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文章：内需亟待动力切换

　　“不是建立在居民收入普遍增长的基础之上的消费，那必然是刺激消费提前的行为，今天的消费高峰必然联系着未来的一个消费低谷”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王仁贵

　　中国经济2009年在外需大幅下降拖累的情况下，GDP增长仍实现了“保八”目标。回过头来看，一年来中央在刺激消费，以扩大国内需求方面出台的各项举措，居功至伟。

　　“但是，任何政策的刺激都只是权宜之计。宏观调控也存在着自身的边际，一味地依靠政策来刺激消费是不可能的，真正的调节棒还应在市场手中。”受访的多位专家指出。由此，我国经济亟待实现从“政策刺激内需增长”向“自主性内需增长”的动力切换。

　　内需增长背后

　　仍是沉重的消费预期

　　内需出现的积极变化，为国际金融危机下的中国经济增添了一抹亮色。但这并不表示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就此得以改善。

　　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以上半年的GDP增速为例指出，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中，“投资贡献6.2%，消费3.8%，出口为负2.9%，GDP同比增长7.1%。”这也就是说，我国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依然不足，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拉动的局面并未改观。

　　对于当前内需的增长，用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经济预测部主任范剑平的话说，目前主要是“政策刺激性内需”。换句话说，当前的内需增长主要依赖于国家政策的埋单。在反危机中实施的政策，一定程度上具有临时性，政策总有退出的时候。另一方面，政策作用都有一个递减效应，当政策刺激的作用逐渐减小时，内需增长会出现何种状态仍旧是个未知数。

　　此外，内需增长靠政策刺激其所产生的效果，是社会原本存有的消费力的提前释放，具有消费能力的人在税收优惠等政策刺激下提前购买了自己所需的物品。但这样的购买力是有限的，用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的话说，“不是建立在居民收入普遍增长的基础之上的消费，那必然是刺激消费提前的行为，今天的消费高峰必然联系着未来的一个消费低谷。”而对于没有消费能力的群体，政策再好对自己也不会产生多大影响。

　　以房贷优惠政策为例，具有购房能力的人寄望政策能够延续，在二套房贷政策将陆续收紧的市场传言中，部分人选择提前买房，追赶着所谓的购房“末班车”。但对于绝大多数居民来说，这与自己没有多大关系。

　　受访专家指出，在缺乏内生动力支撑的情况下，内需增长并不具有持续性。要解决内需增长乏力的问题，归结起来就是要有钱花和敢花钱。目前，普通居民的消费预期过于沉重。无论是生老病死、房屋购置、孩子教育等，都对其他的消费产生了巨大的挤出效应。社保体系尚未完善，教育、住房、医疗等缺乏充分保障，这些都成为老百姓不敢花钱的关键原因。

　　另一阻碍是没钱花。当前，我国的收入分配制度存在着不合理之处，劳动收入较低，工资性收入增长缓慢，与经济发展的水平不相适应，限制了人们购买力的提升。据了解，发达国家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一般在55%以上，在中国则不到42%，并呈逐年下降趋势。与此相关的是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导致社会消费倾向下降。一般来说，高收入居民的消费倾向较低，而低收入居民的消费倾向较高。因此，如果收入分配更加平等，则会提高整个社会的消费倾向。反之，收入分配差距越大，社会的消费倾向就越低。

　　如果把目光从城镇工薪阶层转向农村，九亿多农民的增收也是一个大问题。上述有钱不敢花和没钱花的情况在农村一样存在。如何启动广大农村地区的内需，这面临更多的难题。

　　近年来，国家逐年加大了对“三农”的支持力度，但是农民真正得到的实惠却有限。比如实现农业税免除、提高粮食收购价格等，无一不是惠及亿万百姓的亲民举措，但是这些政策所带来的收入增长大都被化肥、农药等生产要素价格上涨陆续抵消。

　　当前，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加速推进期，一方面，需要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转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就业，这是完成城镇化的历史必然，同时也是切实提高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但是二元户籍制度一定程度上阻碍着城镇化的进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中小城市降低户籍门槛的政策利好，能否转化为农民转变为市民的实际行动，并成为扩内需的重要增长点，值得期待。

　　内需三问

　　本刊记者11月底采访时发现，随着车购税优惠政策进入倒计时，很多消费者担心明年这一利好政策不再实施或缩小范围实施。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消息，初步统计，截至今年8月底，全国共减征车购税114亿元。消费者希望这项政策能够在明年延续，甚至期望能覆盖到2.0升更好。

　　此间，工信部、商务部有关人士分别表示汽车购置税减半等政策效果明显，可考虑延续实施期限和扩大实施范围。财政部、发改委就继续实行车辆购置税优惠政策也达成共识。大多数的汽车企业也不担心购置税优惠政策会取消，更多争议集中于如何让优惠政策保持产业刺激性，如何让以旧换新和汽车下乡政策继续细化调整和规范以达预期效果。

　　至于此项政策2010年会不会取消，随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召开，是与否的争论已尘埃落定。

　　“但是，任何政策的刺激都只是权宜之计。宏观调控也存在着自身的边际，一味地依靠政策来刺激消费是不可能的，真正的调节棒还应在市场手中。”相关专家指出。

　　基于此，围绕着内需增长的问题也就集中在三个方面：

　　内需靠国家埋单可以持续多久？

　　如果2010年刺激内需增长的政策逐渐退出，其靠什么来支撑？

　　如何实现“政策刺激内需增长”向“自主性内需增长”的动力切换？下一步该如何做？□

　　《瞭望》文章：居民消费价格统计的背后

　　文/王学庆

　　从2009年的CPI走势来看，全年CPI会低于0，但这并不意味着物价总水平整体下降，更不能以此就判断出现了通货紧缩。

　　CPI低于0只意味着CPI统计范围内的居民消费价格总体下降，不意味着物价总水平整体下降。在整个物价统计体系中，表示物价总水平的不只是一个指数CPI，CPI的上涨和下降只表示居民消费价格这一种价格水平的上涨和下降。表示其他种类价格总水平变动的，还有其他价格指数。比如，表示全部商品零售价格总水平变动的指数是商品零售价格指数RPI，表示工业品出厂价格总水平变动的是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表示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总水平变化的是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这些价格指数与CPI一样，都只表示某一类价格总水平的变化。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低于0意味着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下降的前提，是居民消费价格统计的范围适当、标准品适当、统计方法适当。如果统计范围不适当、标准品选择有问题、方法不合适，误差会很大，统计结果与现实情况相反也是可能的。

　　一般看法，CPI连续6个月出现负数即为出现通货紧缩。2009年2~10月CPI连续9个月低于0，但显然不是出现了通货紧缩。2009年的CPI低于0是受前期猪肉价格大幅上涨、然后下降的影响所致。而猪肉价格的前期大幅上涨是因生产不足所致，2009年的相对下降是猪肉生产恢复、供给充足所致。完全是一种商品供给变化的影响，与货币问题无关，不能理解为出现通货紧缩。

　　按理说，2009年全年CPI低于0，消费价格总水平降低了，居民生活负担应该是减轻才对，不过很多老百姓感觉却不是这样，是不是CPI统计不准？

　　首先得说，CPI最终统计与很多人的感受有一些不一样是正常的。CPI是一个整体数字，是一个平均数字，而每一个人消费购买的东西不同，感受自然不一样。其次，CPI数字是用调查的方法统计的，我国这么大，情况复杂，CPI数字不可能完全准确。CPI数字只要大致正确，基本能反映事实，基本能反映居民消费价格的变化就可以了。

　　但是，统计数字与具体感受的差距也不能太大。如果太大，统计数字恐怕就有失真的危险。CPI统计的目的就是反映居民消费价格的真实变动情况，如果不反映，CPI统计出的数字就不仅没用，而且可能有害了。众所周知，CPI是我国进行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信号，如果信号失真，就会产生误导。

　　从目前我国的CPI统计看，主要存在三方面的问题。一是统计调查户数太少，全国大概是调查13万户左右，2007年全国总户数是37339万，大约是3000户中1户被调查。二是教育与医疗统计的标准品、计算方法有问题。这一点，国家统计局网站发表的署名文章也承认在“就医、上学和求职方面支付的礼金、择校费、赞助费等，造成消费统计有所缺失。”第三，是一些老百姓生活中要花的钱、没有纳入CPI统计。生活上“衣食住行”开支哪一项都不能少，同样需要花钱，但在现在的CPI统计中，购买住房一项是不在CPI统计之中的。当然，国际上通常是将购买住房放在投资而不是消费里的。在我国，很多购买住房的人也确实是为了投资，但这些投资，要么是为了出租、要么是为了将来转卖，最终还是要有人住有人消费的。在我国，人们对住房的习惯有自己的特点，很多人觉得住自己的房子才踏实。如果把购买住房支出放在CPI统计中，那2009年的CPI就不会是负数，而是正数。

　　大致估算，2009年居民消费支出总额大约12万亿，按照中国房地产研究会副会长顾云昌说的保守估计，2009年全国一手和二手房销售总额可能达到5.7万亿到6万亿元。不考虑地段位置差别，2009年1～11月每平方米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比2008年上涨24%，如果考虑地段位置因素，相同地段位置商品住宅每平方米上涨要在30%以上。如果将购房列入CPI统计，2009年全国老百姓购买包括住房在内的生活品价格，上涨幅度应在10%左右。很多买了房子的人承受着巨大的债务压力，必须设法限制自己的其他消费，想要买房的人也尽量削减其他开支，攒钱买房。结果是很多老百姓生活上的负担在CPI低于0的背景下，不是小了，而是大了。CPI没反映生活品价格变动对居民生活的真实压力变动的影响。

　　目前，我国进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统计采用的是国外标准，这有利有弊。

　　使用国外的统计方法建立我国的居民消费价格统计体系，在最初时期，积极意义是比较大的。因为我国过去没有一套自己的消费价格统计体系，自己摸索、建立一套，比直接借用困难得多。而且，自己摸索建立一套体系，比起直接借用，在一开始也不一定更完善。所以说，在建立国内价格统计体系初期直接借用国外方法，是简便易行且较为合理的办法。即使现在，大框架、基本方法使用国际方法，也不是问题的根源所在。

　　主要问题是，我们借用了这套方法后，没有逐渐做出符合中国国情的改变。总的来看，目前的CPI统计在大的指标设计、统计方法上是没问题的，但在怎么符合中国国情、民情上问题比较大。也就是说，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结合不够，照顾中国特点不够。

　　CPI统计结果失真问题早就有诸多学者提出疑问，但相关部门总是以统计方法符合国际惯例、与国际接轨回答。这中间存在一个根本性问题，那就是中国的居民消费价格CPI统计的目的，到底是为了反映各种消费品价格变动对居民生活的真实影响，还是为了与国际接轨？从上述争论看，有的意见显然是将与国际接轨看得比反映中国现实更重要。从实际需要来看，CPI统计失真带来的后果非常严重，最严重的问题不是与老百姓直接感受存在差距，而是使相关政策制定建立在失实甚至错误的信号基础上。

　　要真实反映我国的物价变化，目前的价格指数体系需要作出相应的调整。

　　从目前看，要真实反映我国物价变化，物价指数体系主要需要的不是作出根本性的调整，而是加以补充、完善。目前的价格指数体系整体上说是合适的，适应各种需要，都有针对性的价格统计。比如，针对居民消费价格变动，有CPI；针对生产企业，有原材料、燃料、动力价格指数。总的来说，指数体系总体上是比较合适的，不需要作大的调整。

　　需要做的改革是对目前的价格统计进行完善、补充。以消费价格指数CPI为例，主要应做两方面的工作。其一，是使统计更贴近中国国情，改进统计方法，使统计结果准确，能切实反映居民消费价格的真实变化。改进的办法，一是适当扩大统计调查范围，适当增加调查户；二是选择合适的统计标准品，重点是改善教育、医疗价格统计；三是将住房纳入居民消费统计，住房是重要的生活费用支出。其二，是建立针对专门人群的消费价格指数，比如中低收入人群消费价格指数、贫困人群消费价格指数等。□(作者为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价格监管研究室主任)

　　《瞭望》文章：城市化为“扩内需”续力

　　文/王建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为了应对危机可能产生的经济骤冷情况，我国政府采取了大量有力的刺激措施，从短期效果来说可谓成效显著。但是从政策的有效期来看，当前的刺激政策大都是暂时性的。

　　在经济突然变冷的时候，政府所采取的逆增长的操作肯定是对的，但是如果说方向已经开始转变了，那政府就不应该再进行过度的干预。另一方面，政府的干预也不应该深入到结构，这些是市场的事，政府实际上掌握总量就可以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现在的结构性措施还是比较多，有形之手干预了很多的具体结构上的事情，特别是有的地方政府搞了一轮“国进民退”，这是个很大的问题。这虽然说不是中央政府的意愿，但地方政府的这种普遍行为对民营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响。在政策刺激内需的过程中，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场无形之手需要有机结合。

　　从刺激内需的总体效果上看，今年的投资大幅增长，但是消费增长有限，目前消费增长达到15%左右，与以往相比也只是增加了3个百分点，随后可能是消费率下降。新一轮投资的开展意味着未来将产生新一轮的产能过剩。

　　当前，我们一方面在压过剩产能，也就是压供给，另一方面是刺激消费，就是把需求这一头拉上来。在目前供给和需求失衡的情况下，我们希望通过压产能让供给增长慢一点，刺激消费让需求增长快一点，经济失衡的状况一定程度能够纠正过来。但是我国产能过剩的矛盾根源在于分配不均。2005年，国内11个行业产能过剩，现在已经增加到了17个，而且还会有更多的过剩行业出现。对于过剩的产能，怎么压也压不住，因为在分配当中储蓄大、消费少，这自然就放大投资和政策的能力，所以如果要绕过分配环节去解决过剩问题是解决不了的。

　　要切实扩大内需，从根本上需要解决老百姓有钱不敢花和无钱可花的问题。要实现内需增长由政策刺激转向自主性增长，政府的长期措施就应着眼于解决分配矛盾。

　　解决分配矛盾有两条渠道可行：

　　一是通过收入分配调整，比如说向富人多征税，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等，以此来解决收入差距问题。但是如果现在调整分配关系，会让那些本来就担心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的投资者干脆不投资就跑了。此外，现在很多集团之间利益错综复杂，要想把这些利益关系理顺并不容易，所以当下走通过收入分配缩小收入差距的道路很难，不能很快见效，未来需要进一步加大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在初次分配中调整投资和消费的比例，既保证生产所需的投资增长，也顾及生产者的积极性。

　　二是通过城市化来解决城乡收入差距，这才符合中国经济增长的逻辑。这也是解决分配矛盾的主要途径。在推进城市化方面，我们还有很多的事情需要去做。中国现在经济发展中面临的矛盾、困难、问题数不清，但是全部的事情都有一个轻重缓急，现在内需增长缺乏持久动力的原因就在于城市化建设滞后。

　　一方面，中国的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而这个差距主要体现为城乡收入差距，差距相差最大的时候达到70%，现在城市人均收入是农村人均收入的3.3倍。在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大概是1:1.7，我们是1:3.3，这个差距比别国大得多。中国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居民之间，包括城里的居民和居民之间以及农村的居民和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另一方面就是城乡之间的差距。这两方面的差距共同构成了目前收入差距的现状。在两方面差距中，城乡是大头，占到整个差距的60%，从这一点上来说，要解决收入分配差距，需要从解决城乡差距入手。

　　另一方面，我们现在面对产能过剩的难题，但这个过剩是相对的。比如人们常说的钢铁过剩，我们现在人均才500公斤钢铁，而完成工业化需要人均一吨钢铁。之所以我们到了500公斤就过剩了，主要原因还在于工业化太超前，而城市化太滞后，存在着大量的低收入人口。

　　中国现在的人均收入水平已经达到了3000美元，经济总产出去年人均是3300美元，这也是一个工业化程度的标志了。但是工业化生产的东西主要是给城市人用的，农村的自然经济其不要工业化也一样生活得很好。工业化所生产的东西都是提供给城市人消费，城市化的滞后严重抑制了消费的级别。

　　目前在我国有九亿多农民，九亿农民去年家庭人均纯收入是最高691美元，还不到700美元，这样的生产能力怎么能保障每个人都达到3300美元的生活水平呢？农村总体人口的消费水平不到700美元，这样就形成一个非常巨大的供给过剩。

　　虽然现在城市里有一亿多农民工，但是他们的消费和生活方式都不是城市化的，他们是在城市过着非常简单的生活，然后把打工挣来的钱寄回农村。这一群体也没法真正融入到城市消费中来。所以说现在最迫切需要推进的工作就是要推进城市化。□(作者为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