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全民体育”从容国团夺冠开始，周恩来把容国团夺冠和建国十周年一起列为1959年的两件大喜事

　　苏枫

　　是他让中国人从此爱上乒乓球。

　　他喜欢弹着吉他唱猫王的歌，酷爱毛泽东诗词。

　　容国团的一生短暂而绚烂，从1958年到1967年，他先后作为运动员和教练，为中国乒乓球拿了三个“第一”——第一个男单冠军、第一个男团冠军和第一个女团冠军。

　　2009年，距离他为中国夺得第一个世界冠军，正好50年。

　　1959年的两件喜事

　　1952年，容国团15岁，参加香港乒乓球公开赛，崭露头角。

　　1957年9月，容国团到北京参加省港澳乒乓球运动员友谊赛。当时他又高又瘦，还患有严重的肺结核病，用“野路子”打败了全国冠军王传耀。

　　这匹黑马被时任国家体委主任的贺龙看中。应贺龙邀请，19岁的香港人容国团走过深圳罗湖桥，进入广州体育学院，他用日记记录下当时的心情：“这是我走向新生活的第一天，我心里充满了幸福感。”

　　当年，容国团代表广州队参加了全国九城市乒乓球赛，第二年5月加入国家队，为1959年在西德多特蒙德举行的第25届世乒赛备战。这期间，他喊出后来激励了无数中国人的口号——“人生能有几回搏”。

　　同为第一代乒乓球国手的庄家富对《新世纪周刊》说：“1958年，赶上大跃进的年代。他写毛笔字特别好，曾用毛笔字写过一个大标语，从四楼到一楼的长条幅，十个大字：‘不拿世界冠军死不瞑目！’后来在备战会上，他又跟大家讲‘人生能有几回搏，我在25届世乒赛上，不拿世界冠军死不瞑目！’当时很多队员，包括我，都觉得这小子在吹牛。后来熟悉了，发现他既有雄心壮志，训练也十分刻苦，技术又非常全面。”

　　一年之后，容国团的豪言壮语实现了，他为中国夺得了第一个世界冠军。周恩来总理将容国团夺冠和十周年国庆并列为1959年的两件大喜事。

　　50年前在多特蒙德发生的一切，庄家富至今仍记得很清楚：“前八名里，中国运动员有四个，我、王传耀、杨瑞华、容国团。后来我们三个都被淘汰了，就剩容国团孤军奋战。他在半决赛遇到了美国老将迈尔斯。五局三胜制，他零比二落后，当时我们都非常紧张，觉得可能不行了。就在这个时候，他突然改变战术，跟迈尔斯比搓功。最后比分21分都还没到，迈尔斯主动找容国团握手认输，不打了。”

　　“接着决赛，对打匈牙利的老将西多。当时男队教练傅其芳因为政治原因不能出国，由我任代理教练，跟容国团算是亦师亦友。决赛前夜的战术会上，我提出要改变打法，对方削球时不给他反攻机会，加强进攻时球的旋转能力。比赛开始前，我发现匈牙利已经买好花放在旁边，就等西多赢了上去献花。”

　　最后一个球打过去，容国团攥紧拳头跳了起来。这一天，象征世界乒乓球最高荣誉的圣。勃莱德杯，永久刻上了“RongGuoTuanChina(中国容国团)。”

　　妻子黄秀珍说容国团其实一点都不喜欢炫耀，几次去中南海，回来还是平常心。黄国珍问他为什么一点都不激动，他说报纸上都讲平常心对夺冠有好处。去多特蒙德前，容国团就对妻子说过，“我这是糙瓷碰玉器，没有包袱，我不怕！”

　　1959年4月6日，容国团夺冠第二天，《人民日报》头版发表社论。此后，各种庆功活动接踵而至，周恩来在北京饭店请乒乓球代表团吃饭，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容国团等乒乓球运动员。1959年5月1日，盛大的庆祝活动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容国团和兵乓球友一起组成方队，表演着各种击球姿势经过天安门。

　　困难年代的三项冠军

　　1960年，中国差点被严重的经济困难击倒，整个国家的建设几乎停顿。贫困并没有挡住新中国第一次举办世界级体育比赛的热情。为了迎接第26届世乒赛，圆形的工人体育馆在北京东郊建成。

　　“一定要办得像个样子！”国家体委主任贺龙一字一顿地说，他决心用第26届世乒赛展示中国的形象，全国精挑细选了108名运动员精英，集合封闭训练，容国团和庄家富都是其中。

　　庄家富说当时日本队有一个秘密武器弧圈球。日本队在本国的乒乓球杂志上说已经用弧圈球已经打败了欧洲，马上要用弧圈球打败中国。“什么叫弧圈球，我们都不太清楚，只能想象。就在离比赛开始还有一个星期的时候，我们听说了日本队马上要访问香港，我就被派到香港，装扮成一个学生去看日本队的现场。”

　　“我戴一副大墨镜，拿报纸遮住自己的脸，因为以前我跟日本的好几位队员都打过球，怕他们认出来。日本队拉弧圈球最好的队员是星野，他那天对香港冠军吴国豪。星野一拉弧圈球，吴国豪就削不到。观众看不明白，就骂吴，‘你回家捡大粪吧！球那么高、那么慢，你还削出界！’我想笑又不敢笑，把弧圈球的技术特点和破解规律，都偷偷记在报纸的白边上，把情报带回到北京。”

　　1961年4月9日晚，中日团体决战。对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来说，体育绕不过政治，这场决赛有超越体育之外的深意。

　　女子团体决赛先行开战，邱钟惠和孙梅英迎战日本的上届世界冠军松崎和伊藤，最后屈居亚军。

　　接着，中日男子团体决赛开始。一共八盘。第一盘庄则栋猛扣星野的弧圈球，先胜一盘。第二盘徐寅生输给了日本的一个新手，第三盘容国团也失利了。就在中国一比二落后日本的形势下，徐寅生再次上场，连扣星野十二大板。直至今日，“徐寅生十二大板”在乒乓球爱好者中仍然被津津乐道。第五盘庄则栋又拿下一分，第六盘容国团输给木村，第七盘徐寅生胜荻村。此时总比分四比三，第八盘比赛，此前丢掉两盘的容国团再次出场，关键时刻战胜星野，锁定胜局。

　　中国男队五比三战胜日本首次夺得男团冠军，这个新闻迅速轰动中国。第二天，邱钟惠在女子单打决赛中首次夺冠，中国再次沸腾了。

　　1963年，第27届世乒赛在捷克首都布拉格举行，中国男队蝉联男子团体世界冠军，并获得男子双打和男子单打冠军，但女队一个金牌都没拿到，国家体委要求女队在下届比赛上打一场翻身仗。容国团临危受命，担当中国女队教练，终于在1965年第28届世乒赛上带领梁丽珍、郑敏之、林惠卿等乒乓女将捧回了中国第一个女子团体冠军考比伦杯。

　　政治漩涡中的一次抉择

　　1966年，中国乒乓球队被卷入政治漩涡，世界冠军成了“修正主义尖子”，每个人都无法控制自己的命运，容国团也不例外。

　　“当时国家体委分成两派，一派是掌权的，叫造反大队；一派是保守派，叫毛泽东思想兵团。我是国家田径队的，和容国团一起，都属于保守派。当时情况特别混乱，好多以前的队员和朋友，几乎一夜之间突然就跟我们翻了脸。很多人不和我们来往了，见了面也不打招呼。”黄国珍说当时容国团的精神压力很大，面对当时“谁在世界上成绩越好，就越反动”的批斗口号，容国团沮丧地说“干这一行没有什么奔头了！我不能为国争光，对自己的事业失去信心了。”

　　容国团、傅其芳和姜永宁都是从香港来的球员，三个人都被怀疑是香港派来的特务。傅其芳、姜永宁与很多昔日世界冠军一起被革命委员会关了起来，容国团因为家庭出身好(是贫农)，没有被软禁。

　　1968年4月、5月、6月，连着三个月，一个月走一位，傅其芳、姜永宁、容国团先后自杀，跟三位运动员从香港回到大陆的顺序相同。

　　1968年6月20日，容国团在北京劲松养鸭场边的一棵大槐树上吊。他的上衣口袋里有一个红皮小本，留了两页纸。一页写着“爸爸、秀珍、小秋(容国团唯一的女儿，当时两岁)：我要连累你们，真是罪恶，我很对不起你们，请永远忘记我吧！”另一页是写给体委造反派和革命委员会的：“我爱面子甚于生命，我是清白的。我站错队了。不要怀疑我是敌人。我热爱党！热爱毛主席！向毛主席请罪！”

　　黄秀珍一直记不起当时的全部情形(或者潜意识里根本不想记起)。她只记得当时连路都走不了，是被别人拖着去的现场。“然后是造反派的人给处理的后事。我后来回家，家被抄了。所有的照片、信件什么的，都被抄走了，想继续调查容国团。”

　　幸运的是，容国团年轻时写给黄秀珍的情书还在。“我很坦然，一直相信他是清白的。他是个心地单纯的人，从小没受过大的挫折。别人说你以后再也不能参加世界比赛了，再也不能打球了，运动员要当服务员，服务员要打球，他就真的相信，对事业感到绝望了。”

　　如今的黄秀珍替丈夫原谅了当年对他们冷脸相向的人：“时代就是这样的。当时最难、最难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帮我们，没有一个人为我们说话。现在他们跟我打招呼，我也不会不理。毕竟，这不是一个人的错误。”

　　因为文革，中国乒乓球代表队没有参加第29和第30届世乒赛。

　　1971年3月，第31届世乒赛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中国乒乓球代表团是中国自文革以来派出国外的第一个大规模体育团体，中国男队再夺男团冠军，重现辉煌。中美关系是第31届世乒赛上的最大政治新闻，中方宣布“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自此开启了70年代的“乒乓外交”大幕。

　　1978年6月23日，容国团去世十年后，国家体委为容国团、傅其芳和姜永宁平反。为纪念三位运动员，中国乒乓球协会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举行“三英杯”乒乓球邀请赛，每年分别由北京、上海、广东、香港、澳门五地轮流主办，比赛的宗旨是缅怀英杰、发扬传统、增进友谊。

　　《人民日报》1978年6月24日的消息为容国团恢复名誉：“容国团同志是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好同志？?是在党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一名又红又专的运动员、教练员，为攀登乒乓球运动技术世界高峰，发展我国体育事业建立了功绩，多次受到毛主席、周总理和贺龙副总理的接见，曾荣立特等功。体委的决定宣布，过去强加给容国团、傅其芳等同志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辞一律推倒，过去所作的错误决定予以撤销。”

　　容式打法：

　　容国团擅长直拍快攻打法，球路广，变化多，精于发球，推、拉、削、搓和正反手攻球技术均佳，较好地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左推右攻打法，并创造了发转与不转球、搓转与不转球的新技术，在比赛中运用战术灵活多变，独具特色。中国乒乓球近台快攻的技术风格，就是在总结了他的技术经验之后，由“快、准、狠”发展为“快、准、狠、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