的1965年，苏联人的平均工资只有96.5卢布，到了其执政晚期上涨到170卢布。很多苏联人在这段时间内搬进了属于自己的住房，到1980年有1亿人改善了居住条件，购买了像样的家具、服装甚至汽车。

　　但是，苏联的强大有其潜在致命的弱点。尽管苏联在宇航、核武器和军事技术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功，但整个经济水平低于发达国家。劳动生产率比美国低一倍，苏联从美国进口的粮食要比在国内生产的便宜一倍。1979年苏联生产的产品总额不超过美国的60%。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人均GDP只相当于美国的37%，处于发展中国家的水平。1980年代初，苏联人均消费水平在世界上排名第77位，苏联的医疗保健开支只占国民收入的4%，而在发达国家占10%～12%。苏联这个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却养活不了自己，只有1966年、1973年两年苏联粮食能够自给。1975年进口1590万吨，超过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粮食进口国。

　　五大隐患

　　苏联在1970年代中期达到顶峰后便一路下滑。苏共在争吵中庆祝了十月革命胜利70周年，却未能庆祝75周年，1991年底苏联这个超级大国解体了。回头看，勃列日涅夫对此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正是他安于现状、好大喜功、在稳定的口号下坐失了改革的良机，积累了大量的矛盾与问题，为苏联解体埋下了隐患。

　　其一，勃列日涅夫把主要精力放在了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上。

　　1967年苏联有洲际弹道导弹570枚，美国有1054枚，到1979年美国仍是1054枚，苏联增加到1409枚。同时生产了数量过多的核武器。这一时期美国军队从350万人减少到206万人，苏联军队则从368万人增至419万人。军事工业集团、军方势力的影响膨胀，在国家机器制造业的全部产品中，有60%以上是具有军事意义的产品，耐用消费品的比重仅占5%～6%，75%的科研经费被用于满足军事的需要，采掘和加工工业全部工人的1/3从事武器及军事技术装备生产，而美国为12%～14%，西欧各国为6%～7%。苏联对外奉行进攻性战略，与美国进行全球争夺，甚至出兵入侵阿富汗。苏联在世界上扩张，也是不计经济效益的。

　　人们需要的生活必需品长期短缺，人民的需求与国家经济能力之间的矛盾突出，出现了在边远地区只向几类居民(哺乳妇女、参加过战争的老兵、重病患者)凭票供应某些食品的情况，到上世纪80年代初，在大多数地区都如此，只有莫斯科、列宁格勒、加盟共和国的首都和一些有特殊意义的城市，情况好些。

　　其二，在稳定的口号下，勃列日涅夫拒绝改革并压制创新。

　　勃列日涅夫反对柯西金的改革。苏联经济体制的无效性日益显现，经济进入停滞状态，速度逐年下滑，第九个五年计划和第十个五年计划都没有完成任务。1973年石油危机后，世界石油价格提高了19倍，原料价格提高了7～9倍，苏联靠出卖原料获取了巨额收入，在国民经济中原材料工业占的比重高达40%。苏联经济正是在这一时期开始严重依赖石油和天然气出口。苏联错过了科技革命，电子计算机、机器制造、机器人技术处于落后状态。

　　思想上的教条主义和保守主义占上风。1967年，勃列日涅夫第一次提出发达社会主义概念，1971年这一掩盖矛盾、粉饰太平的理论被苏共二十四大所确认，后来又写入了苏联宪法。勃列日涅夫认为苏联一切都完美，与苏共观点不同的人精神有问题。于是，许多人被送进了精神病院。一些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和对苏联现实有意见的人被打成持不同政见者。在苏斯洛夫的领导下，当时意识形态的高压政策和严格的新闻检查，遏制了创新，苏联的精神生活也停滞了。

　　其三，干部终身制和老人政治严重，形成了稳定的居于各级领导地位的利益集团和官僚特权阶层。

　　勃列日涅夫掌权的秘密，首先是干部的稳定和终身制，主要是高级官员等“在册权贵”地位与利益的稳定。他上台后废除了赫鲁晓夫时期规定的领导职务任期制和轮换制，实行领导职务终身制，使拥有特权的群体逐步定格，并且形成相互依存的社会网络。正是在勃列日涅夫当政时期，苏联社会终于从最初的某些官员拥有某些特权，演变成相对稳定的社会特权阶层。苏共实际上已成为这一阶层的利益代表。

　　干部队伍超常规的稳定，造成了高层长期无法输入新鲜血液，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老人政治。1976年夏天勃列日涅夫中风，难于正常工作，但在干部终身制的体制下，他仍掌握着最高权力，从1966年苏共二十三大到1981年苏共二十六大，苏共中央委员实际连任率达到90%。政治局和苏共中央书记处成员在1971～1981年平均年龄从60岁提高到68岁，其中许多人患有重病。

　　国家的停滞却是“在册权贵”的繁荣时期。“挑选干部不是根据职业素质和成绩，而是根据候选人是否善于处理好同高层人物的关系，是否善于在党的各级机关建立人情关系。”他们从为国家服务的阶层变成了试图完全控制国家和社会的独立的政治力量，成了苏联的统治阶级。勃列日涅夫和地方的封疆大吏们都按照对自己的忠实程度提拔亲信，排斥异己，逐渐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帮派势力。以前党的工作人员、国家工作人员和经济界领导人大多数都来自业务能力表现突出的普通民众，但1970～1980年代，精英的增补通过特殊的选拔和培养干部的系统：高级党校、团校、工会学校、社会科学学院、外交学院进行，进入这些学校只能靠有影响的官僚的推荐。评定直接取决于领导们个人喜好和政治考虑，业务素质很少被考虑，正直性和原则性通常最有可能成为升迁的障碍，许多地区同乡关系和裙带关系发展。长官的子女和其他亲属独立生活后一开始就处于特殊的地位，勃列日涅夫的儿子是外贸部第一副部长，女婿是内务部副部长，连襟领导着机器制造部。

　　其四，社会风气失控，贪污、腐败和特权达到令人难以容忍的地步。

　　由勃列日涅夫带头，授勋、送礼、崇尚奢侈成风，他本人生活非常奢侈，他在扎维多沃的猎场花费了数百万卢布的国防开支，并且在莫斯科郊外至少还有六栋别墅。

　　其五，苏联没有很好地处理与世界的关系。

　　1970年代美国对苏实行缓和政策，向苏联提供技术和资金，以换取苏联延缓扩张的势头，成为国际体系的一员。但对抗思维仍然压在苏联领导人心头，他们仍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全面对抗出发分析任何事，苏联借此全力发展武器和对外扩张，坐失了良机。

　　总之，1970～1980年代初是苏联历史上一个少有的、非常稳定、祥和的时代，但只是表面繁荣的时代。稳定转化成停滞，苏联社会失去了自我更新的能力，促使几十年积累的矛盾和危机在1980年代末期来了个总爆发，最终导致苏联这样的超级大国出乎意料地轰然倒塌。□(作者单位：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