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年龄是个宝”
作为组织部门，我们不怕议论，我们经得起公众考验。我注意到网民对年轻干部们最大的期望就是能够尊重民意，我想，我们要正确面对网络舆论，适当的时候，积极回应。
撰稿·杨 江(首席记者)
对干部年轻化有着怎样的战略思考？对外界质疑有着怎样的回应？干部年轻化是否等同于领导干部年轻化？又如何看待年轻干部的优缺点？……7月初，有着20多年组织工作经验的昆明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李康接受了《新民周刊》专访。
干部年轻化的现实需求
《新民周刊》：李部长，感谢你接受我们的专访，回应各界关注的热点。昆明市在选拔年轻干部方面接连推出几个大手笔，这样做是基于怎样的考虑？
李康：大家首先注意到的就是去年我们面向全国公选了100名年轻官员，当时的要求是35岁以下、全日制本科学历以上，具有一定的工作经历，当然根据学历情况，我们对工作经历作了适当放宽，比如说，对于归国人才、博士，我们没有工龄要求，对于本科学历，我们要求5年以上工龄，硕士3年以上工龄。
当时有一千多人报名，竞争还是比较激烈的，为什么要公选年轻后备干部呢？因为此前我们在年轻后备干部选拔方面确实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去年，昆明县市区领导干部换届，按照规定，应该有35岁以下的年轻干部进入领导班子，结果我们尴尬地发现，在知识结构、年龄方面可供选择的余地不大，只能做到矮子里面拔将军。
基于这个现状，特别是2003年昆明市提出建设新昆明，眼下已经进入第二个五年期，非常关键，我们急需解决干部年轻化的问题，引入一些高学历背景的人才。
今年2月，党中央制定了《2009—2020年全国党政领导班子后备干部队伍建设规划》，首次制定针对培养选拔年轻干部的规划。与此同时，《关于培养选拔年轻干部工作的意见》也在紧锣密鼓地向各方征求意见。3月底召开的全国培养选拔年轻干部座谈会提出，要进一步克服选拔任用年轻干部的各种障碍，改革创新年轻干部选拔任用机制，形成有利于优秀年轻干部脱颖而出的制度环境。
云南省、昆明市这几年一直在朝这方面努力，但是我们感觉年轻干部在领导班子中占据的比例还是比较小的。因此有了去年这次全国范围的公开选拔。
对于入选的100名后备干部，我们采取了助理的方式，比如县区长助理、县委书记助理、局长助理这样的方式把他们充实到机关一线进行培养锻炼。
《新民周刊》：能否详细介绍一下昆明市一定级别领导干部的年龄、知识结构？
李康：昆明市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一共1400人左右，其中，县区党政机关挑大梁的领导干部集中在45岁左右，少量35岁以下或者接近50岁的。市级机关50多岁的领导干部占多数，少数40多岁，至于35岁以下的就很少了。
至于知识结构，虽然现在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占多数，但实际上真正通过全日制本科教育特别是熟悉经济工作方面的干部并不多。有些干部，他的硕士学历是在职方式读出来的，只有毕业证书没有学位证书。
《新民周刊》：也就是说，只解决了他的学历问题，不代表解决了能力问题。
李康：是的！
《新民周刊》：但是这个情况在全国具有普遍性，为何昆明就显得如此急迫？
李康：昆明作为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要发展就必须要引入多方面的专业人才进入领导层面。昆明作为全省的综合改革试点市，各方面也希望我们能够在一些领域率先突破，这几年，我们也在不断进行领导干部异地培训，甚至到国外去，但只能限于现有领导干部层面。我刚才说了，他们的年龄还在不断增长，考虑到中央要求，考虑到新昆明建设，我们需要引进熟悉投融资、熟悉经济工作的年轻干部参与昆明的建设。所以有了这次全国选拔40名经济学知识的博士挂职副县级领导干部。
《新民周刊》：那今年这60名“县官”计划呢？
李康：去年选拔的100名后备干部，到今年6月已经在助理位置上干了整整一年，当然，在公务员法里是不承认助理这个职位的。我们当时确实也想不出更好的方式来培养、锻炼他们。通过一年的培养，发现他们确实知识结构高、进取心强、有活力，组织上也希望给他们的成长提供一个快车道，让他们尽快在新的平台上锻炼、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
这一次我们采取了挂职副县级领导干部的方式，一方面是给那100名助理提供机会，另一方面也面向全市的公务员。我们提出的要求是35岁以下、正科一年以上经历的公务员。经过笔试、面试，共有48名助理，还有12名全市系统的公务员成功入选。
如何培养、锻炼
《新民周刊》：你怎么看待公开选拔年轻干部这种方式？
李康：公开选拔是选拔领导干部的一种方式，公开选拔干部暂行条例规定，出于班子结构需要，批量选拔干部，可以适当在一些条件上作些突破、放宽，然后在公开、平等的条件下，竞争择优。
《新民周刊》：上一次是1000多人竞争100个岗位，这次是190多人竞争60个岗位，你们又是如何做到公开、公平，竞争择优的呢？
李康：经过笔试、面试，当然最重要的一点，这次选拔的干部不是直接任职的，而是挂职，挂职意味着可上可下，是一种培养锻炼干部的方式，不占班子领导干部的职数。
考虑到如果直接任职，确实如网上说的太快了，年轻，能否胜任？以挂职的方式、给他两年时间，先给他提供一个平台，与其他班子领导同样待遇、同样考核、同样分工，两年后，如果表现优秀、能力突出，可以继续重用，如果不行，可以退回原单位，退回科级。
《新民周刊》：既给了年轻人一个平台，也给了组织部门考察的机会，平台有了，能不能抓住就看各人的本事了。
李康：当然，也不能带着求全责备的眼光去看待这批年轻人，要宽容一些，既要看到他们有朝气、有闯劲、有事业心、思维活跃，也要看到年轻干部不可避免存在一定程度的急功近利、心浮气躁、遇事不够冷静，大家说得比较多的是他们太年轻、没有经验，会不会拔苗助长。
这些担心很正常，但是我说，用一个成熟的领导干部的要求来要求年轻人是不现实的。如果按部就班，大学毕业后，从科员一步步做起可能要到40多岁才能到县处级这个位置。班子里面又需要年轻干部，怎么解决，通过公开选拔并不违反干部选拔条例，在政策许可的范围内，适当放宽条件，给年轻人提供一个舞台。
现在很多人认为我们选出来的就是县处级领导干部，当然也可以这么说，但不要忘了这只是挂职，两年后还有考核。到时，班子结构有需要，职数有空间，年轻干部又能够胜任，我们会通过公平、公正、公开的方式将他安排到合适的岗位，如果不行，他还是会回到原先科级的岗位。
《新民周刊》：中央对于选拔年轻干部的要求是重在培养，重在基层锻炼，你们如何做到？
李康：我刚才也说了，既然年轻干部存在那么多缺点、不足，组织上就要关心、爱护，严格教育，从多方面、全系统进行培养锻炼，使他尽快成长起来。具体措施上，我们去年把他们放在招商引资一线，让他们参与全市经济建设的重点工作，包括放到信访等热点部门，让他们在实践中得到锻炼。下一步我们还会对他们进行党校理论培训，提高思想觉悟。
更多的还是要回到实践，外界担心他们缺少基层经验，这是事实，但我认为也不能片面理解基层的概念，不一定只有乡镇才是基层，对于省级机关，到市县一级可能就是基层，对于市县一级，到乡镇可能就是基层。
《新民周刊》：领导岗位很多时候会面临一些复杂的问题，比如信访等群众问题，还有个别存在的内斗、形形色色的腐化问题，处理这些复杂的问题，需要较强的政治素养与从政经验，但年轻人显然不足，你们如何弥补？
李康：确实，年轻干部在这方面存在很大的不足，至于你说的党性培养，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我们现在期望通过多种渠道增加他的基层经验，马上我们还要出台一个挂职干部的管理暂行办法。
《新民周刊》：听说还有一个“一对一”、由有经验的领导干部带年轻干部的方式？
李康：没有这个具体说法，但实际是在这样做。让他们跟着主要领导，协助领导工作，通过分工，给年轻人压担子，在实践中成长。
《新民周刊》：对于机关里的“老”同事、“老”下属们也有一个逐步适应如何与这些“小”领导的共事的过程。
李康：我们多次调研，总体对这批年轻人的能力、潜力是认可的，相处是愉快的。
选拔过程如何防范“猫腻”
《新民周刊》：李部长，我们能够理解昆明的求贤若渴，刚才你也说将年轻干部安排到信访、招商等热点部门锻炼，但是我们说，对于年轻人的优点，大家是有共识的，其实都是印象性的描述，选拔干部的一个依据就是他的能力，但是一年的助理期，恐怕很难做出多少实际的成绩，也很难看出多少能力出来。
李康：是啊，少数确实干出了骄人的成绩，但对多数人而言，一年时间确实太短。不过，我们通过这一年，确实对他们长久发展的潜力还是很认可的。
《新民周刊》：您的意思是，组织部门提拔干部，一种方式是看到你有政绩，提拔你，一种是，看到你有潜力，去给你机会，组织部门要有伯乐眼光？
李康：慧眼识才嘛。我们这次笔试、面试全部请上海市职业能力考试院出题，一道客观题都不要，都是主观题，结合当下社会关热点话题，比如问责，看考生如何应对。好多人本来准备了好多理论知识，结果出乎意料。
《新民周刊》：由此，请介绍一下，你们这次选拔如何做到公开、公正、透明，又如何能保证选拔到你们真正需要的人才，这个名单又如何令公众公认？
李康：选拔的每一个环节都严格遵照中央有关干部选拔的规定进行，适当放宽的条件是工作年限，这些年轻干部基本没有基层工作经验，如果按照这个要求，我们肯定无法选拔到年轻干部。
至于如何保证选拔到合适的人才，我们已经作了学历等条件设置，对于选拔的每一阶段我们都向公众及时公布，纪检部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监督考试整个过程，笔试的卷子我说了，由上海职业能力考试院出卷、阅卷，我们看不到，上海方面把结果告诉我们，我们再按照名次选取80人进入面试。
面试官员是分组的，当着考生的面，临时抽签决定主考哪个考场，当场公布面试成绩。考生可以选择让某位考官回避，当然，我们不排除这样的情况下，还有个别考生与某位考官可能认识，为此，我们在面试考官量分时还采取了去除最高分与最低分的方式。
请问，这样的方式下，还怎么作弊？
《新民周刊》：公众担心的就是这背后是否有“猫腻”，比如领导子女暗中决定、公开过场？
李康：我们的条件不是为了某一个人而设计的，确实也有领导子女通过了笔试，而且成绩不错，但最终面试被淘汰了。
《新民周刊》：淘汰也就淘汰了？
李康：是的，我事实上到现在也没有接到哪个领导打招呼。
再说，我们录取的60人中，有22人是外地的，在昆明举目无亲，何来背景？
回应热点争议
《新民周刊》：干部年轻化不等于领导干部年轻化，培养年轻人也未必要将他们安排在领导岗位上嘛，基层一样可以锻炼人啊。
李康：实际上这批年轻干部是一个干部储备，为我们五年以后县市区党政机关换届作准备，此前，我们列出35岁左右、任职满两年以上的副县级的后备干部，只有十几个人，不到一张纸，全市1400多县处级领导干部中就只有十几个人，你说是不是少得可怜。
这几年，说难听点，我们的党政机关中，部队转业的在有些部门占据一半，这是一个政治任务，必须完成。因此我们必须通过现在这种方式选拔专业型的年轻干部补充到干部队伍中。即便现在，60名年轻干部对于1400多名县处级干部的基数而言，也还是很少的。
我要强调的是，公开选拔年轻干部只是干部选拔的方式之一，我们还有更多的常规选拔方式在同步进行，保证调动其他年龄段干部的积极性，保证他们的正常晋升。
《新民周刊》：这也是各界关注的一个问题，如何保证对本地基层非年轻干部或者非高学历干部的公平性，事实上，学历不能完全代表能力，外来的和尚也未必好念经。对于领导工作，有人分为政治型与事务型，前者被认为需要有经验的老同志担任，后者可以适当向年轻人开放，您是否认同？
李康：如何人尽其材，最大限度发挥其作用，是一个难题。现在外界争议比较大的是赵臻。有些人不清楚，认为赵臻不是共产党员，怎么可以作市委办公厅委员。我觉得网上这些争议有些无知，我们的党政机关并没有禁止非共产党员进入啊。实际上我们党执政的民主性，恰恰是鼓励甚至要求党政机关录用一定比例非共产党员参政议政的。
我们最初将赵臻安排到团市委，也是因为团的工作比较适合年轻人。当然后来他被派到招商分局锻炼，成绩也比较突出。赵臻是经济学毕业的，后来调到金融办工作，也得到广泛肯定。包括现在担任市委办公厅委员，还是在老同志带动下，培养锻炼。
《新民周刊》：“80后”进入党政机关并不为奇，公众担心的是其选拔上来的流程是否公正、透明。如果有经验丰富的老同志带着倒还好，一旦坐到一个部门的一把手或者周森峰那样一市之长，公众就必然也必须注意到他的领导能力了。
李康：是的。
《新民周刊》：也有质疑，昆明在向“招商官”、高学历倾斜，选拔上来的干部也在为招商服务？
李康：我刚才也零星讲过了，我们去年500亿元内资、6亿美元外资，今年600亿元内资、6亿美元外资的招商引资任务，我们怎么分的？这些任务分到14个县市区，同时派了30多个招商分局到各地，他们的任务实际和各个县市区是挂钩的。他们有的分到内资一两个亿的任务，外资就更少了，有的不过一两百万元的任务。
你说，年轻干部助理、挂职，对我们这个大盘子又能有多大作用，我们市属部门派出招商分局到沿海地区，最重要的是宣传、推介昆明，另一方面就是培养、锻炼干部。这是我们的核心目的。
我总要有一个平台去锻炼这些干部吧。有些人不理解，说我们全民招商，我们一个招商分局就算三至五人，去年35个招商分局，今年39个，总数两百个招商官员不到，能叫全民招商吗？
《新民周刊》：也就是说，对于年轻干部而言，招商引资不是目的，是考验的手段？
李康：通过这个平台，短期内一定要让他拿出多少成绩不太现实的，我们看重的是对他的培养，看到他的长处、潜力。有些人可能话都不会讲，但是出去一年后，变了一个人。
《新民周刊》：这些高等人才来到昆明，可能也会带来资源，比如智囊，比如他在更广范围的人脉、商计，对招商引资等昆明的经济建设起到作用。
李康：这个确实。
《新民周刊》：你怎么看待外界的争议？
李康：有争议很正常。这批年轻干部去年来时，我们一些县市区干部也确实有过想法，有些人40多岁，经过多年的基层锻炼，经验丰富，年富力强，按照通俗的说法，晋升的机会也该轮到他了。但是组织上一直没有给他提供这样一个平台，现在一下子来了这么多年轻人，确实有人会排斥。在更广的范围，网络上也有人提出更高的要求。
我觉得有压力很正常，我们这几次选拔年轻干部，人数也确实比较庞大。大家会觉得昆明一下子启用这么多年轻人，会不会挡着其他人的晋升之路。但是实际上，我刚才也说了，其他选拔干部的方式从来没有停止过。公开选拔，只是给年轻人开了一个口子，提供了一个快车道。
作为组织部门，我们不怕议论，我们经得起公众考验。我注意到网民对年轻干部们最大的期望就是能够尊重民意，我想，我们要正确面对网络舆论，适当的时候，积极回应。
争议，其实是给我们接下来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组织部门如何发现生产力
《新民周刊》：昆明的这个人才新政与仇和书记的到来是否有关联？
李康：仇和书记从沿海发达地区过来，他的执政思路，包括一些制度创新，实践证明是有成效的，他带来了这些先进的理念。昆明选拔年轻干部，当然也给昆明的干部队伍带来了一些新的气象、活力，也有人说是鲇鱼效应。
我们公开选任主要还是面向本地的干部，我们希望调动本地干部的积极性，也给外界传递一个信息，只要你是人才，我们就欢迎你，愿意给你平台。
《新民周刊》：昆明政坛，以你的感觉，自从仇和来后发生了怎样的转变？
李康：这两年，通过解放思想的大讨论，昆明的干部确实转变不小。仇和书记讲，无私才能无畏。他的快节奏、高效率的工作作风，为的就是激活大家的积极性、事业心，挖掘大家的潜能，投身新昆明的建设中去。选拔年轻干部，通过竞争的方式，也是对昆明本地干部理念的一种启示，确实起到了激发活力的积极意义。
《新民周刊》：选拔好一个干部，对一个地区、一个部门的发展，氛围的带动是很重要的。
李康：组织部门如何出生产力，实际上就体现在把干部选好了，选准了，帮助干部成长，激发干部积极性，使得干部真正为一个地区的发展服务，带动一个地区的发展。
《新民周刊》：您怎么看待干部年轻化趋势，以及影响干部年轻化的障碍。
李康：年轻干部与以往的干部确实有所不同，他们展示自我的能力，实现自我抱负的心情以及从政的欲望都比较迫切。干部的新老交替的过程实际是慢慢进行的，干部“四化”的方针始终没有改变，对新时期干部选拔的要求不断在外延内扩。这一代年轻人从政欲望比较强烈，希望得到一个展示自我的平台，组织上也尽量提供，但是不能拔苗助长，还是要遵循一定的规律。
实际上，今天的一些省部级领导，他们进入县市级党政领导班子时也就20多岁，如果我们现在能够给年轻人提供平台，将来他就可能在更大的平台施展才能。
我在想，上世纪80年代时，大量的年轻干部走上领导岗位，不也做得很好？当时，人们对于年轻官员们没有求全责备，为什么现在争议这么大？
《新民周刊》：与“80后”标签以及社会上对这代人的担心有没有关联？
李康：是的，总觉得这代人走上政治舞台太快了，太早了。其实，应该对这代人充满信心。此前的抗震救灾过程中，这代人已经对大家作出了满意的答复。
《新民周刊》：你的意思，除了解决制度性障碍，还要解决一个整体的气候环境。
李康：是的，大家要适应年轻人走向政治舞台。
《新民周刊》：还有一个问题，我们注意到，由于地区发展不平衡，中国的人才流动实际上也是不平衡的。对于昆明这类相对欠发达的城市而言，要吸引优秀人才，经济等方面恐怕优势并不明显，因此，为了吸引高端人才，一些地区不得不提供“高起点”的行政职位，另一方面，随着就业压力的增加，年轻人也越来越倾向于到相对欠发达城市、乡镇，跻身公务员行列。
李康：这个不可否认。来的人才是不是就一定要给一个官位？我们要正确引导。实现抱负、施展才华未必一定要多大的官位。有些人总将谋得多大的官位作为成功的标准，是不对的。
《新民周刊》：可是年轻人也很现实啊，你不能给我优厚的经济条件，总得给我个位置啊。否则我没有发展，到你这里做什么？
李康：确实有人跟我们讲条件，一定要到昆明哪个区、哪个部门做什么领导，否则不来。我们确实也希望能够留住人才，因此在政策许可的范围内，尽可能给他提供平台，提供发展的机会，但是我们必须要完善机制，加强监管。
《新民周刊》：助理、挂职的方式，其实兼顾了多方的需求，对组织部门而言，也有了回旋的余地。
李康：吸引人才要靠营造一个良好的整体环境，如果是来一个干部就要给多少待遇，那就变味了，与我们的初衷相背。人才不是一定要当官，但是如果不给位置他也不来，怎么办？确实要注意引导，怎样以宽容的心态看待这个问题。
《新民周刊》：某种程度上，年轻人要发展，也无可厚非，组织部门也要正确看待。
李康：是啊，组织部门愿意给有抱负的年轻人提供舞台。但是现在的机制有很大问题，能上不能下，现在我们采用挂职的方式，就是双向选择，你要平台、要发展，可以。但是你如果不能胜任，那么对不起了。
《新民周刊》：其实，从年轻人的角度，也确实要改变这个误区。
李康：不能急功近利。
尤其是党政机关的工作，需要抱有坚定的政治信仰、肩负崇高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