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群2009

　　他们是一个由“五湖四海”集结在网络里的人群，他们在虚拟世界中的呐喊因政府的顺应民意，而改写了邓玉娇等人的命运；

　　他们是一批被关在拘留所或看守所“失去自由”者，因为法律人的努力和公民人权意识的增长，人权木桶上那块短板在渐渐“增长”；

　　他们是一群被强行拆了房子的人，他们中的张剑在挥刀反抗中酿出“本溪拆迁命案”却被判缓刑的背后，透露出了司法者保护公民私权利的“方向”；

　　他们曾是政府官员或国企“一把手”，他们中的监狱长张和平因在“10·17”越狱事件中玩忽职守而被捕，意味着“问责”已从行政撤职越升至“刑事责任”……

　　2009年，“法治进程”因为他们而精彩，因为他们而跌宕。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9年12月下半月刊)话说2009

　　本刊记者/刘爽

　　《2012》与中国制造

　　2009年即将过去，伴随着年终岁尾这个时间句号，人类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也将翻过。

　　与大悲大喜的2008年不同，2009年的中国显得纷乱而没有主题，你很难用一个或几个关键词来梳理这一年的体验，这是一个摸不出头绪的年代。值得庆幸的是，不少人在去年这个时候预测的最糟糕的情形没有出现，相反，由于在此次全球金融风暴中的不俗表现，中国令全世界刮目相看，赢得前所未有的认同。

　　当国人还沉浸在国庆60周年庆典展现出的盛世景象中时，他们没有意识到，去年奥运盛典只是一个预演和铺垫，今年国庆的这个世所难见的超级盛典，已作为一个象征性极强的图腾将中国推到世界舞台的中央。

　　就在刚刚过去的一周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开始播出一则由中国商务部投放的“中国制造，世界合作”的商业广告，内容是宣传在全球化大背景下，“中国制造”产品其实也是世界上各个贸易体共同分工协作、盈利共享的事实，欲借此提高中国产品的全球认知度，提升和改善“中国制造”的国际形象。

　　眼下正在上映好莱坞大片《2012》，一个细节耐人寻味：中国制造的方舟拯救了世界。在一个全球化时代里，在经济贸易领域中，“中国制造”反映的是中国崛起，并深刻影响世界的一个特定现象，中国生产制造的商品，如潮水一般涌向全球，无孔不入，外部需求成为拉动中国增长的一个重要引擎。

　　中国发展30年，GDP很快就要超过日本，仅次于美国。而眼下，如何剖析中国的现实，如何预测中国未来发展，已经成为国际上一股热烈的讨论潮流。今年9月，美国著名未来学者约翰·奈斯比特推出了他的新著《中国大趋势》，他预测，在未来几十年中，中国不仅将改变全球经济，而且也将以其自身的模式来挑战西方的民主政治。

　　曾几何时，“中国崩溃论”、“中国崛起论”、“中国威胁论”轮番登场，直至“中国统治论”及“G2 ”概念的提出，西方学者已经开始用一种乐观的笔调来描写中国未来的趋势，这种转变让很多国人不适应，就有学者警告国人警惕这种“捧杀中国”的论调，并怀疑背后有某种阴谋的存在。

　　而正在哥本哈根召开的全球“气候峰会”，中国宣布以2005年单位GDP碳排放作基数，到2020年“减碳”40%～45%。中国所作的“减碳”承诺，等于向国际社会宣布，未来10年间，中国将更为坚决地以低碳方式发展本国经济，以低碳方式倡导民众改变现有的生活方式，提升生活质量。中国的减排行动目标向世人释放了一个信息：中国正逐渐成为一个全球性大国，并越来越具备承担责任的能力和信心。

　　《蜗居》与改革

　　眼下，一部叫《蜗居》的电视剧，毫无征兆地火了起来，引发的最热烈的话题是高涨的房价。据说最初的小说是个爱情故事，出品方为了吸引观众把它生生改成了房奴的故事。显然，它更有效地击中了这个社会的软肋，甚至比爱情更触动人心。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的同时，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环保等等方面的社会投资严重不足，而这些是一个市场经济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社会基础设施。破解住房、教育、医疗等民生难题，一直是让各级政府头疼的大事，但搬走这新的“三座大山”，似乎并不比当年搬走旧的“三座大山”容易。

　　前文化部部长王蒙曾感叹国内有两个部长最难当：一是宣传部部长，二是文化部部长。他说的是20年前的事情，反映的是改革开放初期人们的关注热点——思想解放、观点争鸣。而当下的中国，通常“最难当的部长”所负责的领域，往往是改革最滞后或改革走了弯路的领域。

　　被民间夸张地归纳为“房改将荷包掏空、教改将双亲逼疯、医改为两老送终”的“住、教、医”等泛市场化改革后，眼下最难当的部长显然属住建、教育、卫生这三个部长了。

　　2009年四五月份以后，各地房价大幅飙升屡创历史新高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这的确给了年初唱空房价者莫大的嘲讽，没有人想到2009年的房市火爆至此，在全世界楼市低迷的情况下，唯有中国楼市热火朝天。高企的房价和浓厚的投机气氛让房地产市场目前处在一个危险的十字路口，积累了巨大的泡沫和风险。

　　1998年住房货币化改革全面推开的时候，就已经提出对困难家庭住房给予支持，但直到2007年前后，住房保障的对象、范围、标准、方式等才逐步明确。这一轮高举市场化旗帜的房地产改革，为城市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也集聚了无法回避的社会矛盾，高企的房价犹如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不仅悬在望房兴叹的公众头上，也悬在后次贷时代的中国经济头上。

　　“住有所居”是中共十七大明确提出的改善民生的重要目标，是执政党对全体国民的庄严承诺。目前的房地产乱象让政府面临一个大考，需要各级政府转变立场，摆正位置，从“财政型政府”变身为“民生型政府”，真正把保障性住房建设放在房地产业发展的重要位置，让城市广大中低收入者安居乐业。

　　与楼市火爆相映衬的是新任教育部部长袁贵仁烧的一把火，他首次亮相，就把“火”烧在了“择校热”上。不论是择校问题，还是“重点班”现象，折射出的都是一幅资源配置严重失衡的真实教育图景。“一样的孩子，不一样的前途”这句择校广告语，听着就让人揪心。如果义务教育资源能更全面普及和均衡覆盖，就能抑制制造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的不公，社会公平才有保证。现在，袁贵仁部长提出的“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其实可以看作是对此教育严重失衡现状开出的一副良药。

　　与此同时，中国的高等教育经过10年的“大跃进”，表面上繁荣红火，规模世界第一，博士数量已赶超美国，但仍摆脱不了数以百万计的大学毕业生加入失业队伍、出不了杰出人才、出不了大师的尴尬现状。

　　袁部长面临的最大挑战并非来自民意压力，而是一再推迟出炉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在新部长上任时，能否得到社会舆论较一致的正面评价。

　　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人活着除了衣食住行以外，少不了会遇到生老病死。因此，医改是这两年老百姓呼声最高的话题之一。当“看病难、看病贵”成为一种社会常态，行之有效的医疗改革自然呼之欲出。

　　2009年4月，随着两个医改文件正式出台，标志着新一轮医改的启动，目标是缓解人民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建立覆盖全体13亿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新医改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保证公立医院的社会公共产品的公益性，做到不分贫富贵贱而人人“病有所医”。

　　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一个重点议题是民生建设。当下各界对民生问题的意见多多，其中包括百姓的收入增长、社会保障，以及长期以来矛盾尖锐的住房、教育和医疗。

　　由于经济危机的冲击，一年来各级政府集中力量去保增长，多方面改革不是停顿就是放缓，特别是在社会发展、民生保障方面。目前是全面解决社会转型滞后带来的各种问题的时候了，使中国经济在以“社会改革”为核心的第二次大改革中获得第二次生产力大解放，加速社会保障体系、收入分配体制以及其他社会安全网的建设，并制定相应的社会改革长期规划，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应急改革。

　　“绿坝”与公权力

　　就像国外媒体所评论的那样：中国正在“跌跌撞撞”地成为世界强国，很形象。一只兔子很容易在短时间内完成360度转体。这对于一只大象也许不那么轻松，但如果大象真正开始移动它庞大的身躯，虽然那是缓慢、沉重的步履，甚至会因周围乱枝横杈戳痛身体，但其一旦掉转了身形，则会形成雷霆万钧的气势。

　　30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在解决很多问题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新问题，甚至解决的问题还没有新问题多。改革也同样如此。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话语”曾向中国人承诺一个美好明天，将中国人对未来的想象凝固起来，形成一种共识，使他们能够容忍当下的牺牲与不平等乃至不公正，愿意为明天付出代价。而眼下，不同于改革初期的万众一心，改革成本由谁承担，改革成果由谁分享已成为焦点，改革本身已不具有天然的道德感召力，贫富分化、权力腐败、司法不公等现象使社会底层沉积不少怨愤。缓解社会矛盾，重聚“改革共识”，在此刻显得已经比发展本身更急迫。

　　放在10年前甚至5年前，谁也想象不到，像垃圾焚烧这样的问题会突然成为社会焦点，并引发一系列的群体性事件。对政府官员来说，中国的老百姓似乎突然变得不那么“听话”，他们越来越对利益“斤斤计较”，越来越不愿意让步、牺牲。他们不但开始眼睛盯着，要求政府全面承担包括社会保障在内的各项公共职责，而且在诸如征地、拆迁、国企改革、环境污染等利益纠纷上据理力争、寸土不让。没有人再愿意充当那个“付出代价”的冤大头，政府也不得不分出精力、财力，关顾民生、安抚民意。

　　最近在广州备受关注的番禺一些小区的居民反对附近建垃圾焚烧厂的行动，是一个很鲜明的例子，尽管事件还在进展之中，但政府与公众的良性互动，已经结出了许多善果，为我们的中国特色民主和公民社会的建设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样本。番禺官方已经宣布，将用半年时间进行“大讨论”，对垃圾焚烧发电厂选址拟进行重新审视和论证，“不排除进行全区群众投票”。有媒体评论：迄今为止，质疑和抗议行为没有受到刻意打压，政府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对民意的尊重，这便是“走向善政之路”。

　　如果评选2009年最值得铭记的词语，“绿坝”肯定要排名前列。一个强制安装上网过滤软件的措施在社会上引起如此激烈的讨论和争议，成为一个考验政府与民众双方耐心的焦点话题，这出乎很多人的意料。随后，工信部宣布：不会强制要求在个人电脑及其他消费产品上大规模安装绿坝互联网过滤软件，企业和个人可以自行决定是否安装。至此，纷扰数月的  “绿坝”事件终告一段落。

　　表面上看，这是政府在网民的压力下做出的一个让步，但背后其实是政府部门在社会意见涌现之后，及时从善如流，调整政策，折射的是对社会民意的尊重，符合现代文明社会政府的责任和权利，也符合政府保护公民自由的义务。更重要的是，通过“绿坝”事件中政府和社会之间的磨合，人们看到了中国公民社会成长的力量，也看到了公权力对公民自由和公民社会的尊重正在逐渐成长之中。

　　“绿坝”事件只是中国社会和政治转型过程中许多个案之一。在今天的中国，类似“绿坝”事件折射的公权力与民间之间在思维和行为模式上的差异比比皆是，有的以激烈冲突呈现，有的则沉淀而成为双方的心结，并酝酿新的社会不稳。但政府如何及时搜集、评估和回应民意，民意如何在抗争中寻求与政府对话，并找到共同通道，则是从“绿坝”事件中可以获得的启示。

　　中国最需要的是政府和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在和谐的氛围中取得妥协，在妥协中推进社会的进步。

　　“舆论审判”与“司法权威”

　　司法作为社会正义的最后防线，事关民众的生命、自由与财产保障。在社会矛盾日益积聚、“维稳”工作紧迫繁重的背景下，司法能否承担“社会稳定器”的独特作用一直是时下司法改革的着眼点。

　　从2009年起，新的《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开始实施，这是从1999年起开始的司法改革以来，法院系统的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有学者将目前的司法改革称为“司法改革第三波”。

　　《三五纲要》继续了原来的名称，表明了司法改革的持续性。经过10年的努力，司法改革已经形成了巨大的动能，在审判方式改革、收回死刑复核权、司法职业化等方面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但是，在透明司法、清廉司法和公正司法方面离民众的需求还有相当的距离。

　　司法改革改了10年，司法改革的方向又重新成为一个问题。在《三五纲要》推出之际，就司法的功能、方向以及路径仍然存在着相当的争议：一派认为当前问题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改革不彻底，因而要继续改下去、不能走“回头路”；另一派则认为改革的方向错了，职业化、精英化导致司法越来越不能“让人民满意”，因而司法改革恰恰需要“民主化”或“大众化”。

　　争论双方都没有疑义的一个问题是：到目前为止进行的司法改革，缺乏理想和宏大的既定目标，缺乏目标和制度设计，改革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很大，一些司法改革措施，大多限于技术操作层面和工作管理层面，未触及体制层面，缺乏应有的深度和广度，不少改革措施只是一些“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权宜之计。如何既保证司法受到监督，“让人民满意”；又不至成为权力的玩偶，异化为“让权力满意”，这几乎是一个在逻辑上无解的矛盾。不过这个问题主要涉及司法改革的路径或手段，而非其目标定位——司法公正。

　　人民法院“三五改革纲要”把规范裁量权、将量刑纳入法庭审理程序确定为重要的司法改革项目，并在全国法院开展了量刑规范化试点工作。量刑改革是司法实践的必然要求，量刑与定罪程序分开，能够促进司法公开、透明，更利于被告人和社会接受判决。今年以来，由于醉酒驾车犯罪频发，社会舆论对此高度关注，对此类犯罪的定罪量刑也有不同意见，司法实践中的处理也不完全一致，有必要统一法律适用，因而醉酒驾车致人死亡案件成为量刑规范化的试水之作。9月初，最高人民法院对醉酒驾车犯罪的有关问题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成都孙伟铭案”、“广东黎景全案”定性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并判处无期徒刑，称今后这类案件的定罪和量刑将逐步统一标准。

　　舆论与司法的碰撞是2009年一个突出的社会现象，从“躲猫猫案”、习水官员嫖宿幼女案、“邓玉娇案”到杭州飙车交通肇事案、“金首饰案”，接二连三的新闻事件，将警方和司法机关置于舆论的聚光灯下，再次引发了关于“舆论审判”与“司法权威”的讨论。有评论说，在这些案件中，舆论已经越过了界限。但是人们有理由怀疑，假如没有舆论的关注，飙车案、邓玉娇案的结果会如何？人们有理由相信，“70码”被推翻、邓玉娇被认定为防卫过当，跟强大的舆论压力有一定的关系。从表面上看，在这些案件中，舆论的确影响了司法。问题是，它到底是怎样影响的呢？是影响了警方的侦破能力呢，还是影响了法官的理性判断？如果它是通过影响上级官员，然后由官员来对执法和司法部门进行影响，这明明就是“官员审判”，为什么要叫做“舆论审判”呢？

　　司法赢取舆论赞誉的资本只有一个，那就是对社会事实进行最权威的法律阐释。对于司法官员来说，他们必须在纷纷扰扰的社会中坚守自己的价值取向，他们有责任对一切有可能影响司法公正的外来影响保持足够的免疫力。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9年12月下半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