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打黑”

　　——不改革，党就会有危险

　　2009年4月16日，中央纪委有关负责人证实，广东省政协主席陈绍基、浙江省纪委书记王华元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至此，陈王两位分列正部和副部级高官的落马几成定居。

　　在陈王二人前，高层反腐的意向已经十分明显。1月，公安部原党委委员、部长助理郑少东因涉黄光裕案被“双规”；同期中纪委对福建省委原常委、秘书长陈少勇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检查；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终审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国家开发银行原副行长、证监会原副主席王益因涉嫌受贿罪被批捕。2月，全国人大代表、吉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米凤君，因涉嫌违纪违法被终止代表资格。

　　2009年高层反腐高潮迭起。

　　4到5月间，因王益案的牵连，中国银河金融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原总裁肖时庆、国金证券原董事长雷波被“双规”；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原厅长、党组书记刘友君，也因涉嫌严重违纪被“双规”。6月，天津市滨海新区原工委书记兼管委会主任皮黔生被立案检查；同时被“双规”的还有深圳原市委副书记、市长许宗衡。7月，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原总经理、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同海，因受贿近2亿元，一审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8月，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原党组书记、总经理康日新被“双规”；广西壮族自治区原副主席孙瑜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同时，重庆司法局原局长文强被“双规”，拉开了“重庆打黑”的大幕。10月，辽宁省人大副主任宋勇、宁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李堂堂、贵州省政协主席黄瑶三名地方高官，分别证实被“双规”，成为中央反腐行动的又一轮高潮。

　　2009年至今，反腐行动脉络清晰，民众看到了13名省部级官员落马，十余件千万元以上的特大贪腐案被披露、数十名腐败官员被处以重刑，深入各级政权的反腐大网正在张开。严厉查处重点领域腐败以及“借改革之机，行腐败之事”的腐败；同时，采取改革开放后最大范围的制度化、规模化防腐反腐措施。

　　继2008年提出的反腐败制度体系的框架之后，2009年中央连续公布了《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试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等众多反腐文件，同时在四中全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中，明确提出党内要坚决反对腐败。

　　“制度反腐”将战略着眼点移向法治，力图用各种机制、法律和管理制度，将预防、惩治、监督、激励、教育等诸多反腐环节有机结合，最终形成反腐败的天罗地网。

　　对于轰动全国的“重庆打黑”，更令人深思的是如今中国官场腐败窝案的盘根错节。文强并非一人，贪腐也非一处。目前，重庆公安系统已有20多位处级以上官员被掀翻，处理警员多达百人。从重庆市公安局原副局长彭长健、经侦总队总队长陈光明、刑警总队副总队长黄代强，到交管局局长陈洪刚、高级法院副院长张弢、高院执行局局长乌小青，司法行政序列的涉黑贪腐官员已成网状勾连，拴在这根绳子上的还有黎强、陈明亮、龚刚模、王天伦、岳村等数名涉黑的亿万富翁。

　　贪官、官倒、官商勾结、垄断经营，体现的是权力和资本的不义结合。被扭曲的“仇富”言论背后是民众“仇腐”的怒火，是缺乏权力制约的公共资源、财富的被掠夺。于是，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网络上，网民永远对涉及“史上最牛”与“三公部门”(公权力大、公益性强、公众关注度高的部门，包括其中的公职人员)的事件反响强烈，溯其本源就是对公共部门和公职人员“涉腐、涉富、涉权”的愤慨。

　　我们看到，为加大制度和规模反腐，中组部的改革动作在年内也十分频繁。中组部长李源潮在大大小小的会议上，数次提到从选官用人角度出发，从根源上防腐。在《人民日报》发表的署名文章中，李源潮毫不留情的强调，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直接涉及权力和利益关系的调整，牵一发而动全身。改革有风险，但不改革党就会有危险。

　　同时，针对腐败年轻化的趋势，中共中央制定了《2009—2020年全国党政领导班子后备干部队伍建设规划》，这是中央首次制定党政领导班子后备干部队伍建设规划，随后下发了与之配套的《关于加强培养选拔年轻干部工作的意见》。跨度长达12年的规划拉开了执政党“接班人”选拔的大幕。

　　制度反腐，坚决打黑，这一系列决策都向民众传递着中央反腐倡廉的坚定决心。我们也欣慰的发现，各界呼吁多年的另一项反腐制度——官员财产申报制不仅于年初在新疆阿勒泰地区“破冰”试点，而且在浙江慈溪、四川高县、重庆市江北区、湖南浏阳衡阳等地也陆续跟进。无论这些各有不同的做法进度如何，我们都相信，这是为全国范围内推广此项改革的有力尝试，每一个前进都是飞跃。

　　| 专家观点

　　——林喆(中央党校教授)：在未来的反腐败法制建设中，除了考虑以反腐败法的出台来实现反腐败法律体系的法典化权威化之外，对于一些带有试验性质、不那么成熟的做法或规定，可以考虑以国家公职人员道德条例的形式面世，从法治与德治、硬和软两个方面加强反腐败力度。　

　　——任建明(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我国反腐败体制的主要问题是“条块分割”——横向上有多个反腐败机构，隶属党、政、司法等不同系统；纵向上划分为多个层级，分别隶属各级政府，使反腐败的权威和人力资源过度分散，难以发挥规模效应。

　　——何增科(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目前廉政法规制度体系已初具规模，但完备性程度仍有提升空间。首要问题是，廉政法规执行中“法规不如文件、文件不如批示、批示不如口头指示”的现象仍不同程度存在，削弱了廉政法规的权威性。其次，大量的廉政法规表现为“严禁”或“不准”等禁止性规定，但对于由谁或什么机构来负责执行缺乏明确的规定，对于违反禁令如何处理也缺乏具体的规定。

　　“新地王”

　　——在公众关注的“国进民退”背后

　　9月30日，国企绿地集团以72.45亿元的价格拍得龙华地块，再次刷新上海地王记录，而这距离央企中海以7 0 . 0 6亿拿下上海长风地块登上地王宝座，才短短20天。将时间再拉远一点，我们会发现上海在3个月内五次刷新地王记录。不仅仅是上海，在经历了低迷、徘徊、反弹、疯狂后，中国地产业在2009年上演着一场急速的“V型”反转，北京、杭州、南京、苏州、无锡、成都、重庆、佛山、东莞等全国众多城市中，“新地王”的桂冠如击鼓传花般，在中央军和地方城建集团这些“国字头”房地产企业中流转。同时，前三季度房地产企业销售额前十强中，包括前三名在内的六家企业均为国企。

　　也不仅仅是房地产市场，国企势力扩散性的漫延至民航、钢铁、公路、煤炭等众多一般性竞争行业。中粮控股蒙牛、山东钢铁集团重组日照钢铁、四川航空绝对控股鹰联航空等国企购并民企事件，让国内担忧“国进民退 ”之风重新袭来。

　　金融危机爆发之初，国内持“危中之机”观点的学者曾指出，2009年是垄断行业改革的契机。但实际上，事情并没有向建议的方向发展。工信部发放的“3G牌照”毫无疑问的落入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三家电信巨头手中；贯穿全年的“十大产业振兴规划”，除了普适性的贷款优惠、税收减免等产业扶植政策外，支持国企通过并购重组、做大做强的政策导向相当明显。“对号入座”式的倾斜，被点名的汽车产业重点支持的“四大四小”、船舶工业重点发展的“两个龙头企业”、钢铁产业的系列企业均为国企，其中央企更占绝大多数。

　　也有专家指出“国进民退”现象是局部、行业、暂时和阶段性的，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就舆论关注的山西煤炭业改革而言，改革的根本目的在于提高煤炭行业集中度，提高煤炭生产的机械化、信息化和安全性，消除矿难频发痼疾，避免不可再生煤炭资源遭遇竭泽而渔的掠夺式开发，提高煤炭工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另外，从战略层面考虑，基于自然资源稀缺性、煤炭开采高风险性和国计民生煤炭重组不无道理。

　　局部“国进民退”现象值得关注，但不宜被加倍放大理解。我国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就是发挥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30年的经济发展路径决定市场化进程不容逆转。

　　在公众关注的“国进民退”背后，确有几个重要问题，值得重视和研究。

　　火爆的拍地让各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金暴增。截至到第三季度，仅上海市政府在土地出让上的收益就已突破600亿元；北京市的数字达到571亿元；天津更一举突破400亿元，成为黑马。随后，9月来自国家审计署的报告，让民众“倍受打击”：25个中央部委涉及地产违规，涉及金额数十亿元。其中，外交部账外资产5169.17万元用于购置房产；农业部越权开发商品房、虚报住房补贴；财政部2008年所属机关服务中心出租财政部房产取得房租收入531.93万元，未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公安部越权审批基本建设项目投资4.22亿元等等。

　　有业内人士无奈做了一个比喻，“如今房地产市场最大炒作者俨然是一个国家队。国有银行是中锋，不断地向身为前锋的央企输送炮弹，进攻球员在高歌猛进的同时完全没有后顾之忧，因为有国企和大量政府事业单位作为守门员兜底”。

　　政府的责任显然应该是为市场运作提供规则和规制，而非参与市场运作。与开发土地相比，政府责任应该是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好消息是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已经启动，未来中国农民60岁以后都将享受到国家普惠式的养老金，为失地农民提供了多一重保障。但更为直接关系到农民利益的《土地管理法》修改草案，虽然将农地流转、农民土地确权等问题提上修改议程，至今尚无定论。修改稿中一度提出的，在住宅70年大限到期问题上，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自动续期”替换原来表述明确的“无偿自动续期”，其预留操作空间的用意，足以让无数业主冷汗连连。

　　在房价翻倍飞涨的背景下，保障性住房建设试点毫无疑问成为万众期待的改革焦点。住建部提出，为保障民生要加强保障性住房建设，对此产生的巨大资金缺口，可以用高达6000亿元的闲置公积金投入其中。在一片争论声中，中国目前最大的公共基金——住房公积金用于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设的试点工作启动。

　　然而争论和担忧并没有停止，近年来如“中国住房公积金第一案”等多起住房公积金大案要案还在眼前，案件多因公积金管理中心负责人与财务人员串通合谋的问题尚无制度予以解决。在目前这种看似双赢的“对接”中，民众更希望法律能告诉自己，“谁在如何保证我住房公积金的安全”。

　　| 专家点评

　　——时寒冰(《上海证券报》评论版主编)：“地王”是一个魔咒。如“地王”是畸形的房地产催生出来的一个怪胎，魔咒则是将房地产彻底引向歧途的一个魔棒。在获得“地王”称呼之后，开发商只能静等房价疯涨，而公众又在以一种近乎忍耐底线的态度，等待另外一个结局。

　　——李稻葵(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打破楼市僵局，必须进行第二次房改。其基本方向应该是由政府主导提供房屋住房服务，除了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政府要建更多的平租房，将目前未纳入政策性住房的中等收入群体纳入其中，减轻高房价给“夹心层”带来的压力。

　　——章立凡(近代史学者)：国营未尽高效，民富才能国强，独大未必为公。与民争利、赢家通吃非长治久安之道，历史上两次“国进民退”的教训，足以为后来者戒。

　　——林毅夫(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政府现在投资的领域基本是基础设施，民营经济一般不进去，所以它对民营经济并没有挤出效应。因此，表面看好像“国进民退”，实际上给民营经济未来更快速发展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