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一领域投入极深，而忽视更广泛的做有思辨能力的公民的机会，那将是耶鲁的失败。

　　陈志武：美国的教育不是为了考试，而是让人有头脑

　　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面对很多挑战，现在提的较多的是要把中国建设成为创新型国家。建设创新型国家为什么艰难？产业结构升级为什么难以实现？原因当然包括法治制度、产权保护及国有制问题，但也与中国教育体制的改革问题紧密相关。

　　从历史来看，产业结构的变化与教育方式、教育理念和教育结构的变化总是相辅相成的。如从某种意义上，科举考试对于专制的农业社会是行得通的。在“小政府”的专制统治中，当官的也用不着宏观调控经济。

　　时代前进， 教育也应与时俱进。在日本、韩国和中国变为世界工厂前，几乎所有的美国州立大学和工程学院都侧重于技能型的工程系科。但经济发展促成了教育的全面转型，目前美国服务业占GDP的85%以上，美国教育体系已经转为侧重通识教育，培养通才。也基于此，耶鲁制定的对本科生的培养理念是：如果学生在大学从耶鲁毕业后，在某一领域投入极深，而忽视更广泛的做有思辨能力的公民的机会，那将是耶鲁的失败。

　　产业结构升级绝对是受教育约束的。中国的教育则侧重硬技术，由此产生的人才结构，使中国即使想实现从制造业到服务业的转移也非常困难。从上幼儿园到读研究生，中国教育一直强调死记硬背应对考试，强调看得见摸得着的硬技能。科学和工程几乎被所有家长、老师所认同，这样的教育体制使中国差不多也只能从事制造业。建立创新型社会必须侧重思辨能力的培养，也必须重视综合人文社会科学的训练。只看重硬技术、偏重训练工程思维，这样离开市场和人性的研究，难以建立价值。

　　为了支持以服务业为主的创新型社会，美国在小学、甚至是幼儿园时期，每年都会安排涉及科学、一般人文社会、语言方面的课程，每门课程完全由授课老师决定教材和内容。以人文社会课程为例，可能先是重点了解亚洲不同国家的历史和现状，然后是非洲、拉美等等。从幼儿园到小学，讲的深度会慢慢上升，但差不多每年或者每两年就会绕着五大洲讲一圈。但就是这种非常广泛的了解，从小培养了美国孩子“全球化”的视野与思维。

　　在美国， 思辨能力的训练自幼儿园开始就是教育的重点。具体表现在两方面：其一是课堂表述和辩论，老师给孩子们很多表述的机会，让他们针对某个问题各抒己见或辩论。其二是科学方法的训练，多数校区要求所有学生在小学四、五年级掌握科学方法的实质，这不仅为学生今后的学习、研究打好基础，而且为他们今后作为公民、选民做好思辨方法论的准备。而现在为止，我接触的一些国内博士研究生、甚至科学家，从他们研究、思考和做论文的方法上，很难看出他们理解科学方法的本质。

　　美国的教育不是为了考试，而是让人学会思辨，培养头脑，避免被愚弄。思辨能力的培养，让学生听到任何话都自然去怀疑、审视，然后去寻找证据证明这个话逻辑上、事实上或数据上是否站得住脚。这种习惯看起来简单，但却是培养自主思考非常重要的开端。同时，还能够把思想表达得很清楚，给人以足够的说服力。在目前，中国经济社会转型、产业结构升级、创新型国家建立等多方面愿望和渴求迫切时，实现这种教育转型尤其重要。

　　高等教育大规模发展带来的可能不是社会科技和生产效益的全面提高，而是社会性的过量教育和就业困难。

　　我对于高校的教育改革的建议就是：“做中学”、“产学合作”和“国际化”。

　　查建中：比利时，学以致用才是标准

　　据麦肯锡对89家跨国公司的调查：5年内，在中国约28万家外企需要75万大学毕业生，约占同期中国大学可提供优秀人才的60%。未来3年，跨国公司在中国需要7.5万名能在国际环境下工作的高级管理人才，现在中国只能提供3到5千人；中国每年需要软件人才50万，并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长，但中国大学每年只能提供20万名IT专业合格毕业生。与此同时，2009年全国有700多万大学生正经历“就业寒流”的袭击。

　　这反映了我们的教育与社会严重脱节。大学的定位应该是为职场培养合格人才，把毕业生就业能力通过就业率和就业质量的测评准确反映出来，再与职场需要的能力对比，把差距反馈到教育过程中进行调整，才能逐渐接近目标。如果不把就业当作教育改革的重要环节，我们一定办不好教育。不对毕业生就业人才市场进行评估或评估不准，或在就业率统计中注水造假，都不能找出正确的改革措施来纠正教育的偏向，甚至会误导教育改革的发展。

　　全球最大的农业机器制造和供应商JohnDeere公司中国总裁在“北京机械工程教育论坛”中评价中国工程师时指出，中国工程师缺乏实践经验，对于企业文化接受和认同慢，缺少决策的能力，缺乏交流技巧，英语表达不流利，工作效果差。中国拥有庞大的工科学生数量和很高的工科学生比例，拥有世界上最广大的优秀工科生源，但中国的高校培养目标脱离社会需求，轻视就业能力的培养；在办学机制上，中国的工科高校大多是“关门办学”，缺乏产业和社会的沟通互动。

　　我对高校教育改革的思路分为三点，即“做中学”、“产学合作” 和“ 国际化” ， 将教学方法论、办学机制和人才培养目标有机统一起来。

　　“做中学”只有通过产学合作的办学机制才能全面地实现，学习的目标成果必须符合产业要求，做的“项目”来自产业，而不是学校实验室。教师或可邀请产业工程师任教，通过“做中教”实现“做中学”。同时产学合作也需要以“做中学”的方法论加以实施，学生的能力只有在实践中得以实现，产业的评价才是符合社会需求的。

　　比利时的GROUP T大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所大学尽管不是名校，但它的毕业生90%都能达到国际化标准。衡量标准之一就是毕业生在跨国公司找到工作并且获得好评。在GROUP T大学的第一年是通识教育，所有人都学习基础课程，不分专业；到第二年，会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实习的公司企业，在企业里会有工程师进行指导；在学生毕业答辩时，也是由学校的任教老师及企业的指导工程师共同举行。真正做到学以致用，而不是用分数评价将高等教育引向“学以致考”的误区。

　　学生国际化教育的本质是按照国际标准培养人才，包括国际产学合作，使学生具有国际产业经验；在校园里建立国际化教育环境，培养学生国际视野、了解多元文化、与不同国家留学生交流沟通；国际交流合作，使学校和教师形成国际化视野、能力、水平。这样的改革思路同样适用于人文科学领域，其一样需要与社会现实相结合，以推动社会进步为目标，需要学生具有务实精神，不能脱离实际。

　　中国本科工程类专业毕业生中仅有1 0%达到跨国公司用人标准，印度为25%，发达国家如比利时高达75%以上；在国际竞争力排名中，中国的科技人员总数名列前茅，但获得合格工程师的百分比则非常靠后。

　　由此可见，在中国过剩的并不是人才，而是人员。这一现实应该成为高校改革的推动力和目标指向。

　　高等教育大规模发展带来的可能不是社会科技和生产效益的全面提高，而是社会性的过量教育和就业困难。

　　萧今：可借鉴香港的免税助学经验

　　美国实行十二年义务教育，以其体现社会公平，让每个人有机会与能力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与目标。免费的义务教育需要强大的财力支持，但联邦政府不为各地的学校提供资金，各州政府的支持也只占学校经费很小一部分。各地学校的经费主要由学校所在的社区，即学校所在的村镇城市通过征收房产税来提供。

　　在高等教育方面，美国在校大学生共计1800万人，其中就读公立大学的占80%。州政府财政拨款在许多公立大学资金来源中的比例已越来越小，社会筹资的比例在增大。如在迈阿密大学的预算中州财政资金仅占资金来源的15%，这个数字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仅为12%，科罗拉多大学则只有9%。虽然名义上还是公立大学，但相当一部分学校越来越依赖于社会的各种资助。　

　　香港的大学在这方面也有所体现。香港鼓励捐款的免税制度异常发达。良好的法治基础及建于其上的信用制度，使香港推行了捐款自动申报制，政府根据个人申报的捐款数额返税以鼓励个人和企业捐助教育。这种经验可供学习。比如鼓励民间办学，不一定非要民间办学校，可以采用捐款免税的制度，鼓励地方企业家捐款，为当地成绩优异的贫困学生提供奖学金。这是更具可操作性、也更长远的办法。从长期发展来看，过度依赖政府补贴不利于学校良性自主发展。

　　教育的最终目标是为了推动社会发展，使每个人都可以参与政治经济生活。这样一来，我们就必须提出一个问题，是不是只有正规教育才最重要？全球化进程中，人力资本投资被视为提高企业竞争力和国家经济实力的一项重要策略，人力资本也是决定社会群体和国家经济分化程度的一项重要因素。正规教育一直是众多国家人力资本投资的重点，但长期的调查及数据分析证明了一个结论：我们过度夸大了正规教育的作用。过度强调正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大规模发展，带来的可能不是社会科技和生产效益的全面提高，而是社会性的过量教育和就业困难，从而导致社会性的经济低效益。

　　英美的教育学家在电子技术刚应用于生产时，就指出继续教育和终身教育的意义，即随着人口平均寿命增长、社会变化加快、知识和技术更新的周期缩短，一代人在一生中会经历几次重大的社会变迁，这是从未有过的现象。快速发展的社会要求人有工作和生活的充分能力，一种包括知识、技能和观念在内的综合素质。只依靠青年时代接受的正规教育，就不足以应付一生中接踵而至的社会冲击和技术变化。中国过去20年的发展，就是现代社会本质一个明显的例证。

　　面对社会进步的挑战， 各国的教育政策都开始趋向于在职培训和成人教育。最近，经合组织对六个成员国的成人教育发展动向进行了一项调查，发现成人对学习的不断需求和为成人提供教育机会的机构， 都呈“ 悄然无声的爆炸状态”。先前位于教育体系边缘的成人教育，已成为向社会提供教育的主要机构，也是目前教育改革需重视的要点。

　　为国家制订适当的教育目标和教育投资政策并时时客观地评审这些目标政策，是政府和教育机构不可忽视的工作。但政府和商界往往急于得到大量优质的高技术人力资源，草草制订不切实际的教育政策；家长们为了使孩子夺得进入现代社会的“优等门票”，也早早的将孩子推进竞争重点学校的漩涡中。这些矛盾需要我们理性地进行厘清并正确引导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