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工：第一位律师代表

　　1988年的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名单里，第一次有律师入选，他们是安徽的王工、河南的梅养正、山西的晋辉和香港的廖瑶珠。而在大会会场连续4次即席发言的王工，成为那一届人代会最闪亮的记忆。当时的《红旗》杂志这样评价：“‘人大’被讥为‘橡皮图章’、‘表决机器’的现象已成为过去，人们心目中的‘两会’形象比以往高大丰满得多了。”

　　记者◎王鸿谅   题图摄影◎黄宇

　　“宪法神圣”的呼喊

　　王工当选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的时候，已经60岁，临近退休。他记得评选前，1987年下半年，安徽省司法厅专门派了一个调查组，从合肥到蚌埠来了解他的情况。那时候律师都归属司法厅管理，当时在蚌埠市法律顾问处任职的王工，绝对算得上是蚌埠的“资深律师”。他于1978年“拨乱反正”后进入蚌埠市中院的司法科，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在蚌埠“坐堂办案”的律师，就只有他和夏桂涛。

　　王工也曾经当选过区里和蚌埠市的人大代表。对于突然到来的考查，并没有特别激动，用他的话说，是“以很平常的心对待”。虽然快退休了，但作为安徽省淮河修防局法律顾问，他手里还有许多案子要忙。几个月后，安徽省开人代会，王工高票当选。他在1988年3月来到了北京，走进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会场。

　　他的当选很快成了新闻，这是全国人大代表名单里，第一次出现律师。

　　1988年，按照当时的大会规则，闭幕式上人大和“一府两院”工作报告分别结束时，大会的执行主席都会照例询问一句，是否有哪位代表对刚才的工作报告有意见。只是这个规则虽然设立了很多年，但基本上都相当于新报告开始前的过渡语。可1988年的气氛有些不同。王工到北京后，很快认识了香港的廖瑶珠和其他一些代表，也辗转听说，“廖瑶珠他们打算在大会上发言”。

　　王工很有些震撼，也暗暗下了决心，“香港的律师都要发言了，那内地的律师更不能当哑巴”。而且他觉得，自己和廖瑶珠他们比，有“地理条件上的优势”。他指的是座位，开会时候，王工的座位在“第三排靠左边的地方”。因为安徽团里的代表座位按笔画排序，除了一位姓丁的代表，就是他了，这是王工“占了姓名的便宜”。那时候各省代表团的位置，则是按拼音排序，从左到右，依次形成纵列。安徽团自然排在了最靠左边位置。王工记得，“当时钱其琛就坐在左边第一排”。

　　那是一种内心紧张而又期待的独自等待。那一年闭幕式上，政府工作报告结束后，大会主席习仲勋照例问了一句：“哪位代表对《政府工作报告》有意见？”王工马上举手站了起来，他就想赶在其他代表前面。他的发言是精心准备过的，他知道，这样的即席发言“只能讲几句，讲核心，戛然而止”。那一天，他用略带湖南口音的高亢嗓门说出来的话，令一代法律人备受鼓舞：“各位代表，请允许我遵循选民意愿，分别对有关报告的决议简要陈词。先对政府的三个报告的决议讲几点：第一，一手抓改革和建设，一手抓法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产生的中央和地方人民政府，要做带头宣传宪法、遵守宪法，保证宪法实施、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模范，我们的口号是：‘宪法神圣！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一切为了人民利益！’”

　　偌大的会场上，没有麦克风的发言，主席台上其实根本听不清楚。更重要的是，那天站起来即席发言的人，除了王工，还有其他人。在王工的叙述里，那也是一个令人惊讶的场面，“记者们就在会场里”，“看到有人站起来发言，就奔着各自关注的目标围了过去”。闭幕式上，4份工作报告的结束间隙，一共有7人次的即席发言，而王工一个人就占了4次。

　　除了“宪法神圣”的呼声，他还有3次即席发言。在人大工作报告结束后，他说的是：“国家要发挥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真正成为权力机关。”在最高法院的工作报告之后，他建议公开复查两个案子，“江西徐长根等7人故意杀人案”和“江苏省徐州电业局韩庄发电厂水资源费案”。在最高检察院的工作报告之后，他又提出了“辽宁台安三律师案”。他说，“实事求是，是真理就坚持，是错误就随时修正”。

　　这令人讶异而又激动人心的时刻，被诸多媒体记录下来。比如《红旗》杂志写道：“代表即席发言……博得了广大代表热烈掌声，无疑是对这种民主行为的赞赏。‘人大’被讥为‘橡皮图章’、‘表决机器’的现象已成为过去，人们心目中的‘两会’形象比以往高大丰满得多了。”

　　议案最多的“中国一号”

　　通过1988年的即席发言，王工意识到了人大代表声音的分量。他提出的那3个案子，会后迅速得到了复查和纠正。“徐长根杀人案”中，被误判死刑的改判成了无罪，“水资源费案”的纠纷也得到了妥善解决。

　　尤其是“辽宁台安三律师案”，这案子当年很出名，彭真称此案为“建国以来最严重的违宪事件”。辽宁台安律师王百义、王力成、王志双因为进行刑事辩护，1984年被违法逮捕，其中王力成先后两次被捕入狱，著名律师张思之为之辩护，但1988年此案还是没有得到纠正。还是王工的即席发言，推动了此案解决。《人民日报》两次头版头条报道了此事。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在全国维护律师职务权益经验交流会上也指出：“王工律师对‘三律师案’提出的意见，引起了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和高检重视。这件事已经解决了，教训是深刻的，要很好地记取，也说明了检察机关尊重律师，听取律师意见的重要性。”

　　只是在1988年之后，即席发言再也没能重现。王工回忆，因为从1989年的七届人大二次会议开始，“大会的规则就改变了”。“一府两院”和人大的工作报告结束之后，“执行主席再也不说有意见的代表可以发言了”。在他任期的5年里，全国人大会的规则还发生了其他改变，“以前是举手投票，后来就变成了按键，通过、反对和弃权3个按钮，电子计票”，这样一来，“在会场上根本不知道代表们心里都想些什么”。但王工始终对全国人代会充满期待，因为“人代会是我唯一重要的表达意见的机会”。

　　他为此做了大量案头准备。“每次会期，任务都很重。”如今已80岁的老人回忆起这些，还会不自觉地神采飞扬，“每次到北京，都忙着在宾馆写议案和建议”。除了奋笔疾书，王工还要在入住的宾馆里四处敲门，获取其他代表的签名，因为“议案要30个以上的代表签名，而建议、意见也需要几个代表签名”。他还是安徽代表团里的义务法律顾问，其他代表如果遇到什么法律问题，都会来找他。

　　5年全国人大代表任期下来，王工因为一人所提议案数量最多、议案序列第一而被媒体称为“中国一号”。他提出的诸多议案里，最出名的是1988年的“建议制定律师法”。王工回忆，这份议案和当时的大背景相关，“当时全国已有律师3万多人，律师事务所3000多个”，但“并没有专门的律师法，原来的《律师暂行条例》又过于简单笼统”。这份有31名代表签名的议案，排在当年的第219号。只是这议案距离1997年的《律师法》正式生效，还有9年的等待。另一个被频频提及的，就是他在1992年七届人大五次会议上提出的议案《依法主张1928～1946年日本侵华损害索赔权利》。

　　王工在全国人代会上，也多次显露法律人的专业素养。1991年4月，七届人大四次会议要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即将付诸大会表决的修改稿中第63条的内容是：“律师代理诉讼时，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代表委托人的合法权益。律师有伪造证据，行贿受贿，泄露查阅的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材料的，予以纪律处分、拘留，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王工仔细思索之后，提出建议“要求删除草案中的第63条”。他觉得，如果这条通过，在当时的执法环境下，律师很有可能陷入极大的被动，极其不利于中国法治建设。他还记得自己当时提出的理由：“一、这一条文内容属于实体法，不应放在程序法中规定；二、对律师的限制条文可以写进律师法，律师犯罪可以依据刑法论罪，民诉法可以不要这方面的内容；三、民诉法是程序法，它规定的应是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操作程序；四、我国律师制度建立的时间不长，需要大力扶持，目前律师履行职务的困难较大，不少打击、迫害律师的案件没有得到处理，如果不删去这一条，将不利于律师制度的健全和发展……”他的建议在代表中引起了强烈共鸣。1991年4月6日，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修改草案)的审议结果报告中也“建议删去”“第63条”。同年4月9日，七届人大四次会议顺利通过了修改后的法案。

　　跌宕的命运

　　“我的名字叫王工，每次人大开会，我都能坐到最前面去，要举手发言的时候就占便宜了。但是工字上面不出头，所以我不能为士，成不了硕士、博士，当不了大学者；工字下面不出头，我也当不了官。”在蚌埠六中宿舍的窄小单元房里，80岁的王工还是那掷地有声的洪亮嗓门。

　　他只当了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并没有用这身份为自己谋取任何特权，60岁照样退休，退休金如今也不过3000元。但王工对这些都不在意，60岁之前的他，已经遭遇过太多的命运坎坷，他唯一会感叹的是“时间太不够用”。动荡的时代剥夺了他太多的时间和精力，他能够专心投入一项事业的时候，已经50岁，于是总恨不得“1天当成20年来用”，退休后也无法闲下来。他这样总结自己，“50岁学法律，80岁尤执业”。他一直记得的是当年陶龛学校的校训，“血性”，做人要“诚和愚”。这也成为他毕生的信条。

　　命运的残酷考验，从他的童年开始。他本名兆晃，1929年出生于湖南沅江，童年和少年都在战乱中度过。八九岁时，就因为日本军队的轰炸，一家人逃难到湘乡。父母在他11岁时双双亡故，唯一的亲人只剩一个哥哥。他靠半工半读，完成了小学到高中的学业，而且在1947年考上了武汉华中师大教育专业。没有路费，他是和别人扒在火车顶上到的武汉，没有生活费，他就到湖南同乡会在武汉办的“克强中学”去应聘。这个18岁的年轻人，要“垫着板凳才能够得着黑板”。

　　王工在武汉迎来了1949年的解放。一夜之间，“蛇山上满山都是解放军”。这些军人“都很自律，宁愿睡在街上也不惊扰我们”。20岁的兆晃“受到很大的感动”，他决定跟着共产党干革命。为了表达对革命的忠诚，他把名字改成王工，并且立刻放弃学业，参加了人民解放军第12兵团，在政治部负责民运工作。后来12兵团一部组建人民海军，王工随即去了当时的海军基地青岛，几个月后，被派到北京任《人民海军》的编辑、记者。

　　可复杂的政治运动，再次改变了他的人生。1953年，面对历史背景调查，他因为“不能证明自己的历史是非常清白的”，只能被调任到基层的一个速成中学教书。直到1955年肃反，他才得以正名，被补授了少尉军衔。可1957年，“反右”开始，他又因为“没有老实交代个人问题”，调离北京，转业到安徽的蚌埠市委，在市委的《整风通讯》任编辑和记者。这工作没干多久，1958年的某一天，他就和一群人一起，突然被市委机关的人送去了公安局。到了那里才知道，他们已经被定成“极右”分子，要被押解到合肥南边的白湖农场劳教。

　　“挖沟、筑堤，当年曹操屯兵10万，想开发白湖都没干成的事，被我们这些‘右派’和劳改犯干成了。”王工感慨。他在白湖农场一直劳动到1962年，他1963年被甄别平反，到蚌埠六中任教，与蚌埠的一名女工结婚，生育了两个孩子。可平静的日子很快又被“文革”中断，他这个“摘帽右派”，很快被关进牛棚，他的妻子也在“文革”期间死于医疗事故。

　　法律人的求索

　　王工真正有机会接触法律，已经是1979年。时任蚌埠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的李奉山点名把他从六中调到中院。这一年，中国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颁布，法制建设初露曙光。而王工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春天”，他可以过“有饭吃，有工作做的生活了”。

　　已经50岁的王工，要从零开始，学习做一名律师。他的学习，“从看法院张贴的杀人布告开始”。他也负责纠正案例卷宗中的文字错误，“当时的判决书老是闹笑话，错字不少，语句也不通顺”。在没有专业法律教材的年代，卷宗和判决书，都成了他的自学教材。他也很快成了在法院里“坐堂办案”的律师。那是个特殊年代，律师奇缺，最初蚌埠市就只有王工和夏桂涛两个人，后来也不过三五人。他们不用为案源发愁，案子会自动找上门。但也因为如此，律师们需要把各种案子“一锅端”，不管民事还是刑事，没有什么专业区分。遇到没有相关法律规定的案件，“只能抠政策，讲道理，甚至把新中国成立前解放区的司法经验、调解经验都用到法律实践当中”。

　　王工在蚌埠慢慢就有了名气，成为安徽省淮河修防局的法律顾问，接触到了一系列与水相关的麻烦案件，也成了那个年代著名的“水律师”，先后担任水利部、国家防汛总指挥部法律顾问，以及中国水法研究会理事。由于水利工程涉及民房搬迁、各个省份的水源分配等，纠纷多，官司复杂，当时律师比较少，“因为我胆子大，又说真话，找我的人特别多，就出名了”。

　　让王工一战成名的，是淮河流域著名的“二陈案”。1981年7月，安徽省公布实施《长江淮河河道堤防管理办法》，严禁在淮河干流和与之相接的河段堤防上盖房。正在泉河大堤上盖房的阜阳市居民陈子抗兄弟却置若罔闻，修起了7间砖房。事情逐步升级，市里责成公安干警强行拆除违章建筑。但二陈以老母亲的性命相要挟。事情闹到法院，一审判决限二陈于判决生效15天内无偿拆除，二审维持原判，但判决迟迟执行不下去。小小的案子，水电部曾发出专函，省委、省政府、省高院、省公安厅等15位省厅级干部，曾做过亲笔批示，省政府曾专门组织调查组前往阜阳催办此案，结果都没能解决。看完卷宗材料，王工的倔劲上来了。在调查取证后，他把自己反锁在省水利厅客房，据实以编年体形式写成《一宗破坏淮河的“胡子案”的调查报告》，送往北京。5天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批复，10天后，中共中央办公厅也做出了批复。治淮工程中的这颗“硬钉子”，终于被拔了出来。此后泉河大堤相继出现190间违章建筑，也得到了彻底清理。

　　王工的足迹，随着他的案子，遍及各个江河流域。1989年退休之后的20年里，他也闲不住，陆续接案子，为一些特殊案件鼓与呼。他曾在80年代再婚，可这段婚姻去年意外地走到了尽头。老伴的亲生孩子都在国外，他们希望母亲能过去同住，而王工舍不下自己事业，他觉得到了国外，自己真的什么也做不了。老两口在平静协商后分开，再次孤身一人的王工，生活得像孤独的高龄独行侠。他挂在北京一家律师事务所下当律师，律所专门为他在办公室里支了张床，在北京的时候，他就住在办公室里，而随着案子到了外地的时候，不用手机的他就变得行踪不定了。如今80岁的王工，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孤寂，他回过湖南老家，已经没有亲人的音讯，回到蚌埠，当年的朋友，或者不在了，或者反应迟钝。他自嘲，“也许现在独自坐火车的人里，我是年纪最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