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外交之1979：中国对越反击战不得不打
【1979年2月】
中国对越反击战：不得不打
本报记者 于冬 发自北京
越南“多年来一直有个成立中南半岛联邦的美梦”，而中国被视为最大障碍，因此，中国不得不与苏越展开一场具有战略意义的角逐
“从亲如兄弟到反目成仇，我就是见证了中越历史的活本本。”这是一段骇人听闻的历史，现年72岁的阮东策老人作为一个普通人，自然也无力逃脱历史的宿命。
在20世纪50年代越南人民抗击法国殖民统治的斗争中，中国曾是越南最大的后援国，不仅向越南提供了大量武器装备和军需物资，还直接派出大批军事顾问团帮助越军指挥作战。
然而，这种善举换来的却是25年后的“恩将仇报”，越南当局大搞排华运动。据2009年5月俄罗斯外交部解密的档案资料显示，1975年至1984年间，至少有150万像阮东策这样的越南华侨被驱逐出境，而他们世代辛苦积累的财产也被越南当局据为己有。
大量越南华侨被迫返回祖国
1978年7月，越南广和，刚逾不惑之年的阮东策与大哥一起带领家族回归祖国。坐在中国政府派出的解放牌卡车上，阮东策无论如何也难以理解眼前的一幕：挎着步枪的越南士兵虎视眈眈地面对着撤侨的中国车辆，偶尔会看到远处有黑色的浓烟升起，“许多华人不愿离开越南土地，越南士兵就把他们的房子全部烧毁”。而奉命接侨的中国卡车则不能理会这些，只是小心翼翼地在插满竹签和地雷遍布的道路上前行，他们的目标是广西边境上的一个临时安置点。
时隔31年后，面对《国际先驱导报》的采访，现随次子居住在广西南宁的阮东策老人多次提及他的父亲离开越南时的一句话，“如果再晚几天走，我们就能把那些快要熟了的11亩水稻收割干净”。
自清朝康熙年间，阮东策的先人就跋山涉水来到越南广和的一处山间田野，将一片不毛之地，改造成了稻浪飘逸、瓜果飘香的世外桃源。山寨中的1000多名华人同越南土著人一道缴纳赋税、服兵役，同样并肩作战拿起武器抵抗法国人和美国人的入侵。
“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他们的笑容，尽管我不认识他们，但知道他们才是亲人，”阮东策清晰记得当年中越边境几名解放军战士和民兵们的笑容，在流离失所的人群中，这是一种莫大的慰藉。
不止于此，在首批近20万越南华侨撤回中国境内后，越南当局变本加厉，大肆策划反华排华活动：对中国的西沙、南沙群岛提出领土要求，并企图掠夺中国北部湾；随后，越南当局采取实质行动，武装挑衅中国，在中国领土上埋设地雷。广西档案馆资料表明，1978年8月至1979年2月，越南军方侵占我领土160余处，进行武装挑衅700余次，打死打伤我边境和平居民300多人。
不仅仅是惩罚
美国战地记者亨利·莫尔在《越战前后目击记》中的记录也印证了一点：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应该打。
亨利·莫尔用他锋利的笔触记述了越南当局的排华暴行：居住在越南北部的华人周荫茂一家依靠捕鱼为生，过着基本温饱的生活，但在随后越南当局掀起的排华浪潮中，周荫茂27岁正在怀孕的妻子惨遭强暴，他们的三个孩子也遭到了残酷的殴打。1978年4月，连续的打击和威胁迫使周荫茂一家划着一艘不足6米长的小船，沿着北部湾的海岸航行了两天之后，终于到达了位于中国北海的难民营。
1979年2月17日，愤怒的中国终于决定出兵惩罚越南当局的忘恩负义行为。
时至今日，中国政府决策出兵越南的内幕资料尚未解密，我们只能从国外的相关资料中寻找当年艰辛决策的蛛丝马迹。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在回忆录中透露了一些细节：邓小平认为，越南“多年来一直有个成立中南半岛联邦的美梦”，即使对华一向友好的胡志明也怀有这种想法，而越南则把中国视为中南半岛联邦的最大障碍。
“真正紧迫的问题是，越南可能大举进攻柬埔寨。越南一旦成功掌握整个中南半岛。很多亚洲国家将失去掩蔽。而越南也将成为苏联南下进军印度洋的一步棋。”李光耀分析邓小平的上述表示后指出，一向以务实作风闻名的邓小平做出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决策，不仅仅是对越南排华运动的“惩罚”，而是有更多的现实地缘政治考虑。
中越打仗，中苏边境紧张
“越南接受了教训，但实际上受到教训的却是莫斯科。苏联实力的神话在十分动荡不安的东南亚地区一下子破灭了。”日本《每日新闻》1979年3月6日的一篇题为“打破神话”的报道认为，中越冲突的背后其实是中苏两个大国的较量。
一只蝴蝶在北美煽动下翅膀，就可能引起南美洲的一阵龙卷风。同样，中越的军事冲突也加剧了中苏边境地区的紧张局势。向《国际先驱导报》讲述起当年中苏边境局面时，哈尔滨市双城林业局退休干部王庆喜仍显得很紧张。
“当时我在位于中苏边境的双鸭山林场工作，越南自卫反击战打响后，大家觉得苏联人很可能随时会打进中国，”王庆喜回忆说，当时中苏军队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中国一侧开始有谣言称“苏联军队已经打过来了”，结果大批群众向内地逃散。巧合的是，中国民众自发的转移行为，又被苏联理解为“中国在疏散人口，积极备战”，因此，苏联一侧也随后进行了大疏散。最后，中央弄清了事情后严厉批评了黑龙江地方政府，“不要前方打胜仗，后方出洋相”。
事实上，中国在中越边境地区集结军队的同时，在东北、西北和华北“三北”地区的解放军作战部队也进入了备战地域，随时准备反击苏军可能的军事攻击或军事牵制行动。
不过，苏联并没有履行同越南的军事同盟条约，中苏边境在不安中度过了危险期，没有发生任何擦枪走火的事件。
1979年仅仅是开始
“1979年中越边境冲突，实际上是以中美为一方、苏越为另一方在东亚的一场具有战略意义的角逐，”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宫力教授认为，“教训越南”是冷战时期中美战略协调的一部分。
1979年1月31日，邓小平在访美期间的一次午餐会上指出，“我们大家可以做这么一件事情，苏联在哪里搞(霸权主义)，我们就阻止它，挫败它在世界任何地方的捣乱。”邓小平和美国总统卡特一致认为，苏联在东南亚地区的势力扩张不利于亚太地区的稳定。
为赢得东南亚国家的支持，邓小平也开始改变“文革”时期的华侨政策，不再宣称“向世界输出革命”。
1979年2月17日，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正式打响了。面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摧枯拉朽之势，越南军队节节败退，很快蜗居回河内，中国人民解放军随后闪电班师回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