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分红”

　　——贫富差距的拉大不是改革的初衷

　　2009年4月19日，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出席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时说，2008年140多家中央企业实现利润6652.9亿元。其中，更有三大企业利润过亿：中国石油净利润1144.31亿元，蝉联亚洲最赚钱企业；中国移动盈利1127.93亿元，成为全球最赚钱电信公司；中国工商银行税后利润1108亿元，成为全球最赚钱银行。但其上交国家的利润，比例最高也只有10%。

　　在全球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央企的利润上升和去向将各方的关注点再次引向“全民分红”话题中。很多经济学家提出拉动内需的首要条件就是提高居民收入，因此构建社会保障体系自然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与此同时要考虑，央企的高额利润，应该让全民共享。

　　9月16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六部门联合出台《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的指导意见》，中国政府首次对所有行业的央企发出高管“限薪令”。

　　但事实上， 各界对“ 九折限薪令”反响并不热烈。处于垄断优势的央企， 其高管获得高薪本身是一种扭曲的价格， 对扭曲价格进行扭曲的管制和干预，也许有可能“以毒攻毒”，使得高管薪酬跟市场竞争情况相一致，但这种情况出现的几率更象大海捞针。

　　“我国行业收入差距最高与最低的比值在逐年拉大，今年一季度公布的数据显示，最高的证券业是全国平均的5.9倍。行业收入最高与最低的比例扩大到了11：1。这种差距约1/3是垄断因素造成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表示。国企高管的“天价”年薪与国民基本收入的巨大差别，人为地加剧了本就日益明显的贫富差距。由社会分配失衡所引发的公众不满情绪愈演愈烈，而这显然不是政府实施国企改革的初衷。

　　对于“全民分红”，学者看法不一。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8年的统计数字，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5。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只有4 . 7 % ， 而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高达50%。

　　令人担忧的是，中国贫富差距扩大的幅度过大、速度过快。在短短 20 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已经从一个平均主义盛行的国家，转变为贫富差距扩大现象严重、收入差距超过国际上中等不平等程度的国家。虽然“贫富差距突限” 在“合理的限度”只是一个模糊概念，但是显然，我国贫富差距较大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清华大学世界与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表示，全民分红，这是个很糟糕的主意！物价上涨主要影响的是低收入家庭，所以我的建议是，对于低收入家庭，要根据各个市的实际情况去增加补贴，补贴要跟食品的价格挂钩。如果全民补贴的话，等于是高收入家庭搭低收入家庭的便车！

　　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陈志武则认为，应该将国有资产公示、实现 “全民所有”。具体办法是，在全国31省市分别成立国民权益基金，把全国的国民权益基金股份均分给13亿公民，各省市的基金按照“本地公民多分、外省市公民少分”的原则进行，以此完成民有化改革。

　　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认为，应该将国企股票平均分给每个公民，实现全民共享发展成果。

　　在今年的全球智库峰会上， 央行行长周小川、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刘遵义等众多官员与学者从不同角度阐述了缩小贫富差距的重要性。如果说，此前中央重视民生问题、不断推出社会政策更多是基于系统的考量，那么，目前经济学界和经济决策者对贫富问题的关注，则是因为充分意识到缩小贫富差距对于经济增长和应对经济危机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目前的重点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发挥税收的调节作用，通过财政手段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政府基于社会均衡发展等各种需要，可以通过税收等手段来对富人征税，并通过财政杠杆转给低收入群体。

　　二是发挥国有资本这一“水库”的调节功能，要求垄断国企承担起社会分红的责任。国有资本的社会化则越来越被重视。

　　这一共识的形成，也可以说是全球金融危机在中国产生的一个重要影响。中国在全球金融危机中遭遇的一大挑战即是外需急剧减少，必须要通过刺激内需来对冲这一变化。但是由于存在贫富差距颇大的问题，刺激内需事实上还面临一些现实困难，因为一些收入偏低、乐于消费的普通民众还缺乏足够的社会保障，没有太大能力投入消费，而富裕阶层的边际消费倾向较低。缩小贫富差距，是刺激内需、应对危机和解决绕不过去的问题。

　　“神木医改”

　　——新医改接受公众的检验

　　2009年3月初，《神木县全民免费医疗实施办法(试行)》开始实施。

　　“神木医改”，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了各界贯穿全年的争论。批评者指“神木医改”有“乌托邦”之嫌，且制度设计上存在漏洞，“遭遇公民道德困境”。赞同者则认为，神木是公益医疗的先行者，代表着新医改的方向，切实解决了“看病贵”的积弊难题。

　　无论争论如何，我们依然要肯定神木在医疗改革上迈出的这坚实一步，至少改革不再停留在纸面，在“或将”和“有望”中矜持，而是走上前台接受媒体和公众的检验。

　　“神木医改”的背景是全国范围内的新医改讨论。2009年1月21日，国务院原则通过了新医改方案；4月6日，历经三年酝酿与争论，新医改方案终于正式公布，医改原则回归公益，改革重点放在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建设、初步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逐步均等化、推进公立医院改革等五个方面，力争让全民共享改革的实惠。

　　事实上，对于新医改的讨论，在制定、公布、甚至如今实施过程中一直都没有停止。采取税收筹资的直接举办医院免费提供医疗服务模式，还是采取购买服务的社会保险模式；界定“基本药物”会不会与基本医疗保障制度所强调的“保大病”基本原则发生冲突等问题一直存在争议，而基于此的公立医院改革自然成为改革的试点和难点。

　　目前的情况是，进行了近一年的医改， 原定的2 1 个医改配套文件，大多数姗姗来迟；面对中央政策的模糊，各地医改方案或尚无实质性的动作，其中包括四大直辖市，或简单复制、缺乏创新和地域特色；具体医改措施在监督、绩效、考评方面几为空白，难于问责。

　　民众对热烈欢呼的“文件图景”原就兴味索然，大多数人更关注午夜排队挂号、挂号慢甚至是挂号难、号贩子横行；看病五分钟排队五小时、划价收费取药逢队比排，住院等候两三周的困扰，大医院拥挤异常、小医院门可罗雀、社区医院叫好不叫座，全国患者奔北京等，一系列问题究竟何时才能解决？

　　对此专家提出，中国新医改的下一步关键是，找到一个真正代表公众利益的购买者，让卫生或者社保部门等机构代表公众或患者利益，而不是部门利益去购买。解决目前的看病贵、看病难等问题，这也正是“全民医改”的初衷。

　　“大学之盗”

　　——教育改革，刻不容缓

　　2009年10月，百年学府武汉大学的常务副校长陈昭方、常务副书记龙小乐因涉嫌在该校学生宿舍的建设中受贿而被湖北省检察院批捕。武大腐败案被曝光的同一天，广东湛江师范学院院长郭泽深在学校基建、财务等方面涉嫌存在经济问题，被当地公安机关刑拘。4天后，又爆出武汉科技学院院长及副院长因涉嫌基建腐败被“双规”的新闻。

　　昔日的象牙塔变成“蛀虫塔”，大学之道无奈地成了“大学之盗”。

　　有专家分析，高等院校开办公司、基建采购、项目招投标；具有“自主”性质的招生和毕业生落户，这三大环节已经成为高校腐败案件的重要源头。

　　适逢《2020年中国教育中长期规划》草稿出台，教育界一致呼吁相关部门将规划的重点落实在教育体制改革上，而首当其冲的即是解决教育行政化问题。很多学者认为，大学体制的行政化是导致当前“行政腐败”的直接诱因，从校长任命到不完善的人事管理体制、职称评定业绩考核体制，片面的教育评估制度、存在漏洞的教学、办公、科研、生活、设备采购体制和后勤管理体制等整体管理体制的行政化，导致了大学缺乏自身办学宗旨和教学理念的真实动力，反以行政官员的好恶为取向。

　　同时，对行政领导的权力监管几乎处于真空状态，使拥有管理决策权和经费签字权的高校领导以权谋私易如反掌，成为高校权力腐败的直接根源。

　　如果说大学行政体系内在基建等方面的腐败，烂的只是皮肉，重整制度严管监督就能够治愈教育之病的话，那么2009年不时爆出的博导“潜规则”女弟子、校长抄袭他人论文、圈内人垄断课题资源、官人商人名人买学位有如买菜等新闻，却让我们看到了从“大楼腐败”到“精神倒塌”的大学精神危机。

　　皮肉之腐已开始内侵入腹，行政人员的贪腐和体系的官僚化慢慢“蛊惑”了传道授业解惑的师者，浮躁与物质的氛围使大学圈内小气候浊化，教授创收、入仕和沽名钓誉成为“能力与本事”的象征，基建、后勤领域的“成功腐败”案例助推了象牙塔内的权学交易、学术拜金理念的蔓延。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明德是人之本心性德，是真理。基于此，2009年全民高呼“教育改革，刻不容缓”。人们寄希望于主政新官能力挽狂澜，因为大学需要回归正道，在教育屈从于金钱和权势的淫威、摧毁部分教育工作者道德和法律底线的同时，也必将摧毁一个社会的良知、断送民族的未来。

　　“富二代”

　　——重建道德与精神

　　“富二代”一词最先出现在《鲁豫有约》栏目，他们的父辈大多是改革开放后“先富起来”的一批企业家，他们出生于80年代以后，继承过亿家产，被称为富二代。

　　前些年舆论对“富二代”的关注大都集中在他们能否承担起家族事业的重任，能否书写“从富到贵”的商业文化新篇章等等。

　　然而2009年，“富二代”群体被众多事件——醉酒超速、威胁记者、殴打行人、炫富斗富、对执法者口出狂言等裹挟，再次出现在公众面前。其中最为典型的当属“杭州富家子弟胡斌飚车撞人事件”。

　　5月7日，浙大毕业生谭卓被肇事者胡斌驾驶的红色三菱改装车撞飞5米高20多米远，经抢救无效身亡。肇事者撞人后与车友谈笑，其身份与“富家子弟”、“二世祖”这些敏感符号连接后，网民群情激愤，也诞生出“欺实马”这样充满嘲讽、愤懑意味的网络新名词。这场疯狂的赛车，重新在全社会掀起一场有关财富和特权、正义和真相的讨论。

　　几乎在同时，与之相对“贫二代”概念和“贫二代的18条标准”高调登场，发生在云南孟连的副县长之女施暴同学事件，也使得“权二世”现象也摆到了社会民众眼前。

　　更为直接的事件是，河南省固始县在2008年全县选拔正科级和县局级干部任用中，最后确定的12名乡长基本都是当地官员和房地产老板的子弟，媒体称之为“遍眼尽是官二代”。之后，江苏省委党校在全省培训1000名名民营企业家后备人才，希冀其引领民营经济新一轮发展的做法，更将社会的讨论引向顶峰。

　　于是针对年轻一代的各种社会调查在2009年热火朝天起来。事实上，横行的“富二代”只是少数，公众似乎更倾向于挞伐“富二代”的种种恶行，而不愿相信很多“富二代”也有积极向上的奋斗精神。

　　这不禁让人感慨，打在改革开放后出生的“80后”、甚至“90后”身上的“富二代”、“贫二代”、“权二世”等诸多标签，会不会让这一代年轻人不堪重负、迷失方向？

　　贫富差距渐大、阶层间的社会矛盾趋于紧张的当下，多数人仇视和声讨的并非“富贵”的“二代”们，而是“富贵”背后的权力与不公。

　　我们需要承认，每一代人都会有其独特的贡献和局限，“80后”也不例外。这个出生在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之始的一代人，成长在中国全面建设市场经济体制的90年代，成熟在中国加入WTO的21世纪初期，他们成长的背景是中国渐渐超越追求单一经济增长目标而朝着致力于多重综合目标的方向发展，超越以物为中心的目标而朝着以人为中心的目标发展，由此影响下，这代人对急速的社会结构、社会文化和社会心理变迁有着独特的感受。

　　2009年两会期间，由“80后”学生创作的一首名为《我给总理提个问》歌曲迅速在网络流传开来，似乎表明着这代人对政治经济关注的独特方式——个性的解放和主体性的张扬。

　　外媒曾经赋予这代中国年轻人“鸟巢一代”的称号，在2008年其一度成为重要的“现代中国符号”。在经历四川地震“敢于承担”的考验和奥运洗礼，他们被描述为具有爱国热忱、有梦想敢竞争、善于交流、责任心强、崇尚参与、友善快乐等特质，蕴含着改革开放时代的品质和“领军一代”的潜质。

　　与前辈人相比更为充裕的物质条件，使得这代人的目标从重点追求个人生存层面，逐渐向追求个人发展层面迁移。价值观的人本化趋向在“80后”身上尤其明显地表现出来，他们呈现出更为开放、透明的社会心态。

　　1982年，24岁的大学生张华为救69岁的掏粪老农而牺牲的事件，曾在社会上引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生命价值观争论。27年后，荆州长江大学三名学生为救两名落水儿童溺亡，在感动国人的同时，又一次引发了国民对此的争论。

　　虽然社会的物质基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对于核心价值观的讨论是一致的。从生命价值等值的角度质疑救人行为的本身，体现出的就是市场经济时代社会精神重建的困惑。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已经将经济行为和道德行为、经济价值和道德价值混淆在了一起，却忘了很多事情是不能以经济价值去衡量的。面对救人溺亡的年轻人，仍能“打捞船挟尸要价”，这就是经济价值理论的恶化，狠狠的伤害了社会、尤其是年轻一代的良善之心。

　　社会学者认为，当社会的成员能够自觉到自我的合法权利并努力去维护以及能够自觉到自我对他人、社会的义务或责任并勇于去担当的时候，公民社会便会产生。建立公民社会，社会道德、社会精神的重建是必经的考验，也是民族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