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条五：三个百分百

　　也许因为眼睛看不清，觉得吃下去就能懂--- 他喜欢撕咬自己的课本，在他的课桌抽屉里，到处都是嚼过的纸浆疙瘩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钱亚平 | 南京报道

　　还是一个关于学习—毕业—就业的话题。

　　残酷的现实是：走过去，这群孩子就能成为正常人；走不通，他们的人生就毫无生存质量可言。

　　十岁那年，张天时就读于一所普通小学。也许因为眼睛看不清，觉得吃下去就能懂---他喜欢撕咬自己的课本，在他的课桌抽屉里，到处都是嚼过的纸浆疙瘩，他的牙齿总被铅字染成黑色，作业本也被抠出一个个洞⋯⋯

　　四年后，坐在南京盲校的琴房里，他双手熟练而灵活地击打着琴键，时而仰头向天，时而侧头闭目，浑然忘我，一曲《月光》从他指尖流淌而出。

　　一个游走在弱智悬崖边的少年，特殊教育为他筑起一条生路。

　　“有其学”、“优其学”、“有其业”的一条龙保障政策是南京特殊教育的总脉络。三个“百分百”，是南京特殊教育的独有荣誉。

　　从2004年起，全市残疾学生100%实现了全免费义务教育；南京聋人学校开办全国第一所聋人普通高中班，近几年高考录取率连续保持100%；南京盲人学校在全国第一个开设盲人高等职业教育，多年来该校推拿按摩专业毕业生就业率一直保持100%。

　　张天时是盲校的一名初中学生。“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正常孩子能弹出的最好琴声带来盲校，与同学们分享。”他在自己的博客中写道。

　　为了能多练琴，他常常在课间休息十分钟偷偷溜进琴房。他面前并没有琴谱，因为患有先天性白内障，视力仅有0.04，世界在他眼中只是一个混沌的影子。不管多长多难的曲子，他都得先把谱子背下来。

　　“我的学生自信、快乐、阳光，他们虽然看不见生活中的色彩，却可以触摸到生命的色彩。”南京盲校校长祁寿东说。

　　进入盲校前，张天时一直被认为是内向的低能儿，父母曾努力想让他留在普通小学。他看不清黑板上的字，学习成绩很差，而同学的歧视也让自卑的他越来越沉默。“他以前就封闭在自己的小圈子，老是自己玩自己的，跟父母都不说话。”张妈妈说，“在学校，他会不分场合地大叫，当别的同学上课的时候，他就在教室地上乱爬。”

　　如今的他喜欢蹦蹦跳跳，经常热情地牵着其他盲生的手，礼貌而活泼，如果不看他的眼睛，你会认为他完全就是个聪明健康的孩子。

　　天翻地覆---张妈妈用这个词来形容儿子进入盲校后的变化。而这些变化正是南京特殊教育从“有其学”走向“优其学”的缩影。“对残疾人的教育不应该是残缺的教育，残疾人也应该享受优质教育。”聋人学校党总支书记唐宁说。

　　在南京盲校的电子阅览室，视障学生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登录互联网，下载软件，在线搜索，用聊天软件进行交流、阅览图书等。这是专供盲童上网的计算机，“点子显示器”可以将屏幕上的文字神奇地转化为盲文，让视障学生通过触摸来感受网络世界。

　　盲校还开设了电子设备课、学生电脑室、多功能语音室、视功能训练室、康复训练室、室内门球场⋯⋯

　　与学习知识技能相比，老师更注重在盲孩子心中播种光明。“我和盲校学生有着共同的命运，但我们都不会放弃。我要教孩子们用歌声来唱出整个世界。”盲人教师李梦吾说。

　　张天时在盲校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潜能。他随手几笔勾勒出一个鲜活人物的绘画天分得到了老师的赏识；短短三年，他轻松通过了钢琴九级。

　　“对残疾儿童来说，这里更有包容感。”张妈妈说，“有时候他还会和我顶嘴呢，跟以前相比，我真高兴他愿意说话了。”

　　在南京市特殊教育领域，不乏像张天时这样出色的孩子。盲姑娘吴晶，被美国哈佛大学等六所大学录取；天生盲残的陈孝兵15岁举办了自己的专场二胡独奏音乐会；肖毅出版了诗集《我听见花开的声音》；刘骑创办了自己的网站⋯⋯

　　吴晶打过一个精妙的比方：人生像一条长长的走廊，里面有很多一模一样的门，我推开门时，看见里面的人在做他们的事情，这些事不适合我，我就不会迈步进去，我继续往前走，寻找适合我的那扇门。而特殊教育正是适合他们的那扇门。

　　与“有其学”、“优其学”相比，在健康人都面临巨大就业压力的今天，残障学生的“有其业”更是弥足珍贵。

　　2000年以前，南京市特殊教育曾存在一个误区，认为残疾人教育就是教学生识字、懂道理，“但残疾学生就业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如果不能就业，这些残疾学生毕业后就会不断成为新的五保户。”南京溧水县特殊教育学校校长葛华钦说，让所有毕业生就业，是他最大的梦想。

　　这个梦想源自几年前的一封学生来信，信中说：“校长，我找不到工作，我不想吃救济，怎么办？”葛华钦感触颇深，于是创办了“溧水县残疾人教育、培训、就业基地”。

　　这个园林般的基地已是江苏省规模最大的牡丹种植区，还有葡萄园、盆景园、水产养殖区、果鸡生态放养区、花卉超市⋯⋯完成这一切工作的，除了学校的老师外，就是在这里就读的和毕业的残疾学生。

　　张磊五年前来这里就读，2008年他成为留在基地就业的员工，除了喂鸡，他的拿手本领是开割草机“打”草和治理虫害。月工资700元，基地给他办理了养老、失业、工伤、医疗、生育五项保险，基本解决了他生活的后顾之忧。

　　与张磊一样毕业后在基地就业的同学有20多个，葛华钦说，只要愿意，在这里就读的残疾学生毕业后都可以留下来工作。全部建成后的基地可同时容纳500名残疾人进行培训和就业。

　　这个基地还是南京市中小学生社会实践基地，接待中小学生六万多人次来社会实践，还有许多人来这里旅游观光，学习现代农业技术。

　　“这给孩子们增加了接触社会的机会，让他们在心理上成为正常人。”女儿在这里就读的章女士说。

　　词条六：“三同教育”

　　大同世界还是理想，南京决定率先在教育上尝试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刘耿、钱亚平 | 南京报道

　　“王丽萍是贪污犯！”中山小学大门口被刷了大字报，周围还散落了一地传单，上面历数王丽萍的罪状，号召大家：“联合起来，把王丽萍拉下马！”

　　传单呈到王丽萍的办公桌上，这位中山小学的校长差点儿把豆浆喷了一身。当天是2005年的教师节，王丽萍容光焕发，正准备匆匆吃点儿早饭去主持庆祝会。

　　大喜的日子遇到来“踢馆”的，王丽萍又气又冤。“我在中山小学工作了20年，从来没收过一件礼，没吃过学生一顿饭，哪怕一袋豆浆！”

　　警察听完王丽萍的叙述，却迟迟找不到神秘举报人。夜半来，天明去，举报人总有办法让大字报迅速上墙。隔三差五，中山小学门墙上还会被涂鸦，逢年过节还有“增刊”。

　　指指点点的人渐渐少了，见怪不怪，传单上除了千篇一律的内容，也没什么证据。但是，每次沿墙经过，王丽萍的心情可想而知，每一个字，一笔一画，闭上眼睛都能精确再现。

　　直到有一天，她看到一个人在自己眼皮底下露出同样的笔迹时，才写了一个“王”字，她就抄起电话叫来警察。

　　原来，在处理学校财务单据时，王丽萍突然发现还有一笔账没有付款，随即叫来债主张某结账。在张某签字收钱时，被王丽萍发现他就是那个贴大字报的神秘人！

　　警方经过笔迹鉴定，证实张某的签字与大字报上的字迹一样。警察还在张的家中发现了厚厚一沓尚未散发出去的传单。

　　经过审理，这个案子被定义为“一袋豆浆引发的冤案”。张某本是校门口卖豆浆的，中山小学是大客户，每天为学生订几百袋。后来闹禽流感，为了安全，学校就转订一家国营店的豆浆。

　　学校的这个小动作却事关张某生计。这个外来打工者，全靠这点小本营生养家糊口。

　　“搞倒她，换个校长，说不定就能继续订我的豆浆了。”张某的逻辑看起来很没逻辑。半夜正是他的出摊时间，于是就有了那些大字报。

　　他后来干了一件更没逻辑的事。一年后，张的儿子到了入学年龄，为了就近入学，他厚着脸皮给王丽萍发了一条短信，而王的手机号码还是他在上次不打不相识时得到的。

　　王丽萍的反应也让人意外：“他的孩子符合条件，我们应该让他和城里的孩子一样，享受同等待遇。”

　　此时，南京市的“三同”教育已实施三年，“三同”思想已深入校长们之心。

　　“三同”，指对外来工子女实行“同城待遇”，在收费上与本地学生一视同仁；将外来工子女编入普通班级“同班教学”；对所有学生使用统一的评价标准，追求“同等质量”。

　　1.5万元的借读费被免了。“这得卖3万袋豆浆啊！”在这个小生意人的概念中，豆浆就是“一般等价物”，经常被用来衡量一个物什的价值。王丽萍“欠”他的豆浆订单被一笔勾销。

　　一次，张某儿子的数学老师生病了，王丽萍代了几节课。张某儿子成绩平平，但课堂上遵守纪律，而且答对了问题，奉行“赏识”教育的王丽萍“趁机”表扬了他。

　　儿子回家把这件事跟爸爸说了。张某再次发了一条短信：“王校长，我很抱歉。那件事，是我这辈子犯下的最大的错⋯⋯”

　　从此，王丽萍每次经过校门口的早餐摊时，都会得到一个超级热情的招呼和笑脸。

　　凡是与外来务工者打成一片的老师，都会成为菜市场的明星，拥有一大堆小商贩粉丝。“哪个老师手机里没存几个‘豆浆爸爸’、‘油条妈妈’的号码？”宁工小学校长陶积军说。

　　宁工小学是南京鼓楼区首批接收外来流动人口子女的公办学校之一，从2003年开始，敞开接收流动人口子女入学。

　　“我们的很多家长都是做小生意的，我一走进附近的菜场或旁边的金盛百货，到处都是跟我打招呼的家长。很多家长都是卖猪肉、卖菜的，有时候并不是他们不愿意到学校和老师沟通，只是不好意思一身脏兮兮地来见老师。”宁工的刘老师很理解这些家长。

　　家长不来，老师就自己上门，去菜市场买菜成了顺道家访，还有老师天天发短信与家长互动。

　　“弱势的人，一声问候都会让他感到被尊重。”王丽萍说。

　　陶积军的观点不谋而合：“三同是政策层面的，骨子里的认同才是教育的成功，这也是解决外来生和本地生融合问题的最好方法。”

　　“三同”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异乡人想趋“同”，而本地人却要避“异”。

　　宁工小学刚开始招收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时，其生源仍以辖区内的户籍生为主。但随着农民工子女的增多，本地生源开始大量流失。

　　“其实，本地人的担心是多余的。你看不出来吧，他们哪些是城里孩子，哪些是乡下孩子。”陶积军说。宁工有近800名学生是外来工子女，从孩子们的外表和言谈举止上，根本分辨不出他们和本地孩子有什么区别。

　　他还记得黄陈陈刚来报到时的样子。“衣服裤脚上都是泥，鼻涕下来了一吸，再多就用袖口擦，袖口永远亮晶晶的。进了学校，没多久就成了个干净漂亮的女孩。”

　　陈陈老家是蚌埠的，妈妈在南京摆夜排档。进入宁工小学之前，黄妈妈最难回答女儿的问题是：自己生在南京，长在南京，说一口流利的南京话，为什么就不能和别的孩子坐在同一间教室？

　　陈陈到宁工小学报到的当天，黄妈妈终于扬眉吐气了，她告诉陈陈：“下次别人再问你，你就理直气壮地说，我也是南京人！”

　　因为面积小，宁工小学外号“麻雀小学”。它坐落在几栋陈旧的居民楼中间，乍一看很容易被人误会成小区的公共花园。但这一点不影响它对外来工子女的巨大吸引力。“体验当南京人的感觉，就去宁工小学。”宁工的名声如此口耳相传。

　　“穿过弯弯的小巷，再越过杂乱不堪的菜市场，终于到达那所学校，那里的孩子在真诚欢笑，那里的教师满脸自豪，人们应该到那里去朝圣。”这是原上海北郊学校校长郑杰《给教师的一百条新建议》里的一段话，也是南京“三同教育”的理想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