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着最有希望的30年

　　——2009中国改革十大“关键词”

　　策划／《中国改革》编辑部 采写/《中国改革》记者 魏 群 韩 雪

　　古称三十年为一世。

　　《说文解字》中有：革，道之变也。三十年而革。

　　经历建国六十载，走过改革开放三十年，2009自然成为下一个三十年改革开放的新起点。岁末之际，本刊根据这一年发生的改革热点梳理出十大改革关键词，发现新的改革元年是那样急切而严肃地呼唤着继续深化改革，改革仍将是未来中国发展的主旋律。

　　正如资深媒体学者杨继绳先生在给本刊撰写的专栏文章《最有希望的三十年》中分析的那样，建立新制度的航程进行了三十年，对经济制度进行了根本性改革。中国虽然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但很不完善；政治虽然比过去有进步，但离民主政治还有相当长的距离。由于行政权力过度扩张、政治过度干预经济，权力进入了市场交易，最明显的后果是社会不公正。

　　改革期间社会不公正的表现是，对改革的代价承担和对改革的收益分享错位。改革中出现的既得利益群体形成了社会强势，改革收益较小的是工人和农民。而对改革的成本和风险的付出，后者比前者大得多。社会不公正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贫富差距过大；官员腐败严重；国企改革、医疗改革、教育改革、住房改革某些方面失当，甚至损害了底层群众的利益。改革中，一方面不断强化和扩大党政机关的利益，另一方面却在有些领域推卸国家财政应当承担的责任。

　　这种制度性弊端使社会不公正问题更加严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群体事件越来越多。

　　当今，中国人不得不面对两个现实：权力没有被制衡的上层建筑；资本没有被驾驭的经济基础。中国当前有两个尖锐的矛盾：官民矛盾和劳资矛盾。官民矛盾是权力没有制衡的结果，劳资矛盾是资本没有驾驭的结果。在这个制度下，权力的贪婪和资本的贪婪势必恶性结合，这是当今中国一切社会问题的总根源。

　　以上问题不是改革产生的，而是改革不到位产生的；不是市场化的结果，而是市场规则受到没有改革的权力体系破坏的结果。这些问题只有进一步深化改革才能解决。

　　又一个三十年来了，它的目标是什么呢？当然，市场经济体制需要进一步完善，在政治上加快民主进程，尽快建立宪政民主制度。也就是说，新的三十年的目标是“民主政治加完善的市场经济”。在这种制度下，权力和资本将有新的面貌：为社会造福功能会得到更好的发挥，危害社会的弊端将受到限制。显然，将威权政治改变为宪政民主政治，是风险较大的制度转型，可能有曲折，但最终还会达到彼岸。这个转型是中国近代社会制度转型的继续。

　　下一个三十年，是中国最有希望的时期。

　　“保八”

　　——在应对危机中成长

　　随着第三季度中国经济增速8.9%的数字公布，前三季度的平均增速已达到7.7%，中国经济实现“保八”目标，基本已没有悬念。

　　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和自身周期性调整双重影响，中国的出口、用电量、中央财政收入同时出现负增长，工业增速、企业利润等指标大幅下挫。沿海外向型加工经济下众多企业破产，上千万农民工提前返乡，这些都曾一度让民众对经济的未来充满不确定，甚至是恐慌。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果断出台一揽子计划。于是，“8”这个在中国文化中代表吉祥的数字，就成为2009年中国经济最重要的关键词。

　　以“4万亿”刺激计划为主导的一揽子措施，是中国政府为应对百年一遇的全球经济危机而下的一剂猛药，核心之一就是“增加投资、扩大内需”。而对于经济以出人意料的速度反弹，“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功不可没。

　　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中国以更加积极和开放的姿态参与全球经济，而中国经济的走势和力量也备受世界注目。据联合国预测：受金融危机影响，2009年世界经济增幅可能仅为1%；而中国经济增长率将达到7.8%-8.9%，并由此明显拉动全球经济增长。据此，一些西方知名经济学家和国际媒体称：中国已成为世界经济“引擎”，是引领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力量。

　　“引擎论”、“威胁论”和“大国崛起”的讨论，遍布海内外。从海峡两岸代表团的多次互访到国际社会对中国高级智库成立的评论，从达沃斯论坛到G20峰会，从多哈回合谈判到中美战略对话都表明着一点，世界在关注着中国的声音。

　　但中国并没有为此沾沾自喜，官方清晰的看到并且不断的强调我们仍处在发展中国家行列的事实。同时，在这场复苏盛宴的背后，繁荣的股市、疯狂的楼市、闻所未闻的天量信贷以及大量泡沫的风险已经摆到眼前。于是业内开始关注重启的央票发行、银监会更为严厉的监管要求、各地各种形式的融资狂潮及其利弊，民众们则注目着政府在房屋、汽车方面的信贷政策是否会持续不变。

　　为平息各界对政策转向的猜测，官方曾在年中表示“经济企稳但基础未牢，因此必须坚定不移地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核心目标是保增长、保就业”，但对此各界评论不一。支持者认为，经济尚未回稳，贸然紧缩不仅会使经济失去动力、刺激措施前功尽弃，不连贯的政策取向也会使人们的预期混乱，沉重打击市场信心，导致更为严重的后果。批评者则表示，当前的银根过于宽松，将导致越来越大的资产泡沫，重蹈美国次贷危机的覆辙。

　　然而两种意见都充分肯定了一个矛盾的现状：收紧货币政策，有很大可能发生“二次下滑”；继续执行宽松政策，新一轮资产泡沫也许并不遥远。只是两害相权，各有所取。

　　这背后反映出所有人的思考，“保八”之后呢？

　　种种迹象表明，美欧的就业状况很可能将继续恶化，经济学家分析国外市场的需求在2010年仍难有明显反弹，加之近期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举措不断抬头，2010年中国出口前景仍不乐观。

　　4万亿投资结构中，基础设施占整个投资的三成以上，比结构调整和技术改造、民生工程、社会事业三项之和还高出4.5个百分点。目前计划已近收官，但外需不足、内需拉动无力；钢铁、水泥、多晶硅、风电设备等行业产能过剩，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过于依赖消耗资源而非技术创新，过于依赖一般加工制造业的扩张而非产业升级，转变发展方式进展仍不理想；甚至于资产泡沫、银行坏账等更大的考验已摆在眼前。似乎正在经历一场“寒热症”的中国经济，仅靠政府投资，路还能走多远？

　　现行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物质资源投入的回报率递减，资源短缺制约经济增长，有些地区的环境已不适合生活，出口不能支撑，投资率的不断提高造成劳动者贫困化，阶级矛盾对立。中国经济亟需培育起新的增长点。

　　必须让“保八”的过程成为中国对经济危机、经济发展模式和现代化反思的过程，这是各界的一致意见，“以产业结构调整促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作为未来的指引，寻求突破和发展。”

　　国务院常务会议在部署四季度经济工作时对结构调整作出了明确部署：要求继续落实、完善促进消费和提高居民收入的各项政策，积极推动最终消费；抓紧出台鼓励和促进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办法；坚决抑制部分产能过剩行业新上项目。

　　“大危机之下的大机遇，让我们有信心去期待中国经济的一次‘华丽转身’”，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说，新的经济发展方式要求有好的体制环境，办法就是坚定不移地推行改革。

　　| 专家观点

　　—— 秦晓( 中国招商银行董事长)：借助财政固定资产投资，推动经济快速大幅反弹，对中国并非好事。经济轻度减速并不可怕，货币政策决不能忽视资产价格走势。中国的货币政策立场迫切需要从宽松转向中性。

　　——厉以宁(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到目前为止我国的通货膨胀还没有到来，大局比较稳定，至少到明年“两会”前，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不能改变。

　　——吴敬琏(国务院发展中心研究员)短期政策的力度足够大，依靠财政和货币政策来提振经济增长的目标已经实现，当前应及时将政策重点转向长期问题的解决上，从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转向靠效率提高和技术进步的增长模式。

　　——林毅夫(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2010年积极财政政策还有必要维持，但货币政策可以稍微稳健一点。通过金融机构的调整，促进企业结构的调整，从而收入分配结构就能调整。具体就是建立更多地区性中小银行，加强对中小企业和农户的融资支持，真正促就业，提升中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实现收入分配结构的平衡。

　　“群体性事件”

　　——“县政危机”迫使基层政府走上改革前台

　　盘点接近尾声的2009年，“突发公共事件”绝对可居于社会领域关键词的榜首。

　　从湖北石首的“抢尸暴动”到湖南邵阳的“护尸行为”，从西宁及重庆等地的出租车罢运、会宁警民冲突、巴中公交车司机停运、南康征税到郑州民办教师集体上访、韶关旭日玩具厂群体性斗殴事件、通钢事件，一桩桩的群体性事件接踵而来，民众似乎一直没有足够的时间来消化释怀。

　　这些事件背后虽然有民众的非理性因素，但更直接的原因是干群关系的日益恶化。知情权不对等、缺乏有效利益表达渠道和公平博弈机会使得“不明真相的群众”与公信力受损的政府之间，形成一种对立关系，纯朴的基层官民关系正在崩塌。

　　2009年9月，《党的建设辞典》时隔20年后再出版，“群体性事件”被收入其中。无论是传统社会还是今天，道德一直是政权的基石，甚至比政府的政绩更重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官员的道德也应该是商业信誉、公民诚信的典范。

　　总是出现的“躲猫猫”、总是发生的“处女卖淫案”、多次被证实的“警(官)匪一家”传言，让民众失去往日的信任，而被迫质疑政府和官员的言行。更可怕的是，邓玉娇案以及更令人发指的贵州习水大规模性侵幼女案、浙江丽水数十名中学生遭强奸案等事件的发生，让民众赫然发现本应行使保护职责的县干部、村主任、党支部书记等，反而成为危害一方的主犯。

　　犹记得“云南孟连事件”发生后，云南省委副书记李纪恒愤慨的形容当地官员，“说话没人听，干事没人跟，群众拿刀砍。”民众对政府和官员已表现出不信、不满、不服，在这样高度紧张的关系下，任何一个偶然事件，都有可能导致民众和社会情绪的“井喷”，酿成群体性暴力或非暴力事件。

　　基层矛盾的日益尖锐和频繁，加剧了“县政危机”，这无疑是经济体制改革推进到一定阶段后，对社会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然需求。“县政危机”迫使基层政府走上改革前台。

　　2009年的6月，来自河南新密市的农民工张海超成为全中国的焦点。被多家医院诊断出患有“尘肺”，但由于无法拿到法定诊断机构的诊断结果，不能享受国家明文规定的职业病病人待遇，张海超“挺胸走险”，选择“开胸验肺”，只为一纸证明。

　　与之极为相似的是，黑龙江省嫩江县一个名叫代力的普通女子，在胞妹代义离奇死亡后，面对司法机关“药物中毒死亡”的鉴定结论，只能“以身试药”换得一次阳光鉴定。代力的多次极端行为也使当地政府、公安部门下属鉴定机构、民办鉴定机构、多位知名司法鉴定专家，卷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鉴定争论中。

　　开胸验肺、以身试药，这一个个新词汇的背后，是中国普通民众和弱势群体之殇；兰州老人砖拍违章车辆，八成接受调查的网民(总数超过20余万)表示赞同，这种“替天行道”是法治社会的悲哀。

　　作为北京大学司法鉴定室主任的孙东东，用一句“老上访专业户……至少99%以上精神有问题”激怒了公众。作为一名法律工作者，孙教授此言不但罔顾基本法律常识，同时也是对公民权利诉求赤裸裸的歧视。但这句话从某种角度上也“诚实”的道出了中国信访制度背后的艰辛。一位多年上访无果的网友在博客中写道，“在冷漠、无助、歧视、失望、绝望、打击、恐惧、寒冷、酷暑、饥饿、疾病、伤痛、愤怒、仇恨、衰老、死亡的威胁与折磨”之中，中国的99%的“上访专业户”都成了“精神病人”！

　　当上访日渐成为各级政府最棘手的公务时，息访就“天然”地成为一地和谐的重要考量。11月，深圳列出十四种非正常上访行为，争论之声四起。这引人瞩目的“钢铁十四条”是否为营造社会和谐提供了最大可能？身处“官出数字”的时代，数字成为一元粗暴的衡量标准，在这种评价体系下，上访率的减少成为众多为官者追逐的目标。

　　“维稳”绝不是一个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临时性措施，上访也不是民众的最终目的。执政者必须明白，民众所追求的是政府在拘留“非正常上访”前，结束那些“非正常行政”，这才是和谐的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