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冠球：为农民讲话的人太少了

　　“我们要改变自己的命运，更要把周围的人带动着富起来。只有他们富起来，才能证明我们的事业是对的。”

　　记者◎陈晓

　　他出现在会客室门口时，步伐有些缓慢，表情淡然。这不像经常开怀大笑，从照片上似乎就能听到声如洪钟的鲁冠球。他实在是有些累了——新中国成立60周年前夕，他的时间安排也和共和国生日同步运转：每到国家庆祝自己光辉的节点时，鲁冠球的经历都会被作为这些时刻正确性的佐证：改革开放，承包责任制，新中国成立60周年……第一个时刻，他还是钱塘江边一家员工不到400人的汽车零配件厂的厂长；第二个时刻，他的产品已经进入美国汽车配件厂商的视线；第三个时刻，他成为一家总资产300亿元的跨国集团的董事局主席，并且是从1998年开始至今的全国人大代表。

　　人们总是期待他将人生经历和这些共和国历史上的坐标一一对应，说出一些华彩篇章。可鲁冠球的讲述里没有这么多里程碑式的曲折起伏，他手往下一切，斩钉截铁地说：“做，就是做。”他点着右手食指，那儿有一块上世纪60年代留下来的碎铁片，“那时候没有淬火设备，两个人一起打铁，看看温度差不多了，‘啪’打下来，铁块炸开，碎铁射进另一个人大腿，他被送到医院，休息了一个月；我右手一挡，挡在手里，我用布把手指缠起来，继续干。铁块就留在那里，现在都没取出来。”

　　从1981年开始，几乎每隔三四年，就有一次国家对经济运行的调整，“有时候叫经济整顿，有时候叫宏观调控”。每次都被认为是乡镇企业的困局，又每次都变成万向集团的生机。“环境是不一样的，知道这一点就要好好干，不要去争。做出来给大家看，我们该不该有地位。”

　　鲁冠球说的“我们”，包括两个意思：农民，乡镇企业。

　　挤进“计划”的缝隙

　　鲁冠球出生在农家，16岁时的理想是当工人。“很简单的道理，要摆脱贫困。农民真的是面朝黄土背朝天，早上三四点钟，天蒙蒙亮就出来种菜，好的卖给城里人吃，坏的、差的自己吃。晚上，蚊子很多还在外面劳作，就这样，都富不起来。”

　　“正好有个机会‘大跃进’，城市里需要工人，我们就去了。一开始14块钱，还有两块衣服费。我干了3年，工资最高涨到35.5块，拿了两个月。”后来就是三年自然灾害，“吃树皮草根，吃的人都浮肿了，虚胖啊！”鲁冠球拍打着自己的手臂，“城里养不活我们了，现在叫下岗，那时候叫精简。1961年，全国精简2000万工人，我是其中一个。不想回农村，怎么办？当工人三年有了点手艺，开始在农村修自行车、钢丝车，一个人开始，就是要摆脱贫困。”

　　这种寻求脱贫的个人努力，从新中国成立后就没有间断过。“即使在‘文化大革命’那个年代，我们萧山、绍兴照样也有民营企业存在。”鲁冠球说，“那时候都计划经济，私人搞机械要用计划的电就不行。我搞了6年，搬了7个地方。”这段时间最大的苦闷是“不被承认，没有被评上先进，拼命干也没有什么荣誉。”他想入党，从70年代初开始写入党申请书，一共写了3次，他个人进入组织的努力直到1984年才成功，但他的企业比他更早获得了接近体制的机会。

　　“1969年，正好有个机遇，中央有个文件，每个人民公社，可以搞一个农机修配厂。我和6个人一起办起了宁围公社农机厂。”这是在铁桶般的统购统销年代，挤进“计划”的第一道缝隙。宁围公社农机厂的任务是为公社周边提供配套生产的农具。工厂性质是集体所有，但实际启动资产是鲁冠球和其他6个人凑的4000块钱。这个出资方式使财经作家吴晓波在写作中国企业史时，把宁围公社农机厂区别于华西村这类乡镇企业：“后者始终依托在村级政府的肌体上，而前者的崛起则大半是个人创造。这种差异在一开始并不起眼，甚至在相当长的时间，乡镇企业一直是他们共用的一个概念，直到企业产权的归属成为一个问题时，他们的命运才开始向不同的方向飞奔。”

　　产权归属不是企业初创时的重点，鲁冠球必须解决的是为自己想做的事业求得合法的生存权。此后，企业发展每走到体制红线边缘时，鲁冠球个人的经济利益一再被放弃，换取了企业更大的生存空间。

　　“1969年这条路走对了，把那个‘红帽子’戴上了。”鲁冠球告诉本刊记者，“乡党委委员跟我讲好条件的，60块一个月，很好。我拿了5个月，后来说乡党委书记的工资才53块钱，好，减掉我7块，可以可以。”

　　办企业40年，鲁冠球从未亏损。“我们干啊，真的干！锻工，切割，调度，把关都是我。后来生病了，筋疲力尽，去医院看病，自行车都骑不动，厂里一个员工用自行车载我去。验血结果出来，医生以为我在黄疸指数的指标后加了个零。”

　　鲁冠球得了急性黄疸性肝炎，卫生院开病假条让他必须卧床休息。“我揣着假条就工作，什么东西都不想吃，就吃腌菜。我们食堂里4大缸腌菜，就是我一个人吃完的。有人骂我假积极，肝炎是传染病，要害人的。我和小孩吃饭都分开，就夫人和我一起吃，她说，我不陪你谁陪你？就是这样子，拼命干两个月，一天都不休息，一身一身地出虚汗。后来我想，不这么出汗排泄掉，听医生的躺床上休息，我可能早就死了。”

　　“只能从小事做起”

　　1979年，国务院公布了《关于发展社队企业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其中一条是：城市工业根据生产发展需要，参照社队可能承担的能力，可以有计划地把部分产品和零部件扩散给社会企业生产。这是乡镇企业进入国家经济体系的唯一机会，也决定了鲁冠球们的发展路径：只能从一些冷门的、细小得不值一提的行业萌芽，此后成就了大量的“微型世界冠军”。鲁冠球把低起点归结为自己的实力，他对本刊记者说：“我很想做大事，但是我实力不够，只能从小事做起。”

　　1979年，鲁冠球看到《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国民经济要发展，交通运输是关键》。他判断中国将大力发展汽车业，决定砍掉其他项目，专攻万向节。万向节是汽车传动轴和驱动轴的连接器，像一个十字架，大的长度近一尺，小的长不过一手指，4个头的横断面平光如镜子，磨掉一根头发的1/6就得换新的。鲁冠球梦想造轿车，但他事业起步是从汽车底部这个不起眼的零件开始的。

　　报纸信息一直是鲁冠球做企业的重要判断依据。90年代初就有专门的秘书给他读报、剪报，现在每天要看三四万字的信息。“你们用电脑，我是用这里。”鲁冠球指着锃亮的脑门，“你要去深入研究报纸内容，有时候机密都有。发言的人不是故意泄密，是没有经济头脑，关键看你用不用心。”

　　当时机械工业部要在全国56家生产万向节的工厂中，选择3个做定点。乡镇企业本不在选择范围内，连考核标准的文件都拿不到。鲁冠球用人托人、国营对国营的名义，把整顿企业的条例弄到手，按照400个考题标准，进行整改，最后以99.4的最高分，与青岛、广州的两家同行国营企业一起被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选为定点厂。

　　这是他第一次被大国企选中，和此后若干次对体制界限的突破一样，鲁冠球都解释为“机遇”。“国家也要做做试验，我们都是试验品。关键你要符合他的要求，符合他标准就可以去争取。”

　　1983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这句著名的政治语录，肯定了鲁冠球这类非国营企业家存在的合理性。鲁冠球在这一年承包企业，3年下来，企业取得巨大发展，员工收入大幅增加，其个人累计奖金44.9万元，他全捐出来包揽全厂没有买足的国库券数量，给乡里修学校……他因此成为《人民日报》1986年通讯《乡土奇葩》的主角。

　　“这是一篇乡镇企业报道的巅峰之作，全国来学习，鲁冠球成为‘共同富裕’的一个代表。”吴晓波对本刊记者说。他在1990年和鲁冠球成为朋友。这一年，吴晓波是初出茅庐的新华社记者，鲁冠球被选为乡镇企业家协会副会长。吴晓波描述了第一次鲁冠球给他留下的深刻印象：“第一次采访商界著名人物，我不知道问什么，胡乱海聊中，鲁冠球突然转身对秘书说，拿一支笔来，我把吴记者刚说的一句话记下来。”

　　鲁冠球在企业经营上的强人风范始终伴随着其待人接物的谦和姿态。万向此后在进入资本市场，拿到财务公司牌照，成立跨国公司方面，一再被选为民营企业的第一家。他的公司从没有过丑闻，从创立至今150多个季度，从未亏损。在海外也为国家争了面子，美国伊利诺伊州将每年8月12日定为“万向日”。发展方向和国家产业政策的倡导一致，10年前就大力投入新能源，“如今这一块是做得最好的”。他仍然和地方政府保持很好的关系，万向集团的布局证明了企业对地方的忠诚。虽然分公司遍布全球，但万向总部一直还在1969年建立农机厂的地方，白色6层楼房，让《华尔街日报》记者进入这里时惊叹这个跨国公司的朴素。“总部建在哪里，税收就在哪里，万向去年就有13.9个亿的税收，这有个利益问题。”鲁冠球对本刊记者说，“而且，企业不管建在哪里，归根结底是发展生产。如果企业和当地政府处得好，生产力发展得好，就不一定要去大城市。”

　　“花钱买不管”

　　1990年1月，中国乡镇企业家协会成立，农业部部长何康出任会长，鲁冠球成为副会长。这是农民企业家能得到的带有官方色彩的最高职务。官方的肯定让鲁冠球对乡镇企业家的身份充满了自信。他站在办公室的窗户前，对着前面绿油油的田野，大声对前来采访的新华社记者说：我就是不进城，我要在这里建一个工业城。

　　1992，鲁冠球提出“花钱买不管”，和政府明晰万向产权。在共和国企业史上，鲁冠球是产权意识最早苏醒的企业家之一。他将企业净资产的一半1500万元划给宁围镇政府。后来，当地政府的一家客车厂濒临倒闭，宁围镇政府以股权换得万向的援手，最终政府的股份变为1/3。这笔交易在今天看，是成功而且幸运的。鲁冠球在自己声誉的高峰完成了这次变革。

　　“尤其高明的是，这个产权设计外部边界清晰，内部边界却模糊。鲁冠球没有为自己争取个人股份。他聪明地绕开了最敏感的地带，却为日后的渐变留下无限空间。通过这次产权界定，鲁冠球获得了对企业的绝对控制权，却又没有丧失集体企业的性质。”吴晓波评论说。

　　万向早期产权结构的设计奠定了它的公司文化，老员工和最高领导者之间并没有大企业常有的那么明显的等级紧张感。采访中，他们可以时不时打断他的话，修正他的回答。他们讲起鲁冠球的一个小故事：他从不揣钱。有一次在机场送他，他一个人进了安检，飞机晚点，他连打电话通知家里的钱都没有，还是找陌生人借的钱。鲁冠球在一边憨憨地笑着，好像在听别人的笑话，然后补充：“在北京机场。”

　　“证明我们的事业是对的”

　　1993年，乡镇企业家似乎已经成为一个光辉的职业。这一年的《经济日报》称乡镇企业已成为中国经济最大的增长板块，当年农村社会总产值的75%，全国社会总产值的38%，国家税收的1/4，均来自乡镇企业。带领这支经济力量的代表，“北有禹作敏，南有鲁冠球”。

　　禹作敏是另一位乡镇企业协会副会长，以能干、桀骜闻名。1993年，他因包庇犯下命案的手下，暴力抗法，被拘捕判刑。鲁冠球三日不出，后来写了一篇题为《乡镇企业家急需提高自身素质》的文章。其中写道：“我们面临经营者的自身素质障碍。这种障碍的病因是部分农民能人没有充分意识到自己所负载的历史使命……这一障碍的真正根源，其实是传统的小农意识与现代精神的冲突，显然，我们今天需要一次彻底的决裂。”

　　2009年9月12日，再来解释1993年思考的“农民能人的历史使命”，鲁冠球告诉本刊记者：“我们要改变自己的命运，更要把周围的人带动着富起来。只有他们富起来，才能证明我们的事业是对的。禹作敏把一个村庄带起来了，但周围还是很穷，还是被各种思想包围着，他还没有等到大家都理解你的时候。他把自己估计得太高。”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乡镇企业家？这些农民能人在求得体制的理解接纳时，也需要思考自身的改变。鲁冠球是第一个公开表现出具备这样思考维度的乡村企业家。他初中就辍学了，但“很爱学习，在他的床头柜里，有画满了条线圆点的《资本论》，有松下幸之助传记，有最新版本的经济专著。每天再忙他也要抽出一两个小时读书，做笔记。他爱和浙江大学的老师和媒体记者讨论问题，这个习惯至今保持”。吴晓波对本刊记者说。

　　鲁冠球写过一篇讲业余时间如何利用的文章，以自己的安排举例：“我每天早上5点10分起床，6点50分来公司，晚上18点45分回家吃饭，19点看‘新闻联播’，‘焦点访谈’，20点处理白天没有处理完的文件，21点左右开始看书看报看资料，大约到22点30分感到疲倦的时候，冲个澡再继续学习，到零点上床睡觉。”

　　他提出了很多超越这个阶级视野的理论。比如“企业利益共同体”的机制，“对按劳分配的再认识”和乡镇企业的公司化改造……他的远见“让他领导的乡镇企业具备了大工业的气质”，吴晓波评论说。

　　“一定要大家都富起来”

　　创业至今40年，万向由农机厂成为跨国集团，毗邻企业总部的一家小饭馆，也随之变成了国际大饭店，鲁冠球的生活内容却几乎没有变化。他不逛街，不配手机，没有钱包，还住在上世纪80年代修建的农家小楼里，没有任何造型，即使和萧山90年代的农民别墅比都算是土的。小楼周围正在拆迁，楼前有一畦约七八十平方米的土地，闲时种种蔬菜，这是他少量的休闲。本刊记者问：“你买的第一件奢侈品是什么？”他一脸茫然，扭头问企业的年轻员工：“什么是奢侈品？”

　　他仍然每天早上5点10分起床，从窗口看出去，还是农民早起下地，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身影。1993年思考的历史使命，如今看来仍然任重道远。“农民依然是社会的最底层。”鲁冠球说。他从1998年开始担任全国人大代表，此前还当了两届党代表，每年的提案都是关于乡镇企业和农民的。“他们说，你会发言讲话，党代表5年才讲一次，让你当人大代表，每年都可以讲一次。”“为农民讲话的人太少了。”他叹息着说。

　　从2006年至今，鲁冠球的提案完全围绕如何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提出的解决途径是：明确农民土地的法律地位，赋予农民物权性质的土地产权，对农民进行技能培训，还有从立法和政策上，支持乡镇企业的发展，它们是让农民离土不离乡，从工业化中分享财富的关键渠道。

　　万向有资格做这样的提议，它的存在已经惠及40万农村劳动力。2000年以后，杭州城市扩容。由于民营经济发达，萧山地区整体农转非，鲁冠球也正式从农民成为城市居民。他认为这才是解决农村问题的正途：“如果我们二元经济结构，还是解决不了，只有城市化。像杭州萧山，再过10年，就完全融为一体了。”

　　“我早就摆脱贫困了。”鲁冠球伸出手比画，“1969年办宁围农机厂的时候，我戴120块钱的上海牌手表，骑158块钱的永久牌自行车，听18块钱的红灯牌收音机，有110块存款在信用社，还有4000块钱在一个企业里。那已经是很好。但早上晚上来家里吃饭，来信借钱的，每天不停，你根本没有办法生活。这个时候就感觉，一定要大家都富起来。”

　　“一定要周围都好，你的企业才会好，农民都富裕起来了，你的富裕才会持久。为什么过去地主被打倒？他是少数人。”他这样告诉本刊记者。(实习生丘濂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