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子文孔祥熙欲将荣家产业收归国有
彼时，中国的近代工业正处在低潮。北洋水师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使得曾国藩、李鸿章等苦心经营了30年的“洋务运动”遭遇重大挫折。以轮船招商局、天津电报局、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为代表的洋务企业赤字堆积、腐败成风，清政府无力再承担亏损的包袱，决定将民用工业“招商承办”。这次经济体制改革，使得盛宣怀这样的官僚廉价地占有了国有资产，盛以100万两白银承包投资额达580多万两白银的汉阳铁厂，并获得10年免税、产品专卖等特权。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位一手打造洋务派实业帝国、权倾一时的实业奇才，在油尽灯枯之际，向儿子们说起人生的遗憾，竟然是：没有通过举人考试；从未做过科举仕途的第一步——县官。胡雪岩则因“辅助有功”，授江西候补道，赐黄马褂，成为人人羡慕的红顶商人。
宋子文年轻时热恋盛家七小姐。在盛家看来，宋这样的非传统世家子弟，再有“钱”程，也是上不了台面的，傲慢地回绝了他。情场失意的宋子文后与一木材商的千金闪电结婚，再后来，这位在哈佛受过自由主义熏陶的传教士之子成为另一个朝代最显赫的官商。
“士农工商”，在中国这样的传统农耕社会中，盛宣怀、胡雪岩这样的杰出商人，纵然富可敌国、权倾一时，也还是把进入士绅阶层作为最高的人生理想。等他们败落或死后，财富和事业都没有传承的可能。
相比盛、胡等依赖政府而生的“官商”和南通张謇这样颇有社会地位和话语权的缙商，布衣出身的荣氏兄弟从一开始就是更纯粹的商人。民商走向新式的工商企业投资，作为一股新的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成为中国近代工业化的主要担纲者。
荣熙泰不甘困守薄田，四处走动，在族人介绍下，南下广东做官府的账房。他深知当官不易，“小官得资不正，不堪供父母，大官无本事做”，便送大儿子荣宗敬去钱庄当学徒，并教诫小儿子荣德生中止做官的念头。此外，他还为儿子们结交了一位贵人——官僚朱仲甫。
决意从商的荣氏兄弟此时20出头，既无资本也无社会信用，更无官场人脉资源。1900年，广东知府朱仲甫回归故里，荣氏父子遂与其商议合办面粉厂，取名保兴，朱出资1.5万，荣宗敬、荣德生拿出各自积蓄的3000元，另招股9000。朱以官方人事关系之方便，负责办理立案；荣家兄弟负责筹备和经营。依靠朱的背景，新办的面粉厂获得了10年专利权。
朱仲甫见经营面粉厂辛劳而无大利可图，后来就退了股，继续回广东做他油水很足的官职——广东省厘差。荣氏兄弟将保兴面粉厂改组为茂新面粉厂。他们意识到改进设备、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的重要性，果断地从国外购买了先进的英美钢磨和粉机。
光绪三十三年，认定“吃与穿最值得进入”的荣家兄弟与族人荣瑞馨等合股创办振新纱厂。待他们掌权后，对纱厂进行全面整顿。一年后，纱厂出品的棉纱已可与“蓝鱼牌”日纱比价于市场。
“如今中国人，有一半是穿我的吃我的”
1911年10月10日，一场规模不大的起义在武昌爆发，两个月内，各省纷纷宣告独立，清帝国顷刻间分崩离析。
这是近代商业史上最熠熠生辉的年代，涌现了一大批明星企业家，尤以江、浙、沪地区为盛，如金融巨子陈光甫、皂药双料大王项松茂、实业大亨刘鸿生等等。荣家兄弟更是其中的佼佼者，从1912年到1921年10年间，他们在上海和无锡两地一口气开了14家工厂。
学界有这样一种主流观点，认为民营经济之所以在这一时期迅猛发展，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法、德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无暇顾及对华经济侵略，使得民营资本获得较为宽广的国内市场。
事实上，自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造成原有的“官督商办企业”体系基本瓦解。此后16年，中国一直处于军阀割据的分裂状态，客观上造成了2000年历史上少有的中央权力的真空，于是民商迎来了他们的第一个自由的春天。
在族人记忆中，这是一对个性、气质迥异的兄弟。哥哥荣宗敬有着老鹰般税利的眼神，精明伶俐，好着洋服，爱冒险，作风激进；弟弟荣德生和眉善目，因为4岁才会说话，人称“二木头”，平时长袍马褂，像个老派乡绅。他们在沪锡两地的居所也对比鲜明：老大的院落富贵华丽，处处彰显首富气派；荣德生住处则素朴无华，如同一般殷实人家。
荣氏企业在这个时期的快速扩展，是与荣宗敬的魄力和进取精神分不开的。才干卓绝的老大是家族企业的第一核心，凶猛、顽强，孤注一掷。
荣德生是荣氏大船的保险装置。当一路奋进的兄长陷入困境的时候，每每由冷静的荣德生扮演拯救者的角色，调配资金、周旋各方。
“造厂力求其快，设备力求其新，开工力求其足，扩展力求其多。因之无月不添新机，无时不在运转。人弃我取，将旧变新，以一文钱做三文钱的事，薄利多做，竞胜于市场，庶必其能成功。”办钱庄的早年经历，使荣氏兄弟精通利用金融资本为产业扩张服务的门道。只要荣宗敬认为有获利可能，就千方百计地举债、借债收购。他曾对银钱界人士说过：“你有银子，我有锭子，我的锭子不怕你的银子。”
1931年，荣家从盛宣怀后人手里买下三新纱厂，这家后改名为申新九厂的工厂，最初是李鸿章创办的上海机器织布总局，后由盛宣怀集资改建为华盛纺织总局。
近20年间，荣氏兄弟一手创办了以荣家资本为中心，拥有茂新、福新、申新3个系统，分布于沪、锡、汉口、济南的中国第一大民营实业集团。截至1932年，申新纱厂生产能力占全国民资的1/5，茂新和福新的生产规模占全国面粉市场的1/3。1933年，荣宗敬在自己60大寿时自豪地说：“如今中国人，有一半是穿我的、吃我的。”
当荣宗敬在上海奋力开拓时，镇守无锡的荣德生把很大的心血投入到地方福利事业上。兄弟俩对状元公张謇极为景仰，接受了他“教育来改进实业”的主张，除为地方造桥修路外，更将一腔热情倾注于教育事业。1906年，首先在家塾的基础上创办公益学，之后接连创办了小学、中学、工商中学、公共图书馆和大学，荣德生亲任江南大学校长。荣宗敬本人不直接参与具体事务，但非常赞许弟弟的作为，为之源源不断地提供支持。
20年代末，荣氏兄弟推行各种“劳工福利事业”，建立“工人自治区”，并在无锡申新三厂进行试点，自治区内有各种生活设施和自治仲裁机构，有工人宿舍、子弟小学、工人晨校和夜校、医院、食堂、浴室、影剧场、合作社、图书馆以及养兔场地。劳工自治区建成后，风靡一时，不少人前来参观学习。
宋子文、孔祥熙要将荣家产业收归国有
1934年3月，荣宗敬焦躁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
这位面粉、棉纱双料大王刚刚得到消息：中国银行、上海银行不再对荣家的申新总公司放款；随后，16家有银钱来往的钱庄也放出话来——将在6月底全部收回新旧账款；同仁储蓄部的储户也都纷纷提款止存。3个月后，申新总公司对外公告“搁浅”。
此次危机的起因是多重的：其一，荣氏企业长期过度扩张，导致负债过大；其二，荣宗敬父子投机亏损；其三，国际白银价格暴涨导致棉纱市场大萧条——罗斯福施行“新政”，放弃金本位以刺激美国经济复苏，诱发了中国金融和工商业的全面动荡。
常以“债多不愁，虱多不痒，债越多越风凉”自我解嘲的荣宗敬此时痛苦地说，“无日不在愁城惨雾之中。花贵纱贱，不敷成本；积纱成布，布价亦仅及纱价；销路不动，存货山积……盖自办纱以来，未有如今年之痛苦者也。”
荣宗敬甚至想到自杀。他的老朋友也是主要银行债权人陈光甫和宋玉章两人特地到荣宅陪他一宿，好言相慰。此时，坐守无锡的荣德生已接到哥哥的求援电话，次日凌晨4时，携带筹措的有价证券与长子荣伟仁一同赶到上海“救火”。兄弟俩商议后，决定由荣德生出面与银行议谈，并亲赴南京向中央政府求救，请准予申新发行500万的公司特别债券，由政府予以保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