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蓝：人民影星

　　“我的老师熊塞声对我说，表演可不是玩，这是一个战场，你就是要死在舞台上。”于蓝告诉本刊记者，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话剧团时，她还没有完全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在电影《烈火中永生》饰演江姐后，她说：“我敬佩江姐，如果需要牺牲，我也能做到，因为我也是共产党员。”

　　记者◎陈超   题图摄影◎关海彤

　　“江姐”的诞生

　　绛红色的衬衫和银白色的短发，眼前的于蓝谈笑自如，让人不敢相信她已经是88岁、因癌症做过手术、腰椎和膝盖还靠金属支撑的老人。她缓缓地站起身时，本刊记者忍不住上前搀扶，老人客气而坚定地推开手，微微佝偻着腰，加快了脚步。一瞬间，让人想起半个世纪前她在银幕上家喻户晓的角色——江姐。

　　事实上，于蓝不仅是江姐这个角色的扮演者，而且她还是决定把小说推向银幕的发起者之一。1961年，住在医院检查身体的于蓝在《中国青年报》上看到小说《红岩》的连载，“在病房里我就读给室友听”。出院不久的于蓝就先后接到欧阳红缨和张水华的电话，三人决定将《红岩》改编成电影，可是很快欧阳红缨就被调去拍摄《小兵张嘎》。不久，编辑宋曰勋加入创作小组后，联系到小说作者罗广斌、杨益言和刘德彬。因为当时所谓右倾错误，在小说署名中，并没有刘德彬的名字。“他和江姐同在川东被捕，并一同被押往渣滓洞，所以他是最了解江姐的。”在于蓝的印象中，刘德彬在3个作者中“更朴实敦厚，言谈很少”，但刘德彬在血泊中苏醒的记忆让于蓝很受震动：“大家当时都扑在牢门上，争着用自己的身体阻挡机关枪扫射，以保护其他同志。他中弹倒下了，苏醒过来的时候，只感到自己的手很温暖，举起手一看，全是血。”

　　可是，这部电影的拍摄本改编却整整用了两年。于蓝和导演张水华到重庆逐个采访了幸存的共产党人，宋曰勋整理成20万字的记录，于蓝至今仍珍藏着。“我们几个人整理了三稿，还是不满意。”《红岩》穿插了大量人物，在电影改编本中很难集中一条主线叙述。“后来张水华和北影厂厂长汪洋努力说服夏衍来做编剧。”于蓝说她又南下广东，见到夏衍，用了3天才将手中的材料汇报完，当时夏衍忽然问了一句：“你们怎么不写江姐？”

　　于蓝当时并不能理解夏衍的意图：“不是写了江姐的两场戏吗？”夏衍说：“江姐有丈夫、孩子，丈夫牺牲了，自己又被捕了，观众会关心她的命运的。”夏衍最终决定，突出江姐和许云峰两人作为主线，不到一周就写完了剧本。当上主角的于蓝说她起初对剧本并不满意：“小说里那么多精彩的斗争都没写。”导演张水华知道她极其认真，就用半命令的口气告诉她：“于蓝，就按这个本子拍，你不许再提反对意见了。”

　　在影片成功半个世纪后，于蓝还不忘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为这件事做检讨，她措辞谦逊地写道：“回想自己当年‘左’的思想已经相当可观了，文艺知识又极为浅薄，根本不懂夏衍同志既集中了时代、人物、环境的勾画，又为导演创作提供了余地……把我们引上了成功之路。”

　　在剧组中，于蓝还曾担任过一段时间副导演，她向张水华推荐赵丹演许云峰，张水华有些顾虑，担心赵丹因为不是绝对主角不肯出演，于蓝就亲自给赵丹写信，结果赵丹很快答应了。

　　在剧组里，于蓝是女主角，但是危险和辛苦的活却抢着干。有一组镜头，俯瞰嘉陵江上的军舰，需要摄影机升到江面上6米的高度。当时没有飞机航拍，只能将升降机架在船上，于蓝自告奋勇当安全组的组长，每次拍摄前都要自己布置检查，确认安全后才让导演和摄像开始指挥。拍完后，于蓝还和照明组一起扛沉重的灯具和电线。

　　“我和江姐的经历其实有些相似。”于蓝说，两人入党时间差不多，都住过敌人的监狱，不同的是，“我在解放区，她在敌占区，环境比我更艰苦。”

　　革命之路

　　1921年，于蓝出生在辽宁岫岩，原名于佩文，早年失去母亲，父亲曾任地方法官。“九一八”事变后迁回关内，辗转定居北平。“卢沟桥事变”后，于蓝正在北平上中学，“每天我都悄悄用棉被堵上窗子，听中央政府的广播，可是总听到国军英勇抗战、全面撤退的消息”。而当时住在新街口的于蓝，经常见到日本的装甲车在城里横行无忌，“感觉车轮就像碾过自己的胸口一样”。

　　“那时唯一的愿望就是参加抗日。”于蓝很坚决地说。在天津上学时期的同学帮助下，她们联系到平西抗日根据地的副主任黄秋萍。可是两人就在去平西抗日根据地的路上遇到了麻烦，本来准备从香山赴平西，可是联络点被破坏了，她们就折到平民小学找地下组织的同学杨英华。“可是没有想到他们因为参与爆破被捕了”，她们因不知实情，刚到平民小学就被逮捕了。

　　那时于蓝17岁，趁着去厕所的机会，她把藏在袖口的联络密码丢掉。她们被关进派出所，后来又被转进宪兵队。她和同学事先商量好，提供假姓名和地址。“那时没有斗争经验，就是因为假的家庭住址，让日本人起了疑心。”两人是分开关押，那个同学恰好在另一间牢房里遇到她们要找的杨英华，受杨英华的指点，“日本人会核实这些信息，越是假名反而越危险”。那同学就说出真的姓名和家庭住址，于蓝这边却一口咬定自己的口供。她对本刊记者回忆，“那家伙把他腰间的大刀抽出来，在我面前晃动着吓唬我，后又用皮鞭狠狠地抽打我一下”。

　　直到第二天，同学见面，在那同学的暗示下，于蓝才改口说自己是害怕继母责骂才用的假名字，经核实两人才被释放出来。

　　释放后，家里得知她要去跟共产党抗日，就派大哥于亚伦看着她，这使倔强的她离家抗日的决心反而更加坚定。在她的不断说服下，大哥让她离家，“那时我家里倾尽所有积蓄把我大哥送到西南联大，从天津乘船到广州，从广州走陆路到云南，没想到几年后他兜了一个圈子，也到了延安”。在大哥默许下，于蓝悄悄与黄秋萍在北海旁的国立北平图书馆见面，在他的带领下，躲过日军、土匪一路到达平西。而后，杨成武将他们送往延安。

　　于蓝还记得离家那天，年仅11岁的弟弟在家，她骗弟弟说出去买咖啡豆给他吃，小家伙就坐在门口等着姐姐的咖啡豆。10年后，她弟弟成为国民党空军，在上海起义，姐弟相见，弟弟第一句话就是，“姐，你还欠我一包咖啡豆呢！”

　　“那时哪儿有车啊，都是靠步行。”于蓝说，从平西到延安，她走了两个月。可是老人言谈中完全不提及旅途辛苦，神情中依然带着朝圣似的虔诚。到延安当晚就是热烈的欢迎晚会，于蓝和赵路站在最后一排凳子上，看完整场演出，兴奋不已。她说，可是晚上回到窑洞，几个人睡大通铺，薄薄的褥子铺在地上，晚上冷得睡不着觉，有一刹那，心中有一丝失望，“可是第二天早晨起来，吃着窝头喝几口热粥，就全都忘记了，又恢复了激情”。

　　在延安，于蓝先后在抗大和女大学习，因为普通话标准，参加了一些话剧表演，1940年被调进了鲁迅艺术学院的实验话剧团。

　　成为演员后的生活仍然是艰苦的，于蓝说她好多年甚至穿不到袜子。调进鲁艺后，经熊塞声介绍，于蓝结识了田方，两人结婚的时候，韩冰送给她一双袜子做礼物。兴奋的于蓝刚把脚伸进去就破了一个洞。“袜子是他从家里带来的，都放糟了。夏天我们都是光着脚丫穿草鞋，到了冬天，我们就用旧布裤子改成布袜子，里边蓄上棉花，穿棉袜子穿草鞋。大生产以后，我们开始纺线，再织成布，这样才又穿上了棉鞋。”在延安，她给哥哥的信中写道，“延安是世界上最艰苦的地方，也是世界上最快乐的地方”。

　　从影星到人大代表

　　老人返回里屋，从柜子里取出一个印有蓝格子的白色手帕包裹，白色的部分已经泛黄，打开包裹是一沓厚厚的代表证，其中有第二届、第五届、第六届和第七届全国政协的代表证，最显眼的是一个牛皮纸小袋子，里边有两个红色证件，一个是1963年颁发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当选的证明，另一个就是第三届全国人大的代表证。这些代表证是于蓝政治生活的记忆单元，而在生活中，她记忆的标志还是电影。

　　解放前夕，于蓝从话剧表演转向电影。可是第一部电影《白衣战士》却让于蓝不满意。“导演和我都是新手”，拍摄的时候，摄像不断抱怨她眼睛睁得太大了、肩膀太薄。整部电影，于蓝都在运用话剧的表演方式，“从头到尾的表演都很紧张”。

　　在工作中，无论面对什么压力，于蓝丝毫不妥协。她的第二部影片《翠岗红旗》，导演是当时上海知名的张骏祥，于蓝扮演一名在低潮期等待革命胜利的红军家属，这种叙事策略，为当时的革命电影注入了更多人性内容。但也招致当时一些非议，有人指责这个角色只是消极地等待革命胜利。第六届卡罗维发利电影节本来要给《翠岗红旗》最佳影片奖，在这些观念影响下，一名国内干部极力反对，才改为最佳摄影奖。迫于这种压力，编剧在中国作家协会创作委员会电影文学组的座谈会上，不得不称自己写了“一个硬骨头与软骨头之间的人物”。于蓝当时还不知道上层这些背景，却敢于直言，在会上发言毫不让步：“我认为向五儿反映了苏区广大人民群众所受的苦难，也反映了他们心中珍藏着革命的火种，他们等待着，也斗争着。……她不是软骨头和硬骨头之间的人物，而是一位充满信心坚定不移的母亲。”

　　这次拍摄让她找到了电影的感觉，于蓝和摄制组在苏区整整体验了一个月生活，“从导演身上，我第一次知道什么是中景、特写，整个表演放松下来”。

　　这部电影的成功，让于蓝当上全国政协委员。1954年第二届全国政协会议召开的时候，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刚结束不久，《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刚颁布，周恩来点名让于蓝参加这次会议，还要她在大会上发言。

　　“周总理和邓大姐一家对我特别好。”于蓝回想起第一次在延安见周恩来的时候，还是总理主动跟她打招呼，这让她受宠若惊。《翠岗红旗》受争议的时候，周恩来还对她说，“毛主席和我一起看了3遍，主席很称赞”。

　　回忆自己第一次参加全国性政治会议，于蓝连称“完全没有想到”，更不知道怎么发言。“那时候还没有人民大会堂，在中南海怀仁堂，发言的代表坐在第一排。周恩来还隔着两排座位给我打气。会议的发言不需要具体议案，我是北平出来的孩子，讲话也只是自然地对比新旧北京的变化，都是我切身的感受。”

　　“只要认为正确的，哪怕有压力也要坚持。”于蓝回忆起另一部代表作《革命家庭》，这时她“开始感到一丝政治斗争的意味”。于蓝扮演的主人公周莲是一个东方式革命母亲，影片取材于陶承的《我的一家》，从一开始这部电影就受到康生指责，认为这是歌颂“错误路线”。“夏衍反驳说，即使在错误路线下，我们党的好同志也要歌颂。”回忆起夏衍的“抗上”，于蓝十分钦佩，跟着他坚持把电影拍完。1961年影片公映后，周恩来在香山接见中国电影工作者，握着于蓝的手笑着说“你演了一个好妈妈”。这张相片就挂在老人客厅最显眼的位置，于蓝后来回想，“总理的话是一语双关”。

　　《革命家庭》成功后，于蓝被评为“22大影星”之一，又意外当选了全国人大代表。人大代表还是以籍贯划分，祖籍辽宁的于蓝就成为辽宁省代表。“政协是各方面人士提建议的，人大是很多领导和代表讨论国家大事的。”坐在辽宁省长身旁的于蓝最初得到这样朴素的结论，这也让她兴奋，至今她仍然能够准确回忆出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总理说，国民经济调整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要开始建设‘四个现代化’。我们正高兴可以好好建设国家，结果半年后‘文革’就开始了，我这个人大代表只开了那一次会。”老人一脸遗憾，十年浩劫带来的国家灾难给她的痛苦，远远大于她自身所承受的种种磨难的煎熬。

　　于蓝说，“文革”刚刚开始，她和田方就一同被打倒，两人都被下放劳动，却不许见面。于蓝厌恶那些空洞的会议，只有参加劳动是最积极的。一次，他们小组负责修理屋顶，身为排长的于蓝爬上屋脊，“我是排长，当然得照顾其他人，就自己去最危险的地方”。那天太阳很毒，身体虚弱的于蓝忽然晕倒，从屋顶跌落。腰椎滑脱的于蓝两个月后才能下床走动，但她立刻回到农场，被分配到猪场当饲养员，腰部的伤还没有完全恢复，不能长时间弯腰，她只能跪着一点一点清扫。

　　更让人不忍的是，因为这次事故，于蓝的面部摔伤，嘴唇下缝了五针，右侧的脸部肌肉受伤恢复后神经受到损害，会有不自觉的抽搐，1974年拍摄《侦察兵》后，她不得不忍痛告别自己的演艺生涯。

　　告别银幕的于蓝并不愿意离开电影，开始学导演，命运却再次给她的复出设置了一道障碍。“文革”结束后，北京电影制片厂准备将话剧《陈毅出山》改编成电影，武兆堤找到于蓝，“我当时正好要学导演技术，就跟他一起合作”。两人又找到丁一山，组成最初的创作小组，“可是到最后一次讨论会的时候，我不能参加了”，刚复出的于蓝被查出乳腺癌，连续做了两次手术。

　　如今，于蓝谈起这些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已经一脸淡然，她轻松地向本刊记者展现脸上缝合的伤口，“技术不错吧，现在都看不出来”。她还打趣外科医生的技术，“人家国外医生做这类手术都会想到尽量保持术后美观，那时的大夫却切到我骨头上了”。

　　当于蓝再次复出的时候，已是60岁高龄。1981年，已经60岁的于蓝受命组建儿童电影制片厂并成为首任厂长。儿童电影制片厂刚成立时，在北影厂的传达室后边，一排杨树后建了几间平房，形成一条小胡同，被称为“穷街”，最初的设备都是于蓝向厂家赊购的。

　　“儿影刚起步，受伤也不敢休息。”于蓝伸出右手，无名指短了1厘米，“在平房的时候，办公室门背后的弹簧断了也没有换，就用两根接起来”，结果1983年冬天于蓝开门的时候被弹回的门狠狠夹了一下手，一截断指留在门上。医生告诉她，断指接上需要做手部的大手术，康复需要20天。于蓝不舍得放弃工作，就有大夫建议她不需要接手指，“又不弹钢琴，直接缝上就行”，于蓝毫不犹豫地把那节手指扔进垃圾箱，缝合伤口，下午就上班了。老人笑着说，“现在想起来那节断指怪可惜的，不如留下来做个纪念”。

　　直到80岁，于蓝才从儿童电影制片厂正式退休。但是，只要有儿童电影的活动和回忆，于蓝几乎从来不落，她说：“全世界都面临相同的问题，儿童电影因为票房原因而投资不足，我们得给儿童抬轿子。”在担任第五届到第八届全国政协代表期间，关于儿童电影的提案是她仅存的记忆，其他政治经历却大多被她淡忘，不再提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