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纪兰：“太阳底下晒的人”

　　申纪兰，这位扎根山西西沟村的劳模，是唯一连任11届的全国人大代表。面对各种荣誉和机会，她固守着朴素的心愿，“我是一个农民，我的根在西沟村”。这种坚守，也让她的信仰有了一辈子的方向。

　　记者◎王鸿谅   题图摄影◎蔡小川

　　特殊的西沟村

　　“真干净！”从平顺县到西沟村，司机一路上不停感叹。车停在西沟乡政府门口，感叹又升了一个调门。西沟乡政府所在地，就是西沟村的主村。鉴于太行山特殊的沟壑地貌，这个拥有600多户2000多人的村庄，自然生产小组曾散布于各个山沟，经过若干次合并，主村沙地栈逐渐发展成乡镇的中心。

　　与其说是村庄，不如说这里更像一个观光地。山坡下是花坛绿地的村中公园，山坡上依山势搭建了纳凉亭和座椅，还有大幅的山体壁画和一面白色的九龙壁。比乡政府还要醒目的建筑，是“西沟展览馆”。这个上世纪60年代的建筑，2000年重修扩建过一次，从“劳动起家”的牌匾下，沿石阶直上约3层楼的距离，才能到达展厅大门。门口的半身塑像是李顺达，两层展厅中，大幅照片和文字，记叙了以李顺达和申纪兰为荣的西沟历史。

　　这里的山绿得格外不同。石头垒起来的育苗坑，每个都像花瓣状，密布山体，树苗就在这些人工挖筑的土坑里，一点点伸展出枝干和叶子。那些已经染绿的山头，都是漫长时光的见证。西沟人管这叫“鱼鳞坑”，这是上世纪50年代，国家林业部专家郝景盛带来的植树方法，将镰刀挖坑直播改成刨鱼鳞坑栽种，在严苛的自然条件下，居然成功了。种树绝对是西沟村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数十年下来，把荒山荒滩治理成1万多亩的苍翠，西沟村赢得了最直观的荣耀。

　　西沟村的符号意义远不止于此。它曾是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地图上唯一被标识出来的行政村。严格说，西沟村的名声从1943年李顺达的互助组开始。这是全国第一个农业生产组织，响应了毛泽东和边区政府“组织起来”、“生产自救”的号召。这个由河南林县逃荒人家落脚地发展起来的小村庄，由此抓住了时代的脉络。到了1951年，李顺达互助组向全国发出开展“爱国丰产竞赛运动”的倡议书，倡议书登上了《人民日报》头版，当时全国各地有1938个互助组和1681名劳模迎战，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爱国主义生产竞赛热潮”。

　　从山南底村嫁到西沟村的申纪兰18岁，那是1947年。她刚好赶上了这个热血沸腾的年代。她和李顺达，都成为与西沟村紧密相连的另一种符号。就像西沟村人自己总结的那样，“先是李顺达的时代，然后是申纪兰的时代”。1983年李顺达逝世后，申纪兰就成了西沟村的“唯一”。

　　劳动者的荣耀

　　申纪兰崭露头角，是在李顺达的互助组发展成西沟农业合作社的时候。1951年12月，她说服了公婆，动员全家带头入社。合作社成立大会上，她当选为副社长，社长是李顺达。那时的西沟村，妇女的自我觉醒意识并没有普遍萌芽，传统习俗还是“好男走到县，好女走到院”。申纪兰的任务，就是动员村里妇女和她一样，下田劳动。

　　申纪兰不习惯谈论她的家庭，总不自觉地回避生活故事部分，尤其是面对陌生人。但真要说起来，她口中那桩“半自由半包办”的婚姻，其实是人生全新的开始。她童年生活坎坷，父亲宋进水在她出生后不久去世，1934年母亲武全香带着5岁的她改嫁到平顺山南底村。继父申恒泰是一名乡村郎中，她改了名字，随继父姓申，终于过上了能吃饱饭的日子。申纪兰的丈夫张海亮是军人，1951年从朝鲜战场归来，又被选派到南京炮兵学院学习。这个一直被遮蔽在申纪兰背后的男人，舍弃了更好的发展机会，留在长治，后来任长治市城建局局长。他和他的家人，从一开始就给了申纪兰最大的空间，从不干涉她的选择。

　　1952年4月，李顺达作为劳模代表到苏联，开始为期6个月的参观学习。申纪兰也展开了她的全村总动员，连裹了小脚的马顺召都被她动员起来。如今87岁的马顺召老人，颤巍巍地挪着小脚搬着椅子坐到墙边，回忆里最激动的部分，就是当年荒山植树和修大坝的场景。当时合作社规定，男人下田一天记10分工，女人只记5分。申纪兰带领妇女和男人们开展劳动竞赛，证明女人干活绝对不输给男人。她由此几次向社里提出要求，“男女干一样的活，应该记一样的工分”。

　　论争后，西沟合作社重新制定了男女“同工同酬”的记工办法。当年秋天，长治地区召开互助合作工作会议，申纪兰成为妇女代表。《人民日报》记者蓝邨敏感地报道了申纪兰争取男女同工同酬的故事，写成通讯《劳动就是解放，斗争才有地位》，发表在1953年1月25日的《人民日报》上。申纪兰的名字，也就从偏僻的小山沟，传到了全国各地。一个多月后，1953年3月，她当选为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代表，参加第二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从西沟骑骡子到平顺，然后换卡车到太原，再换火车去北京。”虽然社里替她刻意打扮了一番，但站在一堆代表中，她的“蓝色掩襟布衫”、“宽腰大裆裤”和“绑腿”还是格外扎眼。时任山西省妇联主任黎颖觉得，申纪兰要代表山西农民形象，就拿了一身自己“最宽大的外套”给申纪兰换上。

　　这次会议结束，申纪兰又当选为第二次世界妇女代表大会代表，从北京到丹麦首都哥本哈根。这次大会主题是争取妇女和男人享受平等待遇，争取一个和平的世界，保卫妇女、孩子和家庭。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正式的中国妇女代表团在国际亮相。如同一项政治任务，每人的衣着饰物都由国家配备，还要进行专门的外交礼仪训练，包括衣食住行、坐立行走等各种细节。最让申纪兰发愁的是化妆，好在代表团里的人很快意识到这个朴实姑娘的难处，尤其是电影表演艺术家田华，热情地主动揽下了帮她化妆的任务。

　　西沟展览馆里，保留了几张当年申纪兰出席世妇会的照片，那个一袭旗袍的短发姑娘，细眉弯弯，嘴唇红润，端庄典雅里透着几分羞涩，不输给任何一个大明星。当时的代表团团长李德全还开玩笑似的夸过，“没想到西沟村来的小姑娘竟然长得这么漂亮”。只是完成这项“政治任务”，回到西沟村第二天，申纪兰就把旗袍这些行头塞进了柜子里，此后再也没有穿过，也找不着了。

　　如今80岁的申纪兰，往事记忆很少停留在关于衣食住行的琐碎细节上，要通过当年的照片，再三追问，才会一星半点流露出两句当年情景。她的回忆里始终清晰和激动的部分，只有一种场景——受到领导人接见——那个年代至高的荣誉和骄傲。

　　从1954年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始，申纪兰在后来的50多年里，不仅先后三次受到毛主席的接见，也受到了历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那些合影，在申纪兰的家里满满当当地挂了两面墙。这些照片，取代了普通的全家福，成为申纪兰最温暖的财富。

　　人民代表的记忆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210人的名单里，山西代表团26人，只有4个女代表：劳模申纪兰、歌唱家郭兰英、刘胡兰的母亲胡文秀和基层干部李辉。申纪兰还记得，穿着裙子、烫了头发的郭兰英“最漂亮”。当时她的想法很简单，“想参加一次会议，见见毛主席就行了，其他就不想了”。当她知道代表的任务是要选国家主席，心思更笃定，“一定要把毛主席选上”。在选票上毛泽东的名字下面画上一个圈，成了申纪兰和许多人心中最神圣的使命。

　　申纪兰的青春，和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牢牢绑在一起。她的记忆，也更深刻地停留在那些时刻。她记忆深刻的是，1958年，“大跃进”浮夸风盛行时期，她和7个女社长到北京开群英会，周总理请她到家里座谈了3小时。“他问我，你炼铁了没有？我说炼了，我是连长，我说还炼出来了，扇那个土风箱。”“总理说，哎呀不怎么样吧？我说周总理怎么知道这个？他说，机器炼还出废铁呢，你山上那个能炼好？我说也只能说是炼出来了。总理什么都知道。”

　　还有1975年，第四届人大会上，周总理带病做最后一次报告。很多人都跟她一样，掉着眼泪听总理报告。“瞧见他瘦成那个样子在那儿做报告，他坐下了，大家还鼓掌，一直鼓掌，这就是大家心里头的领导人呀。总理多好呀，我们流着眼泪，见了总理那一次，再也见不上了。”

　　1978年之后，新的精神和决策，老人理解起来并不太容易，比如“包产到户”。西沟村的光荣来自合作社、来自集体。虽然起初内心充满疑惑，但申纪兰还是和年轻时一样，坚信党的方向，“自己不能理解，那是自己的水平觉悟低”。如果再追问，老人会慷慨激昂地把手扬起来说，“就是党和毛主席，领导四万万人民翻身做主人，党不会错”。那种发自内心的坚定不移，就像西沟接待中心党支部书记郭雪岗所形容的：“她对党的感情，是掏心掏肺的真。”正因为如此，连续11届的全国人代会上，申纪兰从来没有投过反对票。

　　从1978年的第五届开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的时间固定下来，5年一届，人大代表要承担的职责，也不再是画个圆圈那么简单，他们要拿出自己的议案或者建议。对1978年已经50岁的申纪兰来说，此后的30年，并不容易。这个从没念过书，不识字的劳模，由此开始认字写字，听新闻、看报纸，领会党的新文件、新精神。她坚持每天看《新闻联播》，她还花了40天时间，每天早起，一字一句抄写完党的“十七大报告”。当年那个会为报告发言急得团团转的小媳妇，就这样，一点点成长为不用稿纸都能连续讲上几小时党课的模范党员。这些都让她身边的人感慨，“虽说没念过书，理论水平高着呢”。

　　老人也感慨，现在的全国人大会议“变化太大了”。如果一定要她列举一些具体细节，她想了想说，“以前是举手表决，现在是按键，电子计票，先进多了”。还有，“现在的代表都有文化，水平都很高”。

　　农民本色的取舍

　　不管拿过什么荣誉，只要回到西沟村，换上补丁摞补丁的旧衣服，锄头一扛，申纪兰就回归了自己的本色。在她身边工作了近20年的郭雪岗觉得，这是申纪兰“最了不起的品质和智慧”。

　　早在1973年3月，申纪兰就被任命为山西省妇联主任。到了妇联，她发现，除了在公文上画圈签字，偶尔参加会议，自己这个主任基本上无事可做。她闲不住，只能每天早早起来打扫卫生，帮别人灌开水，或者留在食堂帮师傅们洗碗。

　　与她熟识的新华社记者冯东书出了个主意，这主任继续当，但只在开会的时候来，开完会就回村劳动，冯东书始终觉得，“劳动才是申纪兰的长处”。冯东书承认自己出的是一个“歪点子”，但“让申纪兰当妇联主任本身就是个歪点子，以歪对歪，就不失为一个好点子”。申纪兰跟人商量之后，也认准了自己的位置，她说：“我是太阳底下晒的人，不是坐办公室的人。”

　　她真的用上了冯东书的办法，以后只到妇联来“坐会”，坐下开完会，就回到西沟村继续劳动。从1973到1983年，申纪兰就这样当了10年妇联主任，坚持着自己的“四不”——不定级别、不转户口、不要工资、不坐专车。她也总结出了自己的名言，“不脱离农村，不脱离农民，不脱离劳动”。

　　扎根在西沟村里的申纪兰，这些年里遇到过许多找上门来的人，包括全国各地喊冤的上访者。申纪兰问他们：“为什么不找当地的人大代表？”“他们说，我们找不到呀，那些代表都是领导，我们找到也见不上。就你最好找，到了西沟，一下就找到了。”申纪兰说：“他们大部分人都是遇上不好解决的难事，通过看报纸，看电视，知道我参加了全国、省里的人代会，和中央的、省里的领导在一起，想着找农民代表能说上话。”她也因此对人大代表的身份多了新的理解，“人大代表，是一条反映问题的渠道”。

　　申纪兰坚持自己的原则，她相信党的组织程序，也告诉上访者们，“相信党，走上访程序”。她会收下那些材料，但绝对不同意以任何方式在材料上签下自己的名字，“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是真冤枉还是告冤状，我不是法官，不能随便判断”。可她愿意发挥渠道的作用，在开各级人代会的时候，把收到的材料，转交相应的部门。但她又恪守程序，并不会给相关部门施加任何压力。这些材料，有解决了的，也有没解决的，称赞和指责，申纪兰都遇到过。

　　申纪兰自己也分析过这些年转出去的材料，“党还是好党，但因为治党不严，那些风气不好的人混了进来，办了坏事，造成了冤案”。那些冤案里传递出来的贪污腐败现象，让她更坚信，“作为一个党员，首先就要管好自己”，“管住自己的嘴，不吃请、不请吃、不乱说”。她的严于律己，其实也成为内心深处对家庭、对子女们的愧疚，她说：“瞧人家当娘的，再看看我，小平(长子)媳妇生孩子，我只伺候了人家三四天”；“我每天去长治，但半年多了，我没见过小娥(次女)”；“李珍(长女)在邯郸，我去过好几次，虽然见了人，但是在宾馆，也没有去她家一趟”……

　　只有跟很贴心的人在一起，老人才会偶尔说起这些，说的时候噙着泪水。其实这3个子女都是领养的，她没有生育过。她疼爱3个孩子，但从来不会主动用自己的身份替他们铺平道路，相反，她还希望尽一切可能撇清这种影响。她的子女，如今一个是河北某军医院的医生，一个是长治市粮食局局长，一个在长治市交通局，“他们都是靠自己”。对于孙子张璞，老人也是一样的标准。张璞大学毕业后在平顺县宣传部工作，每逢有关于申纪兰的重要采访，小伙子就要亲自陪同记者过来，他早就习惯了奶奶的公事公办。“忙完了你就走吧。”不管是在西沟还是在长治，申纪兰都绝对不会拉着孙子一同吃饭，“不能占公家的便宜”。可跟申纪兰吃饭，实在没什么便宜可以占，她在西沟村的一日三餐，都是在政府食堂，早晨吃粥和馒头，中午和晚上都是手擀面。一碗面，一碗面汤，跟大家一样。

　　闲不住的劳模

　　1983年申纪兰从妇联主任卸任的时候，已经54岁了，她想要闲下来，没人会反对。可那一年李顺达逝世，西沟村的包产到户也正式开始。从合作社身份里转换出来的申纪兰觉得，为村民们寻找新的致富方向，是她义不容辞的责任。1984年冬天，她带着几名村干部一路南下考察，从河南到江苏，再到上海郊区。河南刘庄支部书记史来贺的话让她大开眼界：“老申，光靠种地富不了，赶快上工业吧，西沟石头多也是资源。”这一路下来，申纪兰听得最多的就是“无工不富”。

　　申纪兰和西沟村新的创业史也就此开始。他们尝试过很多项目，1989年兴办了铁合金厂，生产硅铁。现任西沟村村主任王根考在厂里当过3年会计，他记得，“刚开始运转很好，市场好，第一年纯利润120万元”，“从第二年开始，效益就不太好了”。申纪兰要亲自出去跑销路，她的面子和影响，有时候还是管用的。长治钢铁厂先是买产品，后来干脆承包了这个村办企业一两年。1996年，上一任的村主任周建红重新把厂子接了回来，转产生产电石。厂子规模扩大了两次，可是这个村办企业的现状还是令人有些忧虑，从去年8月开始，电石厂就停产了，原材料成本上涨和金融危机都是原因。

　　村里还有一个饮料厂，这是王根考1994年从日本接受果树管理培训后，回来接手的项目，村里出土地，某煤矿老板出资100万元。申纪兰最见不得建设肆意占用农地，因为没有地，农民就没有了根本。按她的要求，厂子建在以前的粮食仓库上，7亩地。饮料厂1997年开始投产，生产核桃露、酸枣汁等绿色饮料。同样是申纪兰的面子，北京市食品研究所为他们提供了免费培训和技术支持，还派了研究员下来实地指导。虽然这饮料用“纪兰”做商标，但没钱大做广告，销路并不理想。因为销量达不到一定数量，2004年，他们的产品全线撤出长治、晋城和太原的超市。当初设计的年产4000吨生产线，如今也就生产600～700吨的产品，“多了卖不掉”。

　　西沟村的地理条件太严苛，人均耕地如今只剩下一两分，最多的也不过五六分。年轻人早就外出打工去了。作为厂长，王根考觉得，办厂最主要的目的，就是给村里走不出去的那部分人解决就业问题。其实不管是电石厂、饮料厂，还是太原的“今绣西沟”酒楼，都是如此。目前这些产业的利润，只够维持自身运转，并不能充实村里和乡里的账户，直接让村民受益。

　　只是，只要申纪兰还在这里，西沟村的一切，无形中就都有了主心骨。申纪兰的时间，也因此被各种“不确定”占据着。我到达西沟村的第一天没能见到申纪兰，因为长治市人大刚好开例会，身为副主任的申纪兰需要出席。她已经连任过好几届副主任，和以前一样，还是“坐会”。除了长治市人大的定期例会，还有太多不确定，“省里、市里有什么事情，需要申主任出席的，一个电话来了，她就得随时走”。但申纪兰几十年来的习惯，“只要晚上赶回西沟，就一定要回来”。

　　果然，第二天清早6点，电话就打了过来，“申主任可以接受采访了”。郭雪岗接待来访者已经太多次了，“尤其是每年的‘五一’和‘七一’”。除了记者，更多是省内外的机关团队，他们不仅要参观展览馆，还希望请申纪兰讲课，最后再拍照留念。郭雪岗实在有些心疼老人，“你想想，几十个人轮着要跟她拍照，七八十岁的老人家，就那样不停地站着”，郭雪岗感叹，“多累啊！”

　　子女们拗不过她，只好每周末从长治回来看她一次。这也成了孙子张璞少年记忆里的特别时光，“一大家子人，开着一辆借的小公汽过来”。有时候即便一家人来了，申纪兰也只有1小时跟家人一起吃一顿饭。比起同龄老人，申纪兰虽然算得上还有一副好身板，可随着年事渐高，村里也越来越不放心。6年前，申纪兰74岁的时候，乡政府给她配了新的广本车和专职司机石永斌。石永斌的时间表，也从6年前开始，和申纪兰的不确定绑在了一起，吃住都在西沟乡政府，每周只有一个晚上能抽空回趟平顺县城的家。

　　申纪兰现住在乡政府的宿舍里，就在石永斌楼上，老人每天5点起床，打扫完卫生，6点就叫醒石永斌。在没有外来访客和电话召唤的情况下，老人或者下地干活，或者在村里走家串户拉家常，或者到村办工厂里了解情况，石永斌通常要跟随在旁边，日复一日陪伴这个一辈子都坚持“在太阳底下晒的人”，见证她年迈却不肯停下的脚步。而郭雪岗每年春节前后，也要开始新的忙碌，帮老人分析、思考，一块讨论，打印出新一年的“两会”议案和建议。(感谢平顺县西沟村接待办为本文提供的材料和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