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不城，村非村

　　城中有村，村中有城。城中村的原住民与外来者们，在城市的中心，共同维持着一个低廉的生活成本体系，让众多满怀广州梦的“穷人们”立足于此。

　　南都周刊记者·牛思远  炫风 单崇山 秦旺  实习生 · 黄薪儒 郑璇 陈小向

　　这里似乎是繁华都市的第三世界，一个迷宫版的世界。

　　这里有“肩并肩”的握手楼，更亲密的，还有“脸贴脸”的“接吻楼”，低矮的楼房间，对户人家男人穿着一条短裤的颜色，都能进入隔壁家女主人的眼。好在这个世界总是遮天蔽日，即使阳光普照的夏日正午，楼与楼的夹缝间，一缕明亮的光线都来得如此奢侈。

　　脏乱，阴暗，逼仄，混乱，不体面，这里一切与这座城市宣扬的“宜居“无关，但却是绝大多数外来人员进入广州的第一站。在城市的最中心，原住民与外来租户间，共同维持着一个低廉的生活成本体系。

　　这里是杨箕，是石牌，也可能是冼村。138个城中村，是如此的相似。

　　在天河商贸区， 有“广州最多年轻靓女聚居”之誉的城中村——冼村，被广州新CBD珠江新城、维家思广场紧紧包裹着。18多万平方米的冼村，居住着3000多村民和4万多外来租客，其中，近万名租客为附近商圈天河城、正佳广场等商场、写字楼里的销售小姐。

　　十年了，冼村从未间断的拆迁传闻，一直在原住民间散播着。这一次似乎是真的要拆了，8月上旬，冼村所在的冼村街街道办事处已专门抽调干部进驻冼村，据说，拆迁的时限是在明年11月举行的亚运会前。

　　在进入冼村那条道上，有保安开始拦阻租客，劝告说不要再到冼村租房了。冼村媳妇罗姨，却在后悔10多年前怎么不多加盖几层楼。租客们借钥匙的敲门声，还不时会响起，门边的书架上塞满了过客们遗留下的五花八门的书，而那本租客登记本，还记着来自广西、湖南、贵州等过客。

　　在冼村，靠饮茶打牌收房租过日子的包租婆、包租公，操持各种方言的外来者，夜里发廊前出没的妖冶女子，专在城中村淘金的桂林米粉店，在曲曲折折的逼仄小巷里，相互关联，滋生着错综复杂的奇妙关系。

　　土著的“铁饭碗”

　　姓氏有多重要， 罗姨有着切身的体会。

　　罗姨是冼村另一大姓卢氏家族的媳妇。按照每年每股300元的分红标准，罗姨和丈夫合计的21股给她带来了每年6300元的固定收入。与她同村的冼伯，原本应该属于这群人里的一员，但为求一个儿子，他和两任妻子生下六个女儿，让自己的股份成了看得见却拿不到的水中之月。“只有继承老妈的16股能分红，我自己的那些股份被村里以违反计划生育政策为由扣发了。”他向记者感叹说。

　　除了引发争端，股份在村民收入结构里还不是第一，它往往要排在房租之后。

　　冼伯家的小楼拥有四层共八套两室一厅，外加顶楼加建的两个铁皮单间。前者能租到700-750元，后者也有300元，除掉家人住的二楼，每月可净收4800-5100元。这还只是房租，有租房住的白领表示，很多房东都在水电费上加收。

　　罗姨也有四层祖屋，位于采光和信号都很差的村中央，只好用低价吸引租客。“马路边光线比较好的，听说每月单间能租到500元，一厅一房有700元，我那里一层一房一厅租四五百元，单房300多元，全部一个月也就1000多元收入。”

　　除了位置，楼层也影响着村民房租的收入。罗姨对记者说，她很后悔十多年前盖楼的时候，自己拘泥于限高规定和资金实力，而没有加建几层，“我后来才知道，村里很多人都盖到七八层，交了罚款就没事了。”

　　据记者调查，现在珠江新城附近的城中村房租较贵的是猎德和杨箕，大概每月每平方米20元上下。猎德尚未拆迁的西南保留区由村委统一对外出租，不管是否本村人一概月租每平方米20元。相对之下，冼村和石牌便宜一些，再次则是位置和交通相对欠缺的棠下和员村。

　　在分红、租赁以外，城中村民若要继续赚取其他的收入，还可以帮人做杂工和装修补贴家用。譬如，七个孩子给冼伯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以前身体还好时，他常常出外务工。相比之下，冼太会做一件几毛到十几元的珠花挣些小钱。“我每个月有400元的社会补贴，真困难的时候，我的三个妹妹也会帮衬一下。”

　　除了赚钱，本村人的娱乐并不多。“冼村年轻的本地人根本见不到几个，全部都是那些老人。”在冼村商业街开桂林米粉店的李荣祥说。

　　走在冼村主要的街道上，年轻人一般都操着普通话，城中村独有的下载音乐、电影的小店似乎很少有本地人惠顾。像罗姨这些村民的主要娱乐，除了看看电视，也就是去村公园和祠堂找熟人闲聊了。

　　在猎德村的西南保留区，沿着河涌的街道上还可以看到一群群聚在大榕树下对弈象棋的村民。在他们边上，一些年纪更大的老人则干脆静静地坐在石板凳上，看着过往的行人发呆。

　　当然，农历节庆的赛龙船自然是最不能错过的盛会了，年轻人们在船上挥汗如雨，河涌边则观者如潮。据罗姨说，以前船上某个投标的位置甚至能让人花上几千元来竞争。

　　专在城中村淘金

　　如果不是本地人，城中村也给外来者提供了一个做生意的空间。

　　2006年，冼村在靠近维家思广场一侧的村边新建了一条商业街，细心的人会发现，这一条街上竟有两家桂林米粉店，它们与冼村最早的一家桂林米粉店一样，老板都来自广西桂林的李荣祥一家。

　　“刚开始我们来的时候，广州的桂林米粉店还很少，很赚钱。”李荣祥说，“那时我们那个镇的人都疯狂出来找门面，光在广州就起码有七八百人。”

　　在冼村这样的城中村，有无数来自全国各地的李荣祥们。他们凭借自己的手艺和经商的经验，在这个大城市追寻自己的致富之梦。

　　在杨箕村开书店的老彭一家就是其中之一。这个来自内地的农民到广州做过保安、餐馆服务员和送报员，做保姆的妻子美兰子专门辞职摆起了书摊，随后老彭也加入进来。

　　比起李荣祥一家的桂林米粉店，老彭的店租算是便宜的了。李家在冼村第一家店月租就要1200元，而在冼村商业街上的两家店租金分别高达5000多元和6000多元。李荣祥说，本来商业街的店面应该会便宜些，他们两家店所在的一侧土地属于维家思广场，“专门有人承包下来放租，很可能承包下来3000元，收你5000元，赚中间的差价。”

　　老彭在猎德村的第一个书店月租只要500元，他们还以同样的价钱租了一个一室一厅。在那个简陋的居所里，每天赚钱后理钱的时刻成了最幸福的时光。猎德拆迁后，老彭一家不得已搬到杨箕村，在杨箕的生活和经营成本骤然翻了两倍多。

　　不过，李家的店租虽然贵些，挣的钱也要更多些。

　　“三家店都是通宵营业，各有四个工人分两班倒，每人月薪1000元包吃住，再加上四个人一间每月600元的房租，以及店租，每月大概能赚2.3万到2.4万左右。”李荣祥流利地算了一笔账，“外面的两家店租金、水电费都贵，还没村里面的老店赚钱，而且有一家刚开三个月，要是这里拆了还得亏本。”

　　当然，老彭夫妻的生意也不错。从一开始毫无选择地进书，到摸准了读者的喜好专挑《读者》、《卡耐基自传》之类的温馨励志类书刊，他们现在每天能有50-100元的收入，一家人过得也算安逸。除了买书租书，夫妻俩甚至发明了加两元钱旧书换新书的销售模式，还将经营的范围覆盖到了邮票、瓷器、书法和字画。

　　对于城中村这些店铺来说，主要的消费生力军，并不是本地人，而是来自周边商贸区。

　　“都是在附近上班的人来吃，本地人很少光顾。”李荣祥话音未落，就有几个穿着时尚的女孩子走了进来。

　　在广州的城中村里，冼村向来以广州城年轻未婚靓女最密集之地而闻名。因为与天河城、正佳广场商圈近在咫尺，廉价的冼村出租屋成为该商圈服务人员的首选“宿舍区”。由于服务行业的职业性质，这些工作人员多是年轻女性。

　　像桂林米粉这样的小食店成为冼村最兴旺的店铺之一。每晚10时后，冼村的喧嚣才刚刚开始。这个时候走在冼村，仿佛是在某个小镇逛夜市，街头的食肆正是一天中生意最兴隆的时候，而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多半是穿工装的年轻女孩子，三五成群，有说有笑。

　　类似的情景，还出现在石牌村、杨箕村。

　　白领们的跳板

　　就算不想在这里做生意，在周边商贸区上班当白领也可以。

　　这种区域特性形成的原因来自最朴素的经济考量。租住在城中村的白领们大多收入不高，尽可能压低住房成本和交通成本，成为他们的当务之急。

　　湖南人李仁东就是他们中的一员。2008年，他大学毕业南下广州，如今平均月薪只有3000元上下。在同学推荐下，他住进了杨箕村的一栋握手楼。房间在顶楼5楼，通风采光还不错，500元的房租对他而言很便宜，“第一年住在这里，经济压力会轻很多”。

　　出于同样的考虑，来自湖北荆州的罗平来到了冼村。在来广州之前，他是深圳一家高尔夫生产企业的技术员，“干了四五年，工资降得厉害，干脆就辞职走人了。”

　　然而，初到广州的罗平没料到，新单位的工资居然比原来还低。他所供职的信息咨询公司一个月只给1800元基本工资，大头全在业务提成上，签了100万单提成5万。他做到现在签了60多万，有3万提成，但要等项目结算完才能拿到钱，周期动辄几个月甚至半年。

　　无奈，手头紧张的罗平只好四处找人合租，恰好让他找到了这套在冼村商业街旁的两室一厅。同住一间的另两个室友也都是差不多年纪的男生，“一个卖文具的广东人，一个湖北京山刚大学毕业过来做IT产品销售的，大家平摊下来一人只要一两百了。”

　　罗平说，起初他先是在棠下找了个房子，但要坐车，费用和时间成本让他住了一阵子就萌生去意。“以前七点就要起床了，现在八点起床，还可以走路过去。”他喜滋滋地说。

　　而选择了杨箕村的李仁东则在住了一些日子后准备搬走。他在天河城附近的电子公司做销售，眼下刚好有个同事要找人在单位附近的一栋楼房合租。9月6日晚上8点，下班回来收拾东西的他拒绝了记者拍照的请求，也拒绝以真实姓名示人。

　　“不想让家里人知道我在广州住在这样的地方。”他说，“他们以为我在广州很体面，你要理解。”

　　尽管也说“谈不上排斥这个地方”，但对于大多数像李仁东这样的年轻人来说，城中村只是晚上回来睡一觉的地方。

　　李仁东说，他的同学、同事和朋友没有一个住在杨箕，很多时候，他下了班，吃过饭，还要和朋友玩到将近十点才回来，平时也不会在村里瞎逛。“还是不喜欢，没有想要融入其中”。

　　罗平似乎要乐观许多。按照他现在的标准，有个地方住，上下班方便，不要搞得太脏、太没品位就可以了，而且他觉得一个人住太单调了，合租可以认识很多人，明年冼村要是真拆了，也可以四五个人去合租小区房。

　　眼下，他已经和同屋的两个男孩打成一片，晚上聊聊天打打牌，“之前还有一个做LED的贵州男孩，家里帮忙给他搞了一份银行的公差，现在是真正的白领了。”他半开玩笑地说，透露出些许羡慕的语气。

　　复杂的江湖

　　要在这样一个鱼龙混杂的地方谋生，要懂得的远不止挣钱而已。

　　“房子拆了我一点都不留恋。我们现在住的环境太恶劣了。”爱笑的罗姨谈到城中村卫生的糟糕状况，也要皱起眉头。前段时间，罗姨就专门跑到村委投诉邻居租户把废水排到她家，还有放在她祖屋旁边的公共垃圾桶，“搞得大家把那儿当成了垃圾堆，我的房子里有股怪味，蟑螂也多了。”

　　这也不能说是别人故意，谁让城中村的房子都靠得这么密，巷子都建得那么窄呢？在不见天日的城中村深处，即便是晴天的时候地面也都是湿漉漉的。要是下起雨来，租客罗平会告诉你他的体会：“走进去裤腿要提好高，鞋子都跑坏了。”

　　不过要是跟治安问题比起来，这些都还是小问题。

　　按照冼伯的说法，没被偷过是不正常的。以前有两伙人经常偷东西，还分帮派分集团，按各自的地盘“食”。结果就是大家都不敢来租房了，这就关系到了村民的吃饭问题。经过一番整治，现在已经好多了。“大家都有防盗意识，而且偷东西被抓到还会被打一顿。”

　　除了盗窃，还有就是敲诈勒索的烂仔。

　　住在石牌的阿伟就遇见过。前段时间有一个在外面看场的小弟跑到他堂弟的宠物店里去要保护费。阿伟的堂弟是外地来做生意的，当然比较怕这种事情。

　　那该怎么办呢？你要不给的话，麻烦很大，你要给的话这个月敲诈1000元，下个月还来可能又是1000元。“每个月我们挣的钱，交了房租吃晚饭就没有什么钱存下来，哪有那么多钱给他啊。”阿伟说。

　　在阿伟的帮助下，他的堂弟就直接告诉那人自己已经报了警，那个烂仔还不信，第二次又来了。于是他堂弟就跟那家伙约在石牌东“交钱”，然后带着警察直接把人抓了起来，事情就这样解决了。

　　另外，城中村里还有两样兴盛的职业。一种是提供买马等地下赌博活动的档口，另一类就是在发廊甚至街上拉客的性工作者。

　　关于前者，李荣祥曾经玩过一两年，最多一次是花50元中了3000元。“不过总体大概是不输不赢的局面。”

　　而后者，多位杨箕村村民都跟记者反映过，“各个年龄段的都有，和村里的保安有关系，每次有检查都会事先通知。”

　　联想起美兰子曾经因为摆摊卖书，在跟城管争执中脚被自行车拉伤。足以见得，要在这里混生活，明白人情生态有多么重要。(感谢南方都市报记者纪许光提供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