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当出让土地近两年的猎德村项目正式破土动工时，杨箕、冼村、登峰等9个城中村，也将在明年亚运会召开前被拆除。

　　一场大规模的改造，就这样，在这个夏天拉开了帷幕。广州市政府已经下定决心，计划从今年下半年起，用10年时间基本完成全市138个城中村的整治改造任务，其中用3-5年左右时间基本完成52个城中村全面改造。

　　二三十年前，城市的扩张，使得一些原本位于近郊的农村被一条条“红线”划进了城区。然而，当年的规划者不曾想到，由此诞生的“城中村”多年后竟然成了城市的一块块伤疤，成了政府眼里恨不得除之而后快的痼疾。

　　改造的决心早在9年前就已发酵，但是高达数千亿的资金，实在是非政府一力所能为。“城中有村，村中有城”，这样的城中村难题，北京有，西安有，深圳也有，但是，在中国，没有一座城市，像广州那样，城中村会被誉为城市的地标与精神高地，会成为最棘手的公共难题。

　　这是一个迥异于都市的社会生态。在高楼包围下，在透不过光线的握手楼之间，原住民与外来租住者们，各取所需。那里有龙船南音，也有脏乱、逼仄、阴暗、不体面，但是，正是这样的城中村，在相当程度上降低了广州这座城市的门槛，使得300万外来流动人员，以此为踏板，零限度地接触到城市的中心，廉价地做着“广州梦”，也让广州获得了“开放、包容”的美誉。

　　留下是为了有一日能离开，这是城中村租住者的终极目标。一个曾在杨箕村住了5年的外来者，在得知杨箕村即将被拆后，写下如此伤感的文字：那里的空气永远混杂着潮湿的气息和人体的味道，夜里会有妖艳的女子出没，人们操持各种方言，每一扇窗户下，都有一个年轻而不羁的灵魂。梦想在这里孕育滋长，也在这里破灭沉沦。搬走的人再也不想回来，青春的印记却已经烙在心头；这里不是家乡，却一样有深深的乡愁。

　　这一次，真的要说再见了。

　　城中村倒计时

　　位于广州商业中心区域几个城中村的改造，所触及的人与事远不止于城与村、拆与迁那么简单——村集体经济背后的利益纠葛、土地征用与租赁中的多方流转、原住民和租住者自发形成的系统共生问题，在“一村一策”改造政策下，可窥见其复杂和多样性。

　　南都周刊记者·炫风 牛思远 单崇山 洪鹄 秦旺 实习生 黄薪儒 郑璇 陈小向 张锦清 广州报道

　　9月7日傍晚，文湘英拿出一叠相片。第一张是“健乐门诊”的招牌，然后，一张张翻下去，是各种未使用的医疗器械。

　　“(当时)我投资了80多万元，营业执照刚办下来。”文湘英对《南都周刊》记者埋怨道。两年前，文在猎德村(广州著名的城中村之一)经营的诊所还未开业，就已经面临被拆迁的景况，她更成为了猎德村的“钉子户”—不过，在停水停电的租赁现场坚守了一个多月以后，她最终还是不得不离开。

　　文湘英的邻居、满头白发的85岁老村民林伯，住房被拆后搬到了猎德保留区。林伯对这个改变，更多的是默认—“旧房子拆了会不舍得吗？你不舍得也不行啊……”他背向猎德涌，向记者讲述村子过去的柳绿莺红，声音里慢慢地少了许兴奋。

　　文湘英和林伯曾居住的猎德村，如今已是一个大工地，一个广州城中村改造“明星”。 记者看到，两年前率先开始大规模改造的猎德，现在仅余下靠近珠江的一小片。在主干道的一侧，还可以看到村里拆剩的房子，全是典型的出租楼，六七层左右，贴着广东农家喜用的白色或粉色瓷砖；在主干道的尽头，是一条新铺的水泥路，过去是新建的祠堂，以及大片的工地。

　　这些人和村，只是广州城中村改造进程中的小小图景。祠堂、农房，靠着收租维生的原住民，栖住、从商的外来寻梦者，终将不能避免成为这图景的拼凑元素。

　　2009年8月23日，猎德村项目在土地出让近两年后终于正式动工。对于拥有138多个城中村的广州而言，猎德项目的顺利改造无异于一个可供后来者参考的范本。

　　在此前的7月27日，广州市政府表示，从今年下半年开始，将用10年时间基本完成全市138个城中村的整治改造任务，用3-5年左右时间基本完成52个城中村全面改造。其中的首要任务，是在明年亚运会之前，拆除核心区域包括杨箕、冼村、瑶台、登峰、西坑、农林、寺右等在内的9个城中村。

　　这些以握手楼、潮暗窄巷为特征、曾承载着各种广州梦的城中村，在今后数年内将迎来被改造的命运。同样被改变的，还有那些城中村的原住民，以及比原住民多上10倍的租客们。

　　牌坊里的城中村

　　在GOOGLE地图上，可以清晰地看到，繁衍复杂的城中村，盘踞着广州市规划发展区面积的五分之一。在广州大道这条城市主干道上，高大的牌坊两三公里就可见到一个，牌坊上镶嵌着两行烫金的对联，牌坊下往往是一对威武的石狮子。走进这些牌坊，就走进了广州的一个又一个城中村。

　　从近郊的菜地，到被新城区包围，城中村在广州已经出现了十五年。在1990年代初，广州市加快了城市化，尤其向东城市化的进程，政府开始向城市近郊的杨箕、猎德、冼村、石牌等乡村征地，这些位于天河商业中心地带的城中村，几乎都在1990年代中期开始被高楼大厦“包围”而形成，一片片廉租农房区，进出着一批批在附近工作的外来人口。

　　石牌村，0.6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密密麻麻盖了3656栋房子，建筑面积近100万平方米，居住着不到1万名本地人和7万～8万名外地人。外来人口中，45%为IT从业者，35%为服务行业的工作人员。在迷宫似的狭窄巷道，在握手楼中，原生态村民与外来者们，蜗居于此，共生着一个特殊生态群。

　　与北京、上海、深圳等高速发展的大都市一样，“脏乱差”的城中村改造自上世纪末就已经被广州政府屡屡提出。不过，与北京“陕西村”等不同，石牌等城中村外表上与周围的高楼大厦格格不入，但“成长”十几年来并不缺“功绩”。

　　城中村租金低廉的房屋，为上百万初到广州的农民工、白领及周边高校刚毕业的学生等提供最初的落脚点。传说中，曾是中国首富的丁磊，年轻时就一度蜗居在石牌村某个十几平方的出租房里。

　　即使是由农民逐渐过渡为广州城市居民的原村民，也出过击剑冠军董兆志这样的人物，而每月拿着上万租金的“包租婆”、“包租公”们，每天喝茶打牌收房租的生活，更是被其他广州人所羡慕。

　　“它们是新广州人的集体记忆。”广佛地区著名主持人陈扬对记者说，这些出租楼对于很多讲普通话的广州人，或者说白话的原农村住民来说，意义并不亚于老城区的骑楼—“城中村的内涵是多棱的。当它们全部被拆除后，我们再想去写史，也就无从考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