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让国家安全更为复杂

　　我们一些企业领导人，可能对“合作”的渴望大大超过了对“竞争”的认知，多沉醉于谈判桌上握手签约，而对经济合作及商业交往中的风险认识不足。

　　撰稿·任蕙兰(记者)

　　“力拓门”引发了公众对于我国经济安全的关注，《新民周刊》专访了国际关系学院国家安全学教研中心主任、《国际关系学院学报》主编刘跃进教授。

　　《新民周刊》：日前，上海国家安全局公开确认力拓上海四名员工因涉嫌窃取国家机密而被拘留，您有何看法？

　　刘跃进：由于“力拓案”的具体案情还没公开，因而现在具体谈论这件事为时过早。目前可以判断的是，上海市国家安全机关证实澳大利亚力拓集团上海办事处的四名员工被拘留时，用的是“涉嫌窃取中国国家机密”一语，这说明当商业秘密超出一定范围、达到一定程度、相互之间形成特定关联时，就可能成为国家秘密。例如，一个电器企业的某种产品被用于某种新型战舰上时，相关的商业秘密就可能升级为国家秘密。

　　我们现在通常说的“国家经济安全”，就是指已经影响到国家安全的经济问题。众所周知，钢铁不仅广泛用于民用制品，而且也用于军事产品中。钢铁尤其是特种钢铁的生产情况，能够反映出一国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的发展情况及方向。这些情况如果大规模地被他国所掌握，后果不堪设想。

　　“力拓案”将来庭审和判断时可能会面临一些问题，例如普通经济或商业问题与国家安全问题的准确界线在哪里，谁有权做出这种判断，通过什么样的合法程序来保障这种判断的及时和准确。

　　《新民周刊》：您认为应该如何定义经济安全及其领域？

　　刘跃进：在当代非传统安全观的视野中，国家安全不仅包括军事、政治、主权、领土安全等“传统安全要素”，还包括文化、科技、生态、信息安全等“非传统安全要素”。在全球化时代，国家经济安全尤其需要受到重视。因为一旦它受到威胁，也可能波及国家的科技、技术乃至国防安全。

　　迄今为止，对于“国家经济安全”还没有一个普遍的科学定义。在我们编写的国内第一本《国家安全学》中，经济安全一章的作者张澜涛把当前的国家经济安全分为七个方面，包括资源安全、国有经济安全、国家财政安全、金融安全、农业经济安全、商业秘密的保护、市场安全。由此可见，商业秘密的保护是国家经济安全的内容之一。

　　《新民周刊》：安全部门介入力拓案是否意味着商业机密已上升到国家机密？

　　刘跃进：国家安全机关介入“力拓案”，仅仅意味着其初步认定其中的商业秘密涉及到了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需要作为国家秘密来处理，但并不能肯定其中所有的商业秘密都是国家秘密。

　　当然，某些商业秘密“天然”就是国家秘密，如军工企业的商业秘密。

　　《新民周刊》：目前经济安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国家安全”的概念是否会被过度使用？

　　刘跃进：在当代的安全研究中，国际上以布赞为代表的哥本哈根学派提出了“安全化”，中国学者近年来经常用“安全泛化”。这两个相近的概念，针对的都是冷战结束以来世界范围出现的一种现象，即许多原来没有划归“安全”或“国家安全”范围的问题，近年来越来越多地被置于“安全”或“国家安全”的名下，这主要有生态环境问题、文化传播问题、经济贸易问题等。学术界并没有否定生态环境、文化传播、经济贸易等领域的某些问题可以成为“安全问题”或“国家安全问题”，而是认为这样一种趋势要保持在合理的范围内，不要无限制地扩大下去，不要“扩大化”。

　　同时，这两个概念在国际国内几乎同时出现，不仅说明更多的学者已经把许多在传统安全观看来不属于“国家安全”的问题，纳入到了“国家安全”论域中了，而且说明这种趋势在学界已经取得了某种“共识”，这其中也包括提出和赞同“安全化”和“安全泛化”这两个概念的一些学者在内。现在的问题在于如何“划界”。这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现实问题，包括在“力拓案”中，这也是一个学理性、技术性、政策性都很强的重要问题。

　　《新民周刊》：经济全球化时代，我国经济安全受到哪些威胁？

　　刘跃进：就像冷战期间的安全形势比二战时期的安全形势总体上缓和但却变得复杂一样，后冷战时期的安全形势在总体上也比冷战期间缓和了许多，但经济全球化让各国经济安全形势比过去更为复杂了。

　　近年来，由美国次贷危机导致的金融危机及某种程度上的经济危机，与上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相比要复杂得多，因为全球化使各国成了一个“一荣共荣、一损共损”的生存共同体。经济全球化对包括金融风险在内的整个经济风险的不断强化，正是目前各国经济安全和整个世界经济安全面临的最大威胁。

　　至于像“力拓案”这样一些存在于经济领域的泄密窃密现象，以及人们常说的“商业间谍”或“经济间谍”问题，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威胁国家经济安全甚至整个国家安全的传统因素，并不是什么新事物。我们一方面不必要大惊小怪，另一方面又必须高度重视。

　　《新民周刊》：您认为目前我国公众是否已具备经济安全意识？

　　刘跃进：正是由于冷战结束后安全形势缓和了，大规模军事冲突特别是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了，人们便逐渐忽视了现实生活中依然存在的“隐蔽斗争”，有点“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样子。中国古代安全智慧之所以强调“居安思危”，就是因为多数人常常是“居安自得”。

　　对于经济安全来说，情况也是这样。我们一些企业领导人，在各种国际性商业及经济活动中，可能对“合作”的渴望大大超过了对“竞争”的认知，多沉醉于谈判桌上握手签约，而对经济合作及商业交往中的风险认识不足。普通百姓经济安全意识不强固然是一个需要重视的问题，但政府更需要重视并采取有效措施加强的，还是那些掌握了国家经济命脉和企业经营大权的高官和高管们的国家利益观念和国家安全意识。此外，比国家安全教育更重要的，是要强化对相关高官和高管的国家安全监督和约束，并逐渐形成一套有效的国家经济安全管理体系。

　　《新民周刊》：力拓案对我国国家安全领域的研究有怎样的意义？

　　刘跃进：在我国，国家安全理论研究和国家安全法治研究始于上世纪90年代，发展至今也不过10来年的时间。从全世界范围来看，国家安全领域的许多问题至今都还没有给予科学的对待和解释，甚至在我国高等教育专业目录中一直都没有“国家安全”字样，高校中也没有设置相关专业。这种状况，与国家安全在全球化时代的复杂形势和迫切需要是极不相称的，也是需要迅速改善的。

　　“力拓案”侦查和审判，可能会暴露出国家安全领域学术研究的不足、社会和传媒对国家安全的关注与了解不足，同时也可能成为推动我国国家安全学科建设的有利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