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谈教育改革时，特别需要借鉴上世纪八十年代体制改革的经验，以教育体制改革为核心。

　　杨东平：教育体制改革是核心

　　关于对现行教育的批评或者批判，民众可能有比较多的共识。中国的教育不适合社会发展的现实，摧毁青少年，培养不出优秀人才等等，问题之多、之严重、之复杂，已令各界忧虑非常。国家启动《教育改革与发展中长期规划》制定工作已经进入后期。这个规划完全由教育部主导，不像医改方案有一个民众参与和博弈的过程，结果如何尚难估测。但教育改革真正的希望还是在民间，靠自下而上的多样化生长，靠教育理念的逐渐更新，靠基层教育改革的探索，逐渐为整体性的教育改革奠定基础，创造条件。但整体性的改革究竟何时到来，我们仍在艰难呼唤。

　　今天在谈教育改革时，特别需要借鉴上世纪八十年代体制改革的经验。那时启动的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改革并驾齐驱，中央同时颁发了三个体制改革的“决定”，而不是让经济改革一枝独秀。这在今天看来是非常有远见的。那时明确地把体制改革作为核心，突出强调体制改革的重要性。从现在的情况看，我们把改革的精力集中在课程、考试上，当然这些需要改，但体制改革更应该是教育改革的核心。

　　我们建议以推进体制改革为中心进行教育改革，这其中体制改革包括五个方面：

　　第一，建立服务型政府和新的教育治理结构，国家对教育的管理主要应该是服务而不是管制。所以，应该把权力下放给地方和学校，这是一个基本概念，也是世界各国的基本趋势。然后建立一个新的教育治理结构，改变由政府单方管理教育的格局。这两点包括信息公开、政府问责、决策科学、发展民主化。

　　第二，向地方赋权、向学校赋权，这点对教育体制改革的意义尤为重大。1922年“五四”以后的第一个新学制，有一条方针就是“给地方留有伸缩的余地”。教育是来自基层的，不应该是高度统一化，由中央政府号令天下的。城市和农村面对的问题完全不一样，用一个规范去约束各地的教育，肯定是不合理的。因地制宜对中国这样的大国特别重要，微观活动应当主要由地方和学校决定，其实也就是温总理非常强调的一点，教育家办学。

　　第三，建立一个竞争性的高等教育系统。中国的高等教育问题是顽疾，国外政府主要管理义务教育，对高等教育过问甚少。八十年代的教育改革是从高等教育改革开始的，其具有很强的示范性。现在的高等教育，主要问题就是官方化、行政化，遏制学术自由、学术本位的管理理念。同时，高校“千校一面”，追求硕士点、博士点、重点实验室，而不是各按其位，在不同方面满足社会的需要。这主要是单一评价模式的后果，高考本科评估备受诟病之处正基于此。

　　第四，构建一个开放、灵活的职业教育体系。职业教育虽已受到中央重视，但现实中还面临很多问题，其中之一就是教育局办学。职业教育与普通高中不同，其直接面向经济市场、劳动市场，风险更大，成本更高。用教育行政部门办学的模式不大可能成功，必须以企业为主体，面向市场。职业教育管理体制改革，被很多人看成是教育体制改革的突破口。职业教育既重要又薄弱，放松对职业教育的管制包括降低门槛，使其能够从需求入手，因地制宜，灵活发展。

　　最后，是教育教学层面的改革。教育的目的在于每一个学生的自我实现，用这样的目标来取代学历主义。当然，这就需要一种具体的制度化操作，主要就是考试制度和评价制度改革。如果仍然以“升学率”、“分数”作为唯一标准，那么“以人为本”的教改目标将很难实现。在这个层面上，录取制度的改革颇为重要，其是扩大高校选择权的有效途径。是否可以让高校在统一入学考试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个性化要求？在评价学生、选拔学生、录取学生上给高校比较大的自主权。

　　当然，这样民众会比较担心教育公正的问题，高校自主权增加会不会同时也增加了高考腐败？对此我的设想是，首先高校自主招生必须有作为“门槛”条件的统一的“学业能力水平测试”，达到这一标准的才能进入自主招生。另外，用改革的方法促进改革，在允许高校扩大自主权的同时，高校必须首先进行改革，拿出一套能够保障录取公平的制度性办法。如全程信息公开、组成第三方视察团等等。只有进行了前期改革，主管部门才会赋权。这样是不是可以改变因担心腐败，而无所作为的局面。

　　明确方向，制订规划，放权开放，建立机制，双轨探路，重在用人

　　徐景安：教育改革应遵循24字方针

　　当初经济改革启动是基于对整个国民经济形势的判断。文革以后，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但还是认为莺歌燕舞，形势大好。邓小平认为，中国和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断扩大，不是20年、30年，可能是50年了。这是启动改革的基本判断。现在对于教育形势，教育主管部门也认为形势大好，以在校生规模为成就。但过去是60%的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现在一流大学80%都找不到工作。这不能全怪罪于经济危机，我们的教育不能培养出适用人才，这是教育追求数量、规模，不求质量、品质而产生的危机，有可能演化为社会危机。企业生产的产品不合格，是企业的失败。教育培养不出适用人才，是教育的失败。

　　教育领域在拨乱反正中倒退，在改革开放中逆行。文革结束以后，来了一场拨乱反正。经济领域确定了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改革。而教育领域在拨乱反正中停留在恢复教育，向五十年代教育回归。结果教育领域在考试第一、分数第一的应试道路上越走越远。

　　我认为，进行教育体制改革应遵循24字方针：明确方向，制订规划，放权开放，建立机制，双轨探路，重在用人。

　　明确方向。教育从政治性、行政性、工具性转为人文性、公共性、学术性。教育是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服务的，应以学生为本。教育是一项公共服务，是政府应尽的责任，不是政府的特权，不能由政府垄断。教育是心智、思维、智慧的开启与训练，需要自由与创造，不允许压制与管制。

　　制订规划。根据改革方向与目标，确定实施的步骤。中央多次作出教育改革的决定，但都没有相应的实施规划，必然流于空谈。可借鉴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制定总体改革规划和年度改革规划，保障改革有序推进。

　　放权开放。教育改革从向学校放权，向社会开放起步。学校是教育的主体，由校长治校、教师治教。办学主体向社会开放，符合条件都可以办学。办学资金向世界开放，允许各类资金投入教育。

　　建立机制。放权开放的前提是必须建立约束机制，办教育毕竟与办企业不同。办教育无法实行质量三包，必须由政府与社会承担监管责任，并发挥专家的作用。教材编写、教师资格、校长人选、职称学位都可由各类专家委员会来评审。学校决策由出资方与社会人士组成董事会承担。教育行政部门进行宏观管理与微观监督。

　　双轨探路。教育改革是一个大系统，不可能一揽子全面起动。保留老的一轨，用新的一轨探路，是经济改革的成功经验。可以选择如民办教育、职业教育，选择某类地区、某类学校如贫困地区或富裕地区以及有条件的学校，进行试点，摸索经验，逐步推进。

　　重在用人。一个不想改革的人会找千万条理由拒绝改革，一个想改革的人会千方百计探索改革。教育改革就是要依靠有改革意识的人去推动。选择有改革意识的老师去当校长，有改革意识的校长当教育局长，有改革意识的局长当教育厅长，有改革意识的厅长当教育部长，教育改革就能打开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