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2009年
我们的2009
过去的一年，编辑部的记者编辑们又是人仰马翻。有付出，就有收获，看看，我们这一年，最想告诉读者什么？
2009，我被感动着
文/盛学友
2009年，又一个365天，转眼间就过去了，一切似乎还在昨天。
过去的一年，我发表的文章不多，上半年《全国两会：本刊记者近距离接触高官》和下半年《一起治安案件背后的领导秘书身影》。
尽管如此，我依然被感动着。
山东一位农民兄弟对我说：“盛大哥，我可以为你去死！”虽然不赞成这个说法，但我内心却一直被感动着。这位山东的农民兄弟，因为邻里纠纷引发的司法鉴定问题，当地警方一直在为难他和他的父亲。本刊报道后，我一直没有放弃对该案的关注。当地警方一位中层领导对我说：“盛记者，你付出的努力，比他们都多！”如今，山东公安厅厅长吴鹏飞已做出重要批示，重新鉴定目前正在进行中。
对南方某县一起校长“自杀事件”采访时，更是遭遇“死亡威胁”——采访当天晚上，当地两辆没有牌照的车，一直在跟踪我们，我们关闭手机、东躲西藏，才算躲过一劫。次日，在省城警方“护送”下，我才乘机返京。虽然文章未能见刊，但问题后来得到了较好解决。校长的家人和当地百姓，交口盛赞本刊“敢于直面司法腐败”。
还有一位不曾见过面的农民，官司胜诉多年却遭遇执行难，接到他的材料后，我向当地县委书记反映了情况，县委书记极为重视，责成法院执行。但仅执行了一小部分，便执行不下去了。给法院院长打电话，这位院长却极其蛮横，说无法核实我记者身份，“啪”地把电话撂了。我生气了，几乎在喊：“我是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不可以给你这个院长反映情况吗？如果反映情况属实，你这个院长没有义务解决这个问题吗？”几个月过去了，案件还是没有实质性进展。我请示领导后，给当地市委书记发函，很快得到批示，没超过一周，案件执行完毕。
曾经接受过我采访的某局一位副局长对我的评价是“你这个记者太霸道”，我回答说：“如果记者不‘霸道’，有些单位和领导，会更霸道地欺负百姓！记者‘霸道’的话，个别领导的霸气，就可能收敛一些，百姓的日子，就可能好过一些！”
就是在前不久，我接待了一位来京上访的，他告诉我：“全国人大信访局一位局长建议我找你，他说你是个热心肠，会帮助我们！”
本来不想写年末感想了，但一个电话让我改变了主意——12月1日上午，我接到沈阳一位朋友的电话，说我写的《一起治安案件背后的领导秘书身影》一文有了最新进展，刘江对大东公安分局行政处罚一案不服提起行政诉讼，“大东区法院下判决了，公安局败诉！”我精神大震，心中大喊：“好样的，大东区法院！好样的，大东区法院的法官！”
江苏有一起案件，死者的女儿为父申冤15年，数年来省高院由于各种原因未予立案。我接到投诉后，积极和省高院协商，终于在2009年2月27日立案审查，进入了再审程序。这位女子高兴地对我说：“认识您是老天开眼，是我们的福！”我同时更被高度关注此案的周继业副院长、立案庭贺强兴和审监庭陆鸣苏两位庭长以及查华荣法官等人对法律高度负责的精神所深深感动着。
所以，尽管见报文章不多，但我还是感到幸福，因为我收获的是信任，收获的是感动！
这一年的感谢
文/杜智娜
2009年的感恩节到来时，我正忙于12月上期杂志的责任校对。手机一震，短信传来朋友的“感谢”：常怀感恩之心，常念有恩之人……
抬头看了一眼台历，年初就用红笔留下的标记，我心中一动，又是一年感恩节啊！
不奢求情人节的浪漫，不追求圣诞节的狂欢，自认为很“传统”的我一向不主张过“洋节”，但却对这个来自美国的“感恩节”情有独钟。
感谢这个设在年底的“感恩节”，能让我向一年来帮助过我的人表示感谢。
感谢我的专栏作者。感谢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王大伟老师，尽管他的时间用秒计，尽管他的身体不如意，但持续一年的“宋慈绝活”还是圆满结束了。感谢我的“心理团队”，各位来自北京名校的心理老师，不辞辛苦地奔波于北京的各级法院，只为救助那些“失足”的青少年。她们曾经在一个下午为两个孩子做心理辅导；她们曾经为了在庭审后见到孩子等待了一个上午。感谢心理老师们，也要感谢法院审理未成年人的法官们，是他们的爱心，让这些“失足”的孩子们看到了希望。
感谢我的投稿作者。一年来，我的电子信箱里一直是满满的，投稿的有新作者，更有老朋友。感谢上海411医院少女门诊的朱伟杰，在5月上截稿在即，我负责的封面组文中，迟来的约稿却偏离了主题，已是晚上9点，我还是拨通了他的手机。第二天一早，我收到了他的来稿。其实，我认识他仅仅两天。感谢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的张嘉林副院长，偶然得知他主审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首例因拍摄电影引发的公民肖像权案，便约他为“要案回访”栏目写稿。他是个极度认真的人，为了准确，他调出了十几年前的案卷。不惯于打字的他，用笔写出了7000多字的文章。当我对文章进行删改后询问他是否审稿时，他一句“请您定稿”让我心里暖暖的。感谢所有投稿的朋友，是他们丰富了杂志的内容，让它“有血有肉”。
感谢我的采访对象。感谢一年来接受我采访的每一个人，感谢他们的配合，感谢他们的坦诚。第一次采访编剧王兴东、王浙滨夫妇是酷夏的一个下午，我和实习生赶到他们昌平的家时，大雨滂沱。“你们太守信用了，我还以为这么大雨，你们不来了呢”。王兴东的话是赞扬，也是认可。所以第二次约采访时，尽管他连续两晚都在开夜车赶稿，但他还是挤出了时间。当完成的稿件发给他看后，我收到了他的回复：“小杜：你辛苦了，为了法律安全，我全部过目了，我会负责的……”感谢他的认真，更感谢他的责任感。
感谢我的同事们。记得孙欣在去年的年终总结时说“两位主力队员的休息让大家明显感觉人手紧张”，我就是其中的一位。春节过后，我结束产假重新归队。从主编到每一位同事，都很照顾我。“带两个孩子不容易”，每每想起主编的话我的鼻子都酸酸的。感谢同事们的理解与体谅，让我咬牙挺过了年后无人带孩子的难关。
感谢我的家人。其实对家人的感谢，我无法言表。对于一心帮我带孩子的公婆，不是一句感谢就能表达我的心意的。我深知年近六旬的公婆每天带两个孩子有多辛苦，但他们常把“不累”挂在嘴边。怕影响我的工作，他们甚至隐藏了身体的不适。每次外出采访或加班，婆婆总会说：“没事，你去忙吧。”更想感谢我不满一岁半的双胞胎儿子。虽然有了他们，我的生活变得倍加忙碌，虽然随着他们长大，我的工作时间改为深夜，但是他们让我体会到什么是母爱，什么是责任，也终于明白了主编那句“杂志就像自己的孩子”。看着三个可爱的孩子健康成长，再多的辛苦也无怨。
用一句歌词结束我的感谢：“感恩的心，感谢有你。伴我一生，让我有勇气做我自己。感恩的心，感谢命运。花开花落，我一样会珍惜。”
一个人的战斗
文/孙欣
前几天，突然收到一个意想不到的短信：“我是上海的姜女士……”半年没有她的消息了，我很意外。
读者大概还有印象，半年前，我曾向她约过一篇文章，是她写的自己解救被拐卖儿童的经历。那次我偶然得知她的这个行动后，很感兴趣，毕竟，这需要勇气。在街上，看到乞讨的儿童不是什么稀罕的事情，有些确实很让人怀疑是被拐来的孩子，可是谁来管呢？这种情况报警一般也是没人管的。
记得当时姜女士很警惕，她说因为她管的“闲事”，遭到一些人的记恨，把自己处于很危险的境地，所以不能不防。她答应写这篇稿子，但需要我把自己的证件传给她。这是我工作以来遇到的第一个作者也要审查证件的事情，不过，我能理解。
她写作中间我们又通过几次电话，一般是她主动打过来，不是问稿子的事情，而是向我倾诉她做的事情。她说自己尽管孤单一人，可是非常喜欢孩子，见到那些乞讨的孩子就受不了；她说自己身体不好，非常不好，刚做了大手术，可是还是想做点事情，为了那些孩子……她表达最多的还是自己的决心，不管身体怎么不好，不管怎么受到威胁，也不放弃的。她都是一个人在做这些事情，化装、跟踪、报警、善后……所以，我发现，她打给我电话最主要的目的还是寻求精神上的支持，她需要别人的肯定和鼓励，毕竟一个人太累了。
稿子出来后，我们就联系少了，最后一次是她想请我们杂志社去开一个她召开的新闻发布会，因为是在外地，我们又正好赶上发稿时间，无法动身。此后就少有她的消息了。
我以为，她的解救行动也就告一段落了，毕竟，对于一个年近花甲的老人，又是孤身一人，这样的行动太难了。
所以她这次的短信内容让我大吃一惊，她说，自己文中提到的解救出来的小瞎子，自己一直在帮助。因为他家很穷，无力承担，姜女士害怕没有自己的帮助，小瞎子还会回去乞讨。3月的时候姜女士已经把他送到北京石春华学校学习，希望他有一技之长，将来可以养活自己。姜女士帮他付了今年全部的生活费，可是因为身体不好，她自己目前一个月药费就上千元，明年怎么办呢？姜女士表示不会放弃，她就是发愁明年的费用。
我真想不到姜女士有这个毅力，不仅解救了孩子，还一直在帮他。如果解救十个，那不是先把她自己压垮了吗？为了有更多的人参加到民间解救行动中来，我更希望姜女士这样的人能有足够的精神和财力进行下去。
她只提出一个要求，就是希望能给我们写稿子来换取稿费以继续资助小瞎子，我当然马上答应了。可是，作为一个编辑，我知道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刊物基本是新闻报道，她不具备采访技能，报道怎么写？她之前写过的那个手记也只能偶然为之，除非她经常有解救行动，我们才有可能给她做个连续报道，可事实上她做不到。
她可能自己也有所察觉，问我们是否都是刊登跟法律有关系的稿件？我把我们的网址告诉给她，并告诉她我随时可以指导。她没有再说话。
我想，她这次需要的大概还是精神支持，一个人的战斗很苦呀。
所以，我想，如果有热心的读者，可以跟我们联系，看看是否可以帮助姜女士来继续她的爱心，出钱、出主意都行。让她的冬天过得不那么寒冷吧。
多一点童真看世界
文/吕娟
4月份休完产假上班，已是真正的春暖花开了，看到同事们忙碌的身影，我也赶紧调整好状态，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之中。
2008年下半年开始的金融危机，一直延续到2009年，虽然这段日子我恰巧窝在家中做专职妈妈，不闻世事，但是，仍然能够感受到这场经济风暴给人带来的心理的重压与恐慌。
作为媒体人，我觉得我们在报道金融危机的真实破坏力的同时，更有义务向人们传播阳光与福音，如何能让人们获得更多的勇气与信心度过这场危机？经过一番酝酿与策划，《网店，打开春天的窗》、《金融危机，去美国买房？》、《逼出来的商机》等一系列文章出炉，虽然限于能力，报道与我的意图仍有些差距，但是，至少我们向读者传达了一种共勉：机遇与危机并存，只要你肯开动自己的脑筋，并为之付出努力，就一定能够独辟蹊径。
2009年9月，我从新闻中获悉，刚刚召开的APEC(亚太经合组织)中小企业峰会、第六届全球网商大会上，阿里巴巴集团研究中心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中国网商数已突破6300万人，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商帮。中国的电子商务交易额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仍然持续上升，仅2008年9月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每天新增的网店超过5000家。而2009年网货的勃兴带给“中国制造”的最大影响，是铺设了一条通畅的、宽阔的渠道，使得此前只服务于国外市场的“中国制造”开始大量进入内贸市场，而这又反过来促进了网货的发展。
世界各国都在探讨为何中国能在金融风暴中扬帆前进，我想，至少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中国劳动人民几千年传承的智慧与勤奋吧！
回顾这一年，我发现，自己在这一年，无意间竟作了一回“娱记”，呵呵，当然，比起娱乐记者的辛苦与无孔不入，自己就太业余了。
从7月下半期开始，《杰克逊身后的法律悬疑》、《明星为何屡陷“车祸门”》、《周俊武：站在选秀艺人背后》、《裸播夭折：韩国公众不买账》、《〈画皮〉：2.5亿票房背后的导演权之争》等文章均对娱乐圈有所涉及。直到年终回顾的时候，我才发现了这一巧合，但仔细思索一下，其实并不是巧合，2009年，对娱乐圈来说，实在不是平静的一年，许多事件背后隐藏着法律问题，或者说，娱乐圈内的纷扰乱象终因法律纠纷而浮出水面。
杰克逊遗产纠纷的热闹程度，恐怕让天王在天堂也不得安宁了，虽然洛杉矶高等法院在8月初就迈克尔·杰克逊的遗产案已举行了听证会，最终法官裁定那份立于2002年的遗嘱真实有效，杰克逊三名子女的永久监护权由他的母亲凯瑟琳所有，但是，仍然阻挡不了包括杰克逊父亲、前妻分一杯羹的企图，乃至遗产官司频频。但更令人唏嘘的是，生前财务一塌糊涂的天王，仅在身后的这近半年，就赚得了近两亿美元。这些都是发生在本刊文章发表之后的事情，而本刊提出的几重法律悬疑，至今都没有一个定论，这无疑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天王悲剧的一生。
其实何止杰克逊案，纵观今年本刊关注的几起娱乐圈内的热点事件，其背后的原因，无外乎“名”、“利”二字，我想，这也正是娱乐事件频成法律事件的根本原因吧？
2009年我做的最后一组报道，是《为“宝贝寻家”》，通过央视记者第一现场的观察，我们得以了解到那些丢失孩子家庭的困顿、被拐孩子心灵遭受的无以修复的伤害，以及拐卖给社会、家庭留下的伤痕。在听到央视记者孙烨辉讲到一个被拐小男孩最大的心愿是“过一个自己的生日”时，身为一名母亲，我的眼泪终于忍不住滑落。
这个世界，始终有这样一个群体，他们过着最贫寒的生活，但是他们对幸福的解读与期许却也随之变得简单、纯净。
如果，我们多一点童真看这个世界，那些困扰很多人2009年的纷扰，是不是就会少一点呢？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9年12月下半月刊)
回味2009
2009年最后一个月的第一个周末，中央领导没有休息，他们照例在开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这样的会议，有两项重大内容。一是评估2009年的绩效，二是为2010年的工作“定调子”。会上传出的消息，听起来都悦耳：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在2009年度走出一个“V”字形轨迹，实现了GDP增长达到8%的目标。
在全球经济呈向下趋势的背景下，我国率先写出了“V”字“向上”那一边的实力，让我们有理由相信，2010年度的国计民生“会更好”。
和国家一样，许许多多单位也在忙着“辞旧迎新”，我们杂志社也不例外。我们的工作也分两大块。一大块是用我们手中的笔去回味2009年度的法治历程，另一块是对2010年的内容等方面工作进行规划。
按下“2010”，我们先说“2009”。
为了对2009年度的法治进程有更清晰的认知，我和超常地忙了近一年的编辑记者，在岁末的这一时点，将“向前冲锋”的动作转为“向后回眸”的姿态。在透过躲猫猫、烈女自卫、本溪拆迁命案、呼和浩特越狱等惊天动地的法律事件，听到紧随“代价”而至的“法律福音”之后，我们决定以聆听和回味法律福音为基调、以多个人群为主角，来记录2009年的法治印迹。
这些命运跌宕的群体，为2009年度留下了这样的足迹：以李荞明为代表的被警方限制自由人群的人权状况，正在制度层面被改善；隐藏在电脑屏幕背后的“网友”，已然成为舆论监督的重要力量；以自己治理之下的监狱发生四名犯人脱逃事件的监狱长为代表的一群官员，因为失职要被行政和法律问责��他们都是封面故事《人群2009》的主角。
在受关注的“人群”中，最牵动我们情怀的，是以本溪的张剑和上海的潘蓉等人为代表的被拆迁者。从官方的渠道和到杂志社信访和上访的人员信息中，我们发现他们已是近年来上访大军的主力之一。虽然从杀死强拆者的张健因一纸缓刑判决而得以“回家”之中，我们看到司法者已经为捍卫公民私有财产开了个好头，但是，从另三位卷入拆迁风波的女性的命运中，我们也“看到”了遏制强行拆迁，将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的现实。
第一位名叫吴苹，这个被称为“史上最牛钉子户”的重庆女子，手持《宪法》维权并借助舆论维权成功；第二位是用燃烧瓶阻却开向自家小楼的铲车的上海女子潘蓉——她的“故事”发生在去年，因央视的报道近日方为我们所知，那个小楼被强拆、丈夫被关押的结局远不如吴苹的故事美妙；第三位是一个名叫唐福珍的四川女子，她点燃自己的身体，用宝贵生命抗击强行拆迁的形象将永远定格在一座矗立于2009年寒冬里的建筑物之上，也痛在民众的心头。
因为包括逝者唐福珍在内的人群，还因为在2009年经历了太多，在和这个年度说再见的时候，我的心中百味杂陈。但是，无论欢悦在心海的福音，还是深藏在心底的伤痛，对一个媒体人和团队来说，终将化为前行中的勇气和力量。
让我们共同祝愿，在即将到来的2010年，一切会更好！
——李秀平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9年12月下半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