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利诱

　　据《南方窗》报道，在2000年9月广州市召开的“城镇建设管理工作会议”上，广州市政府就提出了城中村改造的思路，确定在未来5年要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建立整体协调的大都市城镇体系。然而，直至今日，真正大规模的改造才开始。

　　《南都周刊》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在猎德周边几个城中村里，原住民乃至租客们对城中村改造的未来走向，大多持观望的态度，或者更关心村子拆改后的未来生计。譬如，冼村村民冼传添目前的6间出租房大约月入4000元：“可以按猎德的老路走，不过我最关心的是，(升级后的)回迁房是否能租出去？”这个前生产队队长着急地说。

　　在林树森主政广州时代，“不引入开发商”曾经是广州改造城中村的一项原则。两年前，广州两大地产商富力地产、合景泰富联合香港新鸿基地产，以46亿元的总地价拿下占地超过11万平方米的猎德城中村改造地块，从此开发商正式成为广州城中村改造的中坚角色。据报道，冼村、杨箕等将借鉴猎德村这种“通过引入发展商资金，实现引入资金与改造资金平衡”的改造模式，更有媒体指出，杨箕村改造获得的发展补偿将比猎德高出一半。

　　自从2000年开始，广州陆续对城中村进行改造，“一村一策”是广州的另一条改造原则。不过，广州的绝大部分城中村改造，一度未取得实质性进展，138个村，高达数千亿元的改造费用，并不是政府所能承载的。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博士郭臻曾撰文解释：“改造需耗费大量资金， 每个村高达几十亿元， 村集体、村民无法筹集，外部市场资源又无法进入。”

　　如何平衡政府、村民、村集体乃至开发商之间的利益，一直是广州城中村改造的难题。譬如，过去两年，猎德村改造过程中出现的土著村民“钉子户”，大部分是为了获得政策规定的村屋“3层半”之外的拆迁补偿，或者担心改造过程中出现的非政策性风险—“对于回迁日期，协议没有确切说明具体什么时候能回迁，也没有列明楼盘烂尾，那谁来承担这个责任？”一个“猎德在线”网民留言。

　　十几年来，各方的利益诉求也一直在变化。譬如，早年征地补偿费很少，但由于广州市曾规定以“农转非”补偿，村民们都“争取”被征地，以至于需要抽签解决。现在，珠江新城等地已是广州市中心，房价至少每平方米两万元以上，该地段城中村—石牌村用于移置原住民、按家庭集体股数计算、让村民以低价认购面积的“安居工程”也要摇签，还使村里的“股”价炒到了上万元一股。

　　与其他城市大拆大建相比，城中村改造的最大特色就是“慢”。广州市常务副市长苏泽群曾向媒体抱怨，城中村改造进展“十分慢，慢得让人心寒”。让官员心寒的背后，是城中村生态里复杂的利益体系。

　　为了加快改造进程，政府方面也对各城中村进行“利诱”。常务副市长苏泽群评论猎德村改造时说，“城中村改造很多时候村民不是不愿意，关键是村委会怎么平衡好农民的利益，使他们认识到城中村改造对自己有好处。”在去年2月，常务副市长苏泽群也曾在会议上对138条城中村的村官提醒：“卖地利益全部归村(注：以往城中村土地拍卖，村民拿不到全部拍卖收益，现在则可以拿到)，这种优惠政策是‘过了这村没那店’的，大家要识得把握机会！”

　　由于拆迁等实体改造进展平缓，各城中村改制，就成为了“城中村变城市”的先行措施。早在1987年，天河区就成立了第一个“街带村”—石牌街道办事处，根据2003年统计，广州有近15个城中村建立了城镇街道组织，而这种“交接”也有过渡性，譬如，位于越秀与天河两区交界的杨箕村，其财政、卫生、计生等工作则由两区分别领导。

　　“分家”之疑

　　“每年都说改，但改不起来。倒是最近装了满街的摄像头，你在哪里打架，基本上都跑不掉了。”石牌村民董威也在关心石牌村以后的改造。这个刚从军队退役的26岁年轻人说，他家最近要向别的村民手上买“股”，以买到更大的优惠价安置楼。

　　“股”对于广州城中村民来说，还不止买房子的筹码那么简单—城中村们在被高楼压缩的过程中，大都陆续建立起集体股份制的农村经济社， 以管理土地、厂房、房产等集体收益，而失去土地的农民则凭借股份享受分红。

　　根据记者的走访，这些分红的数目在村和村之间并不相等—在石牌，每股每月大概能分红1000元到1300元左右，但在冼村，分红大概在每月150元左右。在1990年代，广州一些城中村的村民分红达到过六位数的水平，以至于很多村民的女儿都不愿意外嫁。

　　每一个天河城中村的集体收入，与它的“支柱产业”—土地、房屋租赁在供求市场上的需求息息相关。根据2000年的统计，石牌村村集体经济改制而来的三骏公司，拥有了25万平方米的出租物业，此外还有10多万平方米的在建出租物业，这些物业基本处于天河商圈的核心区域，公司的固定资产总值达到8.4亿元，当年总收入为2亿多元。

　　石牌村民的钱包，与石牌附近商圈的兴衰关系密切。广东省电脑商会秘书长禤国荣向记者介绍，石牌村同天河IT商业圈实际已融为一体，这里不仅给IT业提供“劳动力蓄水池”，还是仓库提供地，于是租赁业生意兴隆。他说：“石牌村一室一厅仅需500元，而附近商品房需1200元，对许多中小经销商来说，在石牌租房囤货，更划算多。”

　　在石牌，“27个社(也就是石牌街27个居委)”各自都有相应管理的资产、物业，董威们要计算清每个城中村的集体资产的明细，从技术上无疑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幸好由于村民们普遍收入在该地区较高，因此村民们也少有公开质疑的诉求。由于集体经济实力雄厚，石牌村改造被外界认为是一种“以村集体经济为主体的半市场化社区改造模式”：以村里出资为主，政府从公共基础设施、配套建设上给予适当支持。

　　相比之下，在城中村改造中感觉到集体股份收入过低的其他村村民，通常对村集体有公开账目等要求。嫁到石牌两三公里以外，成为冼村39年村民的罗姨对记者说，“直到今年，我每股每年才从200元升到300元，我怎么也想不通。”—邻近村民之间的相互对比，往往引起村民们讨论。记者走访天河几个城中村时发现，由于乡村组织形态，或者城镇化改制存在不彻底的情况，村委或村集体经济组织班子或多或少地会受到村民关于家族化、透明度低等方面的质疑，有些还引起了情绪上的对立。

　　“一定要分家分清楚才可以拆，”与罗姨同村的冼传添解释说，城中村大改造，对村民来说相当于最后一次分家：“我们就靠物业吃饭了”。不过，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梁木生曾经评论，城中村改造前的清核资产就存在着明显的障碍，比如哪些村集体资源应纳入清核范畴就有问题：“农民的宅基地，是否应该算为集体资产(去分红)？”

　　对于政府和房地产商来说，种种城中村内部的利益纠结，无疑使其改造增加了纷繁复杂的困难。

　　村在城中续

　　村集体经济的复杂性，还在于它牵涉城中村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这个月底，董沛兴坐飞机离开广州，正式飞往英国留学。这个石牌村民大学毕业时受到了三骏公司—石牌的经济合作社改制而来的企业集团—4000元人民币的奖励。不过，当时她并不是到公司去取奖金，而是拿着毕业证，到居委去领钱。

　　“改制以后，三骏集团连村委的作用都代替了，一边是各种公共财产利益派分的机构，一边是石牌村的管理组织。”她对记者说，石牌村原先的27个经济社改制后变成了27个居委，但村民们都知道，这只是换了个形式，“三骏还是石牌村的老大。”这种角色还影响了人口众多的外来租客：比如要在石牌经营小店，就要给村里(三骏)交纳管理费、治安费等，像在其他城中村要办理的一样。

　　三年前，广州技术师范学院教授蓝宇蕴对石牌村调查发现，三骏公司的经济收入不但被用作企业积累及分红，还以超过两成的比例投入到各种本应由区、街、居委组织的社区项目中：股份分红形式的“社保”，还人民公社时期的合作医疗，修路修电灯，服役补助，学业奖励……至于村里的治保队伍，也一直由本村人组成，为本村失业青年提供就业岗位。

　　董威在参军时，得到了包括三骏所发的共17万元补贴。他对记者坦言，石牌和三骏仍然是村民们未来的倚靠：“可能因为关系亲疏的原因，每个村民在村里担任的角色或利益有所差别，但对于所有村民来说，现在村里这种照顾村民的投入，还没有人提出太大的意见。”相比起来，附近其他集体财政较为薄弱的村，在社会功能方面的担当，更受村民的非议。

　　记者对天河几个城中村做调查时还发现，村组织对宗族人际、民俗乡例的认同和维护，也成为村民们揣测城中村改造前景的依据。在冼村，九年前村里的龙舟曾被移送到外村，结果引起了各年龄段村民的不满；在杨箕，一些村民则多年来一直质疑村维修文物以水泥换传统大麻石的做法。类似的纠纷，在近年的城中村改造中屡见报道。

　　多名被采访的年轻城中村民都认为，龙舟、醒狮、练武等仍然是构成了他们最快乐的童年记忆。一项关于城中村城市化的调查则显示，对于成立专门小组来保护村传统文化的看法上，石牌村居民认为“非常有必要”以及“有必要”的合计占到72.58%；在询问村民们对祠堂、书院、古庙等传统建筑群该如何保护的调查里，他们的看法也是高度统一，“不准拆迁并要重点保护”所占比例高达82.26%。另外，近半居民愿意继续学习粤剧、醒狮、武术等传统乡艺。

　　在猎德村率先展开的整体改造中，不但将新建成住宅社区，还会加建会所和池塘，并整体搬迁5座祠堂，而池塘里将有专门设置8条龙舟的位置。现在搬到临时居住区的猎德村民们，在三个月前的端午节时，跟往年一样坐上了村里的龙舟，在珠江上与石牌等村的龙舟互相“拜访”，村里还在正在施工的地区挂上了横幅：亚运前迁往新居。

　　多样的拆迁模式

　　亚运，似乎给广州城中村改造的一个契机。

　　8月13日，广州市市长张广宁率领市政府代表团赴西安市学习城中村和旧城改造方面的经验。西安的城中村改造模式，与广州猎德村项目颇为类似，即由开发商资金先期介入，为当地村民提供高标准的住房补偿和现金补偿，而政府在拆建过程中几乎不需花费一分一厘，实现“多赢”格局。虽然改造引入了社会资金，并由村集体引进开发商参与，但这与传统的开发商主导改造模式不一样。

　　但是，猎德模式并没有可复制性，猎德村采用的，是以土地换物业的模式，猎德村的地理位置是得天独厚的，它处在广州规划中的CBD黄金地带，且规模适中，但是，广州其他区域的城中村如三元里等地，地块价值显然与猎德村相距较大，因而这个模式不适用。

　　“有时改造不一定就是大拆大造，”研究广州城中村多年的蓝宇蕴教授评论说，“像猎德村的改造可以算是激进式的，整个推倒重建。我觉得渐进的会好一点。它是从遵从市场规律的角度来做的，所以政府投入的成本相对小一点，对各方的利益来讲还容易平衡。”

　　根据报道，在“猎德模式”之外，广州城中村改造还有七种模式，包括“同和模式”，“沥滘模式”等等。不过从近期公布的几个城中村改造方案来看，这些新的城中村改造模式，从资金来源、拆迁改造方式等都与猎德有所不同。

　　已进入改造“热身”阶段的杨箕村，改造范围用地面积约11.83公顷，涉及拆迁面积约35万平方米，改造的总建筑量达到64.8万平方米，容积率是5.9。此前不久，该村村委会向村民发出《杨箕村“城中村”改造征询意见书》，初步征求意见。

　　根据《杨箕村“城中村”改造征询意见书》，所有村民一律享受原址回迁安置，安置面积以其居住房屋的宅基地证、房产证确认面积的平方数为准。超建、违章建筑、无证确认的面积不予计算回迁面积，对超建面积按政府标准规定，给予1000元/平方米的补偿。据悉，该村村民曾集中参观了富力地产位于花都区的一个普通商品房项目，而届时安置房将参照该楼盘的标准建设。

　　董沛兴家里有一本厚厚的《石牌村志》。村民每家一本的村志，记载着一条广东乡村十几年间的巨大变迁：从出产麝香到住入了附近高校的港澳学生，进而涌入了来穗谋生的青年人，周边电脑城与村内农民楼同步冒起，最后成为一个“连谷歌地图都搞不清楚的”复杂世界。

　　“以后石牌还在不在，还有没有龙舟，还能不能看舞狮采青？可能明年就见不到了。”她在越洋网络里对记者说。她爸爸现在还是村里龙舟队的组织者，还挂着一顶写着生产中队名称的草编帽。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村志》在个别城中村已经成为抢手货。在冼村，仍然有村民为了“公开核算集体资产”而作努力。除了已消失的猎德，玉虚宫、祠堂甚至大榕树等广东农村的“特产”，目前还保留在各城中村拥挤的群落里。

　　董威在石牌村里住了二十多年，仍然不习惯村里各种辛辣口味的湖南菜馆。上周末，他带着记者在石牌内转悠，凭记忆回到他小时候曾经捉过田鸡、舞狮、看电影的地方，尽管那些地方已经被各种小店与灯线包围。

　　直到现在，他还没有真正跟一个曾在自家租住的外来人成为朋友，再过一段时间，他就要搬到珠江新城的新居，告别这一片由广阔田野变作五光十色的村落了。

　　而对于上百万城中村的租客来说，更多地只能选择更大范围的迁徙。但是，生活成本的增加，已经急切地摆在他们的面前。猎德改造启动以后，石牌村的租价提高了20%左右。但是，对于很多租客说，没有了天河的城中村，他们仍将尝试寻找附近的城中村居住，直到没有城中村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