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左右江湖，贯通河海，“八扈名都，三吴重镇”、“苏常熟，天下足”，这是一片被眷顾的富庶之地。

　　“天下名士有部落，东南无与常匹俦”，这是一座充满人文气息的城市。就连它的自然形貌也充满了诗情画意：地处长江中下游的常州，从高处往下看，像是一把琵琶。

　　吴祖光、周有光、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刘海粟、华罗庚、李公朴……有学者统计，常州所出的杰出人才数，位居全国第四位。

　　一个有底蕴的城市是可以赢得尊敬的。难怪有人将“厚德载物”、“厚积薄发”送予了常州。

　　从2500年前延陵季札在此开邑，这位因“三次让国”、“冢树挂剑”而名垂青史的先贤积淀了这座城市谦义的性格。

　　而盛宣怀、刘国钧两位工商业巨子的出现，继承的是常州学派的“经世致用”，这一基因给中国带来了一次又一次次惊喜。

　　上世纪20、30年代，常州上演着中国民族工业发展史上“罕见的奇迹”。

　　及至70、80年代，乡镇和村办企业又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这片江南土地上——这便是“中国奇迹”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苏南模式”。

　　这片只占江苏省国土面积4%的地方，曾经创造了全省一半的生产总值和税收收入。“小桌子上唱大戏”等常州经验，被写入经济教材。作为全国中小城市的经济样板，常州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形成了以纺织、轻工、电子、机械加工等行业为主的工业体系，拥有2500多家工业企业，职工25万余人，年产值超过50亿元。当时有人这么形容常州人：穿名牌衣料，盖名牌面料，骑名牌车子，背优质照相机，拎优质录音机，家里还放一台幸福牌电视机。

　　在80年代，东风牌拖拉机曾经创下过连续使用9年不出故障的空前记录，常州的农机产品也由此成为国内市场上的紧俏物资。从常州拖拉机厂的销售科到工厂大门，只有短短50米。不管是谁，只要有办法拿到提货单，走到门外就能赚上小半年的生活费。

　　在前一阶段的改革中，常州以领跑者的姿态率先跑完了第一棒。

　　随后，以珠江三角洲为代表的大批三资企业、以温州等地为代表的个体私营经济，开始全面竞争“常州制造”。近水楼台的苏州在外资的带动下，迅速成为仅次于上海的全国第二大工业基地；而常州的近邻无锡，则凭借着远比常州强大的县级经济在竞争中取得领先优势。

　　作为共同开创了“苏南模式”的三兄弟之一，常州似乎黯淡了。

　　然而，这里的人从不服输。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事事争当一流”是他们血液里的基因。他们从未放弃赶超的雄心和努力。

　　而且，常州的民营经济已是三分天下有其二。这是常州人最大的骄傲，也是常州未来发展的内生力量。创新是常州发展的最大机遇，当地政府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并为此不遗余力。

　　下一个阶段的改革中心与重心将转移到政府的自我改革上来。如何从经济型建设政府转变为公共服务型政府，扫除经济发展的障碍，已经成为下一轮竞赛的关键。好的市场经济终归是与有限政府和责任政府相联系的。

　　正在朝着2011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前进的常州已经在有意识地往这个方向努力，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作为率先完成全面小康后的转型与探索，这或许能为中国其他城市下一阶段的改革提供借鉴。

　　常州作为样本的意义，当然重大。

　　策划／《中国改革》编辑部

　　采写／《中国改革》记者魏群杜娟程若曦吴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