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智健和他的儿女们
本刊记者 徐琳玲 发自上海
如果不是一桩金额巨大的“澳元门”事件，荣智健和他的儿女们大约仍然隐匿于大众视野之外。只在胡润每年发布“中国富豪强势榜”时，人们才会感慨一番这个家族不可思议的财富与权势。
定居香港的荣智健一家行事极为低调。即使热衷追逐豪门子弟绯闻艳事的香港狗仔队，也挖不到关于他们的八卦。只有透过财经新闻版上中信泰富的勇猛搏杀，才能看到荣氏隐约的身影。
初试身手，资产增值400倍
1978年，父亲创办中信的前一个夏天，36岁的荣智健告别妻儿，带着一张单程通行证南下香港。从这一天起，他告别了工程师身份，回归父祖两代的战场——自由的商业世界。
1942年生于上海的荣智健是荣家红色血脉的惟一男性继承人。出身无锡望族、“比秦怡更有风度”的荣毅仁夫人杨鉴清难免对这个独子偏爱一些。少年时，荣智健就是上海滩知名的公子，兴趣广泛，精力充沛，开着拉风的红色皮座跑车——那是父亲送的生日礼物，常常请朋友到和平饭店、红房子下馆子。
天津大学读书期间，正是三年困难时期，荣公子依然能开小灶吃小排。那时，他全副心思都在棒球上，每天忙着练球，大学第一年参加了两次全国比赛，几乎一天课都没上。
养尊处优的公子生活一度因“文革”中断：他从水电部下放到吉林长白山下的一个水电站，在零下30摄氏度严寒中劳作，睡东北大炕；次年，再被下放到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的水电站接受“劳动教育”，在山间搬机器、挖土方、抬石头、架设高压电缆……因为这段受难经历，他给儿女取名时将他们原该使用的“信”字辈(荣家家谱第四代)改为“明”字辈。在荣智健看来，明白事理、明辨是非，比“信”更重要。直到1972年，荣智健才调回北京，在电力系统做科研工作。
这当然不是他天生的战场。荣氏家族的财富智慧在这个时候得以显现——荣毅仁早年和叔侄们在香港有一些合股企业，多为纺织工厂。30年来他们从没动过这笔钱，本金加股息竟积下几十万元，这成为荣智健的起家资金。
在香港，他和大伯荣伟仁之子荣智鑫、荣智谦合股开办爱卡电子厂。几年后，又通过堂妹唐芙生，结识了美国电脑业享有盛名的林铭和米歇尔·弗尤尔，3人合伙创办了加州自动设计公司。
短短6年，小荣办了两家公司，都在行情最好的时候套现，资产增值400倍。对于自己的“第二桶金”，荣智健也爽快地承认：那时自己还是个大笨蛋，业务是美国的搭档在负责，只是这俩搭档实在太能干了！事实上，香港爱卡公司当时生产的电子表、集成电路和电脑存储器是直接销往大陆的，这是其他港商那时除了铤而走险的走私外不敢想象的通路。
父辈能给予他的，远非区区几十万和家族人脉。1986年，当荣智健投资的香港商业楼宇市场转淡时，他收到了一份比红色跑车更大的礼物——北京方面邀请他以副董事长兼董事总经理的身份加盟中信香港。
44岁的荣智健站在中信香港的平台上。荣家的辉煌，现在翻到了他这一页。
跻身中信泰富第二大股东
荣智健心中的榜样是李嘉诚、霍英东这样世界级的金融实业家，他要为自己的家族续写新的财富传奇。
当时，中信香港的资产规模还很小。荣智健从国务院争取到8亿港元后，在香港发起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大收购：最后，中信香港拥有了国泰航空12.5%、香港电讯20%、港龙航空38.3%、东区海底隧道23.5%、澳门电讯20%的股权，总资产接近200亿港元，成为中资公司中的航空母舰。
在父亲老朋友李嘉诚的点拨下，雄心勃勃的荣智健在1990年成功买下一家壳公司，将之更名为“中信泰富”，自己出任董事局主席。之后，他以此为平台对香港第一大贸易行恒昌发起收购；李首富此时再助他一臂之力，联合郑裕彤、郭鹤年，以中信泰富为核心组建财团，购得恒昌97.12%的股份。接着，中信泰富又从股市上圈来25亿港元，收购三富豪手里的股份，把整个恒昌吞入腹中。
李嘉诚等商界巨头这么给小荣面子，除与老荣的私人交情，看重的是荣家的政治背景。当时，香港有两家中资背景的企业——中信和光大。
继承了家族商业天赋的荣智健迅速成长为资本高手，之后中信泰富收购并购的经典案例之多，足可写成一部MBA教科书。短短几年间，中信泰富从一只小蚊子变身为庞然大物，横跨地产、金融、电信等诸多产业，1992年起成为恒生指数33只成分股之一。
财富道路如此顺畅，连最棘手的国有企业产权问题都取得了顺利的突破。
直到2003年卸任中信董事长职位，王军才在接受采访时披露这桩MBO内情：1996年底，在荣毅仁即将退任国家副主席之际，荣的继任者王军私自决定以25%的折让价，配售3.3亿股中信泰富给荣氏为首的管理层，其中2.91亿股由荣智健独得。这次配股使荣家成为中信泰富第二大股东；因为涉嫌国有资产流失，王军本人后被国务院点名批评，还被时任副总理的朱镕基找去谈话。
尽管期间起伏波折，立下汗马功劳的荣氏父子终于通过阳光的方式确立了股权。在一家国有企业任职，凭借个人持有的股份而四度坐上“中国首富”的宝座，荣智健是全中国绝无仅有的。
荣智健也承认，自己的成功很大程度依仗了父亲。然而，他也自信地说：“假如我仅仅只是国家副主席荣毅仁的儿子，而没有经商办企业的才干，我也不会得到国家和人民的信任，登上这个举足轻重的显赫之位。”
相比父祖两代浓重的家国情怀，荣智健的人生态度更自由，也更自我。他对外从不回避自己奢华的生活方式：他喜爱养马，拥有游艇、飞机，甚至森林，每个夏天带着厨师到英国南部的城堡度假。赛马场是他惟一高调出现的场所。荣智健坦率地认为：有钱再扮穷，无疑是“伪善”；自己赚得比人多，有资格过得比别人好一些。
舆论哗然，荣家出局
在香港人眼里，中信泰富是一个“紫筹股”——蓝筹的外面，还蒙着一层红色。紫色，是中央权力的象征。
相比父亲，荣智健给自己的定位是一名更纯粹的商界人士。据接近他的人向记者透露，荣智健曾婉拒中央政府邀他出任全国政协要职的意思；他也有意加强对中信泰富的控制，随着个人增持股份达4亿股以上，公司的家族色彩日浓，他开始高调宣称，中信泰富不再是一家红筹企业，并无特权，不过是“消息灵通些”。
另一方面，荣智健也习惯性地享受着紫色荫庇下的“双赢”：赚钱在香港，背靠中央政府的资源和无限信用；一旦碰到危机，母公司中信集团总会出手相助。多年来，他已经养成一有难题必跑北京的习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重创香港，荣智健很快就从北京带着10亿救急金归来。
荣家一直有与望族联姻的传统。荣智健之妹荣智婉是澳门富豪马万祺的儿媳，夫人任顺弥则是解放前“汗衫大王”任士刚的孙女。他的两子一女都先后进中信泰富：长子荣明杰低调稳重，是公司董事局最年轻的董事；次子荣明棣是个“80后”，外形酷似偶像明星。荣智健最宠爱的，是外貌与他最像的女儿荣明方。为满足爱女出海畅游的爱好，他专门为她购买了一艘价值逾千万港元的新游艇。
37岁的荣明方个性强硬，事业心极强。起初，她并不在父亲考虑的接班人之列。2005年，她担任香港东区海底隧道公司董事期间，东隧公司申请过道加价，未能得到特区政府批准，荣明方后以合约中规定合理经济回报率达15%为由，启动合约中的仲裁机制，把加价申请交予国际仲裁，打赢了官司，结果东隧过道费足足加价67%。
荣明方由此博得父亲的肯定，追随兄长进入董事局只是时间问题。但是这桩与民争利的加价案，却让荣家在香港的公众形象大打折扣，待到中信泰富炒汇巨亏案曝出，舆论对荣家尤其是荣明方讽刺挖苦声一片。
2008年，因为看涨澳元，中信泰富在几个月里和13家国际大银行签下了24款风险和收益完全不对等的外汇累计期权合约。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澳元一路狂泻，中信泰富总损失高达147亿港元。消息披露后，股价一度暴跌7成，市值蒸发超过200亿港元。
媒体普遍认为，身为财务董事的荣明方负有第一责任。然而，中信泰富的内部调查声称：荣明方只是低级别的财务部主管，不负主要责任，仅处以调离财务部、降职减薪的轻微处分；内部调查认定的主要责任人张立宪和周志贤则引咎辞职。
香港舆论一片哗然，认为张、周二人不过是荣家的“替死鬼”。香港著名股评人戴维德·韦伯公开质疑，称“根据该公司2007年报，荣明方才是集团的财务部董事，张立宪及周志贤只是副董事总经理及执行董事”。
在舆论的炙烤下，2009年4月8日，荣智健宣布辞去中信泰富董事长一职。5月传出消息，荣智健卖出6000万股公司股权，最多套现7.32亿港元。荣家出局已成定局。母公司中信集团再次扮演拯救者角色，为泰富划拨18亿备用金，接任荣的是中信集团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常振明。
种种迹象表明：国资委有意对这家曾被荣智健像家族企业那样经营的公司加强控制。
商海沉浮，本是商人免不了的命运。难堪的，是荣智健家族在这场危机中的被动与局促——出局中信系后，一个如此显赫的商业家族竟无自己独立之事业，面临着重新创业的首要任务。自1986年荣智健加盟中信后，荣家子弟再无独立创业，都在中信与中信泰富的大船上享受其成。
官商不分，或许是荣智健在荣家百年家业中的最大失误。20多年，他和他的儿女享受着身披紫色外衣的特权与好处，却忘了父亲当年“督办”中信的无奈，更忘记了大伯父荣伟仁在上世纪家族另一场重大危机中一番忧心忡忡的话——“政商合办之事，在中国从未做好，且商人无政治能力策应，必至全功尽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