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文章：抓住调结构“时间窗”

　　4万亿投资和“适度宽松”的重点实际上在2010年，基于这种判断，新的一年正是借投资和信贷之力，积极调整经济结构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张辉

　　“2009年中央采取的4万亿投资计划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最大的‘好’就在于中国经济的率先复苏，我们避免了一场严重的萧条，”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国家发改委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开宗明义，“但是，最大的‘好’同时也是有问题的。”

　　他认为，2009年，中国“以投资需求增长对冲出口需求大幅下降”的办法，一方面，造成了“新的实实在在的供给”，另一方面，由于出口需求看似不会很快回升，因此，“我们今天做的事，可能会给明天造成一个更大的困难，即加重产能过剩的负担。”

　　总结2009年“调结构”的得失，多位权威专家对王建的说法表示认同。受访专家同时指出，由于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安排的重点实际上是在2010年，再加上日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透露明年将保持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并在六大任务中，将“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放在了突出位置，因此，在2009年“保八”基本无虞的条件下，2010年，将进入调结构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积极”、“适度”效应显著

　　2008年11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时，研究部署了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措施。此前国内外普遍关注的中国“抗危”措施，最终揭晓。这就是注定要在新中国宏调历史上抹下重要一笔的4万亿投资计划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根据国务院《关于对4万亿元投资的说明》，从2008年第四季度至2010年底，中央政府拟通过增加中央基建投资、中央政府性基金投资、中央政府其他公共投资和灾后重建投资等，安排1.18万亿元投资，加上地方配套和社会投资，形成4万亿元的投资规模。

　　与4万亿投资计划紧密相关的是，2009年1～11月份，人民币各项贷款增加9.21万亿元，同比多增5.06万亿元。《瞭望》新闻周刊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多家机构认为12月将新增2000亿~3000亿元的贷款，这意味着全年新增9.5万亿元左右。

　　对此，国务院参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所长夏斌说，“2009年货币信贷大投放的幅度，几乎是30年改革开放历史中从来没有过的。”

　　受访的发改委宏观研究院投资所研究员张汉亚表示，2009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主要有两大特点：

　　第一，在应对金融危机的系列措施中，最主要的就在于投资促进，而投资促进则主要由政府投资为主。

　　“政府可以限制投资，也可以限制出口和消费，但是要促进的话则很难，”张汉亚认为，在外需萎靡、内需难振的现实下，投资拉动是最现实的办法。再加上社会投资增长也比较缓，因此，只有靠政府投资拉动。

　　第二，从政府职能出发，本轮政府投资以公益性和基础性事业为主要内容，所带来的连锁效应明显。

　　“目前来看，投资起的作用还不错，也符合国家的初衷。”张汉亚认为，当前，政府投资所带来的效应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政府投资带来连锁效应，激活了各经济主体的发展“细胞”。张汉亚认为，并不是所有的政府投资都有直接收益，比如，对教育、医疗、卫生、体育、文化等事业的投资，其本质是公益性的；而对铁路方面的基础性投资，则是赔钱的。但是，从整体来看，2009年，在政府投资的带动下，实现了全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其连锁效应在于，政府投资等于增加了社会生产资料的需求，从而带动生产资料的供给，钢铁、水泥、水利等上游行业和其他下游行业获得发展；而这些行业的发展，则不仅实现了GDP，更增加了居民收入，最大程度地减少了失业率，并进而带动消费的发展。

　　二是从前十个月的数据来看，凡是政府投资的行业和领域，经济增长都比较快。张汉亚认为，这说明政府调整结构的思维通过投资得到贯彻，惠民生正在加快，这对建设和谐社会，保证人民生活质量不断提高具有重要意义。

　　三是市场机制对社会投资结构的影响加大。张汉亚认为，政府投资带动各方面积极性之后，市场主体会更加遵从市场需求，这有利于投资结构的调整。

　　“刺激计划所带来的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勃兴，加强了我们在中国进一步投资的信心，”GE大中华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罗邦民告诉《瞭望》新闻周刊，4万亿投资中对铁路、能源基础设施和基础医疗设施等的支持，对GE在中国的业务发展提供了极大助力，“比如中国铁道部在得到更多刺激计划资金支持后调整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宣布在2020年前投资新建4万公里铁路运营路线，这间接促使GE与中国南车戚墅堰机车有限公司成立机车柴油发动机合资企业。这个案例显示了4万亿计划对企业投资的巨大带动效应。”

　　结构问题未轻反重

　　采访中，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告诉《瞭望》新闻周刊，正如硬币总有正反面，政府主导的4万亿投资，亦有其薄弱环节。比如，各地在投资过程中，一些重化工业项目大量上马，热衷批租土地现象再起。

　　受访专家认为，尽管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便强调调结构的重要性，并把其和保增长、扩内需并列，但是，目前来看，结构问题非但没有减轻，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加重了。

　　“萝卜快了不洗泥，”张汉亚认为，发展速度快了，势必会影响发展质量。

　　张汉亚表示，中央进行投资的同时，要求各个地方投资跟上，但是，问题就在于很多地方预备项目缺乏。“过去我们要求地方要有项目库，但是，由于现在一下子量大太，特别是政府投资量太大，导致很多地方没有预备项目，从而导致一些新项目仓促上马。”

　　张汉亚认为，这些项目往往缺乏可行性分析，其将来的效益堪忧；另一方面，政府虽然说不放松市场准入职能标准，不放松环保和节能的标准，但实际上，为了让新项目上马，各地放松了准入门槛要求。“闸门的放松，对我们强调的环保、节能，可能会起到一个反作用。”

　　王建表示，今年年初以来新上投资项目仍集中在基础设施和重工业等大型项目，而且改建项目的增长率很高，估计新一轮的产能释放高峰应该是在三年以后，即2012年前后。

　　“国家一定要注意到当前产能过剩和重复投资这一现象的严重性，”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总裁、长安汽车董事长徐留平通过《瞭望》新闻周刊呼吁，“要加大对企业自主创新的支持；同时，建议把握信贷投放节奏，调整优化信贷结构，按照相关产业政策和有保有控的信贷政策要求，继续加强对‘三农’的信贷支持。”

　　谁在拉调结构后腿

　　本刊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当前，对调结构形成制约的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对调结构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为了保增长，相对弱化了调结构的地位。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为了防止经济下行风险，国家层面出台了系列措施。2008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着力在保增长上下功夫，把扩大内需作为保增长的根本途径，把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作为保增长的主攻方向”，并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2009年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张汉亚认为，由于保增长是第一位的，因此，很多地方自觉不自觉地把调结构摆在了后面。辽宁省财政厅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张兵男认为，正是基于这种绩效衡量方面的突出问题，地方政府的政绩思维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浪费。

　　没有把握好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关系。

　　张兵男指出，当前，一些地方从局部利益出发，上马了一些高污染的项目，还出现了以获取更多国家投资支持的“跑部钱进”行为，由此造成区域经济发展同质化、中央总体布局被忽略的现象。“地方政府和企业都不愿意作出牺牲，”“中央想让地方生产节能环保的产品，但是地方并不想‘埋单’。如果让企业停下来整顿，增加节能环保设施，不仅要花钱，而且还可能要停产，所以地方政府和企业都不太愿意。”

　　结构调整本身的复杂性和困难性。

　　首先，在调结构的主体上，当前我国仍以政府主导为主，但是，政府主导的调控和市场本身往往存在一定的距离。“调结构的条件是，其一，生产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其二，生产要素本身和要素结合的办法得符合实际情况。”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黄卫平向《瞭望》新闻周刊分析，从需求的角度来看，需求走到哪儿，结构调整就要跟到哪儿。

　　“拿结婚打比方，过去结婚是缝纫机、手表、自行车‘三大件’，那个时期我们结构往这方面调；后来变成了‘36条腿’，我们的结构又跟着调；再后来又变成一色儿的家用电器，为了满足需求我们又朝这方面调。”黄卫平认为，从调结构必须适应不断变化的需求来看，当前调结构显得有点“似是而非”。尽管如此，“有些又不能丢，比如循环经济，治理污染，这是法治条件下必须做的事情。”

　　其次，“结构调整全靠投资，而投资则是需要花钱的。尤其是那些存在社会需求的产品，结构调整的难度尤其大。”张汉亚向本刊记者分析，一方面，需要用新技术武装、建立更多的新企业，扩大产能；另一方面，还要用新的技术新的企业填补被淘汰的产品。而在淘汰落后的过程中，政府还要给补贴，有时还要安排失业人员。

　　以淘汰落后产能为例，张汉亚表示，“假设2008年需要28亿吨煤炭，根据经济发展需求，2009年的需求为30亿吨，在现有产能条件下只需新增2亿吨来补充；但是，假如我们‘砍掉’一万多个小煤矿，则可能减少3亿吨煤的生产，此时再加上新增的2亿吨需求，意味着需要增加5亿吨。这就需要靠投资来促进。”

　　另外，压制过剩产能的力度很难把握。王建认为，如果为了压制产能而采取了过度严厉的措施，不排除实体经济中的资金继续流入房地产和股市，从而推动资产价格上涨。

　　不容错过的“时间窗口”

　　“2010年将是调结构非常好的时机。”采访中，张汉亚向《瞭望》新闻周刊表示。一方面，始于2008年年底的4万亿投资计划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将于2010年得到延续；另一方面，根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调结构位列2010年经济工作的六大任务的第二位，显示了中央层面对结构调整的重视程度。基于此，他认为，“2010年将是一个比较好的调结构时机。”

　　他认为，大规模的投资更加有利于结构调整，明年前两个季度经济表现会比较热，届时将是结构调整的好机会。

　　王建也认为，2010年，将比2009更适合结构调整。原因在于，2009年，经济工作的重心主要是保增长；当前保增长的成功，为新的一年积极进行结构调整奠定了基础。

　　不过，王建同时告诉本刊记者，这个最佳时机很有可能只有一年时间。根据他的观察，2008年以来，美国的居民储蓄率虽然有所回升，但是家庭负债率平均还在129%。此外，次贷危机使美国金融市场积累了庞大的“有毒资产”，目前来看，美国政府对这些“有毒资产”的处理办法，一是允许金融机构改变记账方式，实际上是把“有毒资产”掩盖起来；二是向后推，把金融合约的清算期向后推迟两年。因此，“有毒资产”并未“去毒”，新的危机仍可能在2011年爆发。“到了那个时候，经济工作的重点又将是保增长了，否则，调结构将以经济增长的急剧下滑为代价。”

　　“问题是结构怎么调？如果方向选错了，赢得的时间实际上也终究要被浪费掉。”王建告诉《瞭望》新闻周刊。

　　“压缩过剩产能最好的办法，不是由政府出面，而是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王建认为，当前政府采取的办法是对过剩产能领域实施全面紧缩，然而，“在经济进入复苏轨道后，应由市场来进行过剩产能的淘汰过程。”

　　另外，王建还向本刊记者表示，调结构需要有更广阔的视野，如果将结构调整和我国的城市化进程结合起来，可能会是另外一番情景：“如果把城市人口增加一倍的话，还有产能过剩吗？”□(本刊实习生张诗宇对本文亦有贡献)

　　《瞭望》文章：危机倒逼转变

　　文/张立群

　　在新的一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首先要调整优化需求结构。坚持扩大内需的方针，积极扩大消费需求，着力提高投资效益，努力稳定出口，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积极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加大国民收入分配调整力度，增强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众消费能力。进一步做好家电、汽车摩托车下乡工作，继续实施家电和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增加普通商品住房供给，支持居民自住和改善性购房需求。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着力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在稳定政府投资的同时，增强非公有制经济和小企业参与市场竞争、增加就业、发展经济的活力和竞争力，放宽市场准入，保护民间投资合法权益。与城镇化结合，积极培养市场驱动的投资增长，增强投资的内在约束，提高投资效益。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优化出口结构，继续抑制高消耗、高排放产品出口过快增长，鼓励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产品出口，提高出口产品质量、档次和附加值。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积极推进产业结构调整，以内需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为目标，以稳步推进城镇化为依托，以市场调节为基础，促进经济增长由一、二、三次产业协调推动。逐步形成农业为基础、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基础产业和制造业为支撑、服务业全面发展的产业格局。积极促进产业由高消耗向高效率转变，由粗加工向深加工转变，由低端产品向高端产品转变，促进产业做大做强。巩固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加快推进现代农业建设，促进第一产业由薄弱转为稳固；着力振兴装备制造业，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调整原材料工业结构，加强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和保护，加强能源、交通、水利、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第二产业由大变强；坚持市场化、产业化、社会化方向，完善促进服务业发展的政策措施，与城镇化结合全面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促进第三产业更好更快发展。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大力推进节能减排，抑制过剩产能。强化节能减排目标责任制，加强节能减排重点工程建设，坚决管住产能过剩行业新上项目，开展低碳经济试点。

　　要把推进自主创新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中心环节，依靠科技进步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提高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推进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走出一条中国特色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路。要抓紧研究提出培育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总体思路，强化政策支持，加大财政投入，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抓紧落实国家重大科技专项，落实重点产业调整振兴规划，大力推进技术改造，加快传统产业优化升级。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一项宏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综合看，各项任务密切联系、相互包含、相互促进，只有统筹兼顾，全面完成各方面任务，才能够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为经济持续较快健康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国际金融危机对我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了倒逼效果，为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了重要契机，我们应该牢牢把握这一机遇，在继续推动经济平稳回升的同时，全面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及时将我国经济引入更加健康持久高效的发展轨道。□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