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借王蒙小说冲击党内官僚主义
“双百”方针提出后，不仅引发了文艺理论与文艺批评上的争鸣，也召唤出文学创作的繁荣。一年之内，新办的文艺刊物有近二十种之多，包括在全国有影响的《诗刊》《收获》《剧本》《文学研究》等，《文艺报》也改为大型周报。“双百”方针使一大批老作家再次受到鼓舞。许多早已搁笔的跨时代作家如周作人、沈从文、汪静之、徐玉诺、饶孟侃、陈梦家、孙大雨、穆旦、梁宗岱等又相继发表文章或作品，出版部门出版了(或计划出版)徐志摩、戴望舒、沈从文等作家的作品选。最能显示“双百”效应的，是一批新生代作家披露内部矛盾的作品的出现，其中包括《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改选》等，大胆反映人民内部的复杂矛盾，批判了官僚主义和其他阻碍社会主义建设的消极现象。流沙河的《草木篇》是以讽刺和象征的诗歌形式，体现了同样的现实战斗精神。另一批作品，如陆文夫的《小巷深处》、宗璞的《红豆》等，则涉及了当时不敢轻易描写的爱情生活题材，揭示了人物丰富复杂的情感世界。
王蒙的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在文坛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小说最初发表于《人民文学》1956年9月号，发表时编辑部对其有所改动。王蒙时年才22岁，却是具有八年党龄的“少年布尔什维克”，共青团北京市委干部。小说讲述了一个对新中国和革命事业抱着单纯而真诚信仰的青年人林震，来到中共北京市某区委会组织部工作后所遭遇的矛盾和困惑。刻画了刘世吾、韩常新、王清泉等新老官僚主义和蜕化变质分子的典型形象，同时，又通过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林震的形象，展示出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这篇作品是王蒙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鼓舞下积极干预生活的一种尝试。多年之后，作者回顾说：“1956年‘双百’方针刚刚提出时便立见成效，很快就出现了新的各种各样的作品和新的艺术探索。我自己也是在‘双百’方针的鼓舞下创作了《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因为它为文学艺术家们创造了一种轻松自由的气氛，它鼓励了人们进行批评的勇气。”
《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发表后引起了热烈的争论。从1956年12月起，《文艺学习》编辑部先后收到有关稿件1300多篇，编辑部连续四期发了25篇，《人民日报》《文汇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和《延河》杂志也先后发表讨论文章。主要声音是否定王蒙的，但也有支持王蒙的，如刘绍棠、邵燕祥、邓友梅、唐挚、王愚等人。他们认为王蒙的小说严
酷地、认真地忠诚于生活。起初的讨论大体还在学术范围，接下来的批评越来越严厉了。1957年1月29日，中国作协党组召开会议专门讨论这篇小说，据郭小川保留的记录稿记载：对王蒙的小说“最初，歌颂占80%。现在，中间大，两头小”。在公开的批评中，李希凡、马寒冰的文章具有代表性。李希凡说：在典型环境的描写上，由于作者过分的“偏激”，以我们现实中某些落后现象，堆积成影响这些人物性格的典型环境，而歪曲了社会现实的真实。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的马寒冰从“典型环境和典型性格”这一文学范畴出发，认为像小说描写的这样的区委会是完全不可能有的，至少在中共中央所在地的北京市不可能有这样的区委会。
这些批评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毛泽东站在了王蒙一边。他说，王蒙“写了一篇小说批评共产党工作中的缺点，部队几位同志就‘围剿’，说北京没有官僚主义。北京怎么就没有官僚主义？”1956年至1957年春，毛泽东多次讲话支持王蒙。最早是在1956年11月的省市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表态不赞成批评王蒙的人的观点。1957年2月26日，在颐年堂的一次座谈会上，毛泽东主要谈文学批评问题，他说：“王蒙写了一篇小说，赞成他的很起劲，反驳他的也很起劲，但是反驳的态度不怎么适当。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正在讨论，问题在于批评态度。小说揭发官僚主义，很好，揭发得不深刻，但很好。”3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又对王蒙的小说给予肯定，他说：“最近就在北京发生了一个‘世界大战’，有人叫王蒙，大家想‘剿灭’他。总而言之，剿不得，违犯了军法，军法从事。我也是过甚其词，就是有那么几个人，写了那么几篇文章。现在我们替王蒙解围，要把这个人救出来，此人虽有缺点，但是他讲正了一个问题，就是批评官僚主义。”这时，毛泽东正想借知识分子的批评冲击党内官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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