琐屑的争端

　　因为格局狭小，李各庄的9家拒绝拆迁的“钉子户”虽对补偿的预期也不尽相同，但是所求都不算高，争取的最多也就是几万元的利益。他们对北京别的区县那种拆迁补几百万元的故事闻所未闻，也就是和邻村比比，据说最成功的唐庄，一家坚决拒绝拆迁，在房顶上战斗了数月，最终得了80万元的补偿。

　　规划中的居民楼最南面的是田德兴一家三口，他们和老父亲同住在补偿最低的石头墙房子里，5间房，半亩多大的院子。这栋房子建于1987年，与村支书张玉良的房子时间相差两年，房屋构造和格局基本相同。“我不跟别人比，我只跟张玉良比。张玉良家按照33万元做的价，我们也得要这么多。”

　　这个要求遇到的阻力并不大，可是同张玉良家差异的地方在于田德兴家的老房子四周有一圈滴水，大约各要向外扩50厘米。村里的拆迁工作组没有把四周滴水的面积计算在补偿范围内，田德兴不满意，他拒绝搬迁，准备和张玉良谈判。

　　同样是石头墙类型的田德然家情况又不同。他们两口子和儿子一家同住，老两口的年龄都超过了70岁的上限，小孙女不够18岁的下限，三代人一共只能分到一套90平方米的房子，跟现在320平方米的老宅子相比会拥挤很多。

　　田德然眼里看到的是前面相同的院子：那户人家因为有3个儿子，一共可以分到4套房子。并且因为在几年前翻修成了新房，每平方米的作价在1200块钱，高出了田家1000块。田德然由此心理不平衡。除此之外，320平方米的房子作价后只值15万块钱，除去用于抵消按照1000块钱一平方米的价格卖给他们的那套90平方米的房子外，只剩下6万块钱，这些要发到农民自己手里的现金村委会还要截流，一大家子搬出老宅子最后只能拿到3万块钱，田德然觉得这样的补偿制度不够公平。他认为既然是要占村民们的土地那就应该一视同仁地按照征地面积来分配房子和补偿款。

　　从田德然家出来不远处就是唐忠义家的砖瓦房，方正的房屋围着中间的大院子，看起来高大、宽敞。唐家的宅基地相当于前面两家的总数，有0.828亩，光是房屋面积就有310平方米。这栋新一些的房子按照村里的最高赔偿等级作价，一共可以得到补偿款约50万元。

　　唐忠义对这个数目基本满意，全家人喜气洋洋地把家里的物品打包装箱，期待着搬新房。可是在补偿房屋的问题上，唐家和村委会分歧很大。唐忠义的要求是一套120平方米和两套90平方米的楼房，加起来300平方米——“我家有310平方米嘛，等于我还少了10平方米。”补偿的50万元除了买房，剩下的装修也够了。

　　可是村委会对这个让步并不领情，他们按照统一制定的规则只给老两口一套房子和儿子一套房。“老祖宗给留下的宅基地就这么大，怎么到我们这儿就变小了。”令唐忠义不服气的还有补偿房屋过程中的暗箱操作，“非农业户口的和考大学考出去20多年的，有的也分到了房”。

　　比唐忠义的房子还要崭新的，是9户中最北面的张玉山家，在北京开出租车的张玉山2005年才刚刚翻修这幢房子，有200多平方米，前后3个院，装修也很不错。按照村里标准，房子可以得到34万元赔偿，张玉山的儿子过了18岁，一家人可以购买两套房。

　　不过在计算方式上，双方无法协调：门口一条过道，其实当初是院子的一部分，只是重新改造的时候给划成过道的，张玉山手里还有这块地的土地证，但是计算面积的时候却没有算进去。因为计算方式的不同争端还有几例，王再英家就是如此。张玉山说：“护坡是老人修的，留下来已经30年左右，可是村里这次硬是不算。”

　　另外，村里的规定是主动搬迁一个院奖励1万元，张玉山家一共有两个院子，他们认为村里应该奖励2万块钱，可是村里并不答应。

　　村里把拆迁提上议事日程后，每20家一组进行了谈判，一轮下来这9户坚决不同意的村民就和村委会产生了矛盾。村委会分别停发了田德然和唐忠义家属们每月100元的养老金，还把在大队当保安的唐忠义辞退回家。

　　而田德兴和王晓辉都曾经到大队上去找过张玉良，他们都觉得自己的要求都不算高，而且谁也不想跟村干部关系太僵。但是每次都是一点儿商量的余地都没有，这让村民们很恼火。

　　一个村庄的拆迁利益链

　　就在拆迁的这几年里，整个村庄的经济结构也发生了转变，最突出的，是出现了专门靠拆房子赚钱的村拆迁队，董金武就是负责人。村里人都说他是靠和村委会的王守财关系好才混到这个活的，“邻村的包干队想来拆房，没门”。

　　董金武被判刑两年，缓刑在家，他向本刊记者解释自己并不是靠和谁的关系，而是因为早年在北京拆房，有经验，才组织了这么个队伍。“确定拆迁的人家我去拜访，出1万元或者8000元左右买他们的旧房子，然后叫民工来拆，暖气、铝合金门窗、墙砖、木头都能卖不少钱。有时候一根好的松木能卖上万元。”

　　他的民工队伍都是从附近招来的，2003年之后，大部分河南人就集中居住在附近的村庄，按打死王再英那天晚上开车的司机胡见宾对本刊记者的说法，最早是拆密云城里的房，云光商场附近科技馆的时候兴起了这个活。他是最早来的那批：“砸钢筋、水泥，然后把拆下来能卖的东西拿去卖钱。”因为没有本钱，所以河南老乡越来越多。负责包活的人有十几个，而打工的多到了五六百人，密云县城附近各村的拆房工作都由他们包了，“最早工钱是每天30元，现在慢慢升到了80元”。

　　也因为如此，那天晚上去拆王再英家开出了500元高价的时候，胡见宾觉得不太对，于是主动回避了那活，只是负责开车了事，“只拿了50元”。

　　这群河南民工的生活并不富裕，因为拆迁的活不是每天都有，所以，他们对董金武这种村庄的发包人很尊敬，高进忠是凭借他的“老实”最终争取了到董金武的信任，董金武去他家看过：“一个木板上面铺个褥子就当床了。每次他骑个破车过来，不爱打斗，拆完房子就在路边摊上吃碗面什么的。他老婆拆房的时候也来，负责砍砖，就是把砖头修理出来，一块砖5分钱，多的时候一天能挣上70元。”

　　高进忠在王再英案件中之所以被判处无期徒刑，除了他是河南人的小包工头之外，还因为他在那天晚上动手前说过一句话：“到那以后，把那看的人打跑。”

　　董金武告诉本刊记者：“尽管有时候活不多，可是村里那么多房子放那里了，最终不都得拆啊？我们村的改造规划都被县里批准了，我就不信那些人家最后还是不拆。”

　　很明显，董金武的上家就是村委会，因为村委会就是开发商，也是拆迁任务的发包商。不过在拆到最难拆的9户的时候，一开始不是找的董金武，张玉良将矛盾上交，由镇政府委托镇属潭州房地产拆迁公司来进行拆迁。在资金紧张的情况下，张玉良付出每家3万元的拆迁价格，总共27万元，誓要把自己的小产权房计划进行下去。

　　剧烈的反抗和一个弱者的死亡

　　那段拆迁的日子，被村民们形容为“鬼子进村”的日子。先是给拒绝拆迁的人家断水断电，然后是砸玻璃和屋顶，也有放火烧房子旁堆的柴火的。

　　2008年3月初，张玉良带着十几个村干部们对这9户人家进行了最后的走访，通知大家如果再不搬迁，村里就把他们移交给镇上的潭州公司负责。

　　“上午说完，下午潭州公司的郭生全就来了，态度挺好的，还说如果大队给的补偿合适，我们可以按照大队的走；如果他们请来的评估公司合适，就按照评估公司走。”王晓辉向本刊记者回忆。可是这9户村民并没有等来所谓的评估公司，潭州公司介入几天后村里来了一批不速之客。“都是20岁左右的小伙子，穿着一身黑、戴着墨镜，胳膊上还画着龙呀虎呀的，有时候手里拿着棒子，在村里来回转悠。”王晓辉告诉本刊记者。

　　第一家遭袭击的，是找过张玉良30多次的田德兴家。“天天有20多个小伙子在我家周围转悠，晚上就有人往家里扔砖头和装着石灰的玻璃瓶子，我早上开车送孩子上学，后面就有两辆没牌照的车一直跟着我，怎么甩都甩不掉。我怕伤了孩子，只好开进了派出所，那两辆车追到派出所门口才走。”

　　更让他害怕的是，其中一个人告诉他说：“唐庄打断腿的那事就是我干的，只判了94天，你看着拆不拆吧。”田德兴说他于是把9户人家召集起来商量对策，“砸完我家下一步就是你们了”。他们想向别的村学习，组织一个护卫队来和拆迁公司的人对着干，可是9户人家的位置非常分散，想组织一个队伍来集中力量保卫很不现实，商讨了3次的结果只能是各家保各家的平安。

　　田德兴的预言很快就得到了验证。5月份，田德然家准备过冬的柴火在半夜被人点燃了，早上起来一看全部被烧成了灰。几天后的夜里，“就听见房顶呼隆呼隆地响，那时候正好四川地震没两天，我以为我们庄也是地震了，跑到门口的时候，房瓦砸到了肩膀上，再一看屋顶被人给砸了”。田德然赶紧报警，可是过了半个多小时警察才赶到，人早就跑光了。

　　唐忠义家里有18块玻璃被砸，那是深夜，扔进来的石头还差点砸到孙女脑袋。从2008年4月份开始，唐家和张玉山家都在房顶上搭了窝棚，即便夜晚还是很冷，他们依旧坚持住在窝棚里轮流睡觉，随手可触的地方存放着成堆的砖头、瓦块、啤酒瓶来防身。“那时候村里已经断水断电了，晚上什么都看不见，不过只要张玉山家的狗一叫，我们就知道有人来了，谁来砸谁。”看到砸玻璃没用，拆迁公司雇来了挖掘机，直接扒唐家的屋顶。“我用砖头把挖掘机的玻璃都砸碎了，可是他们还是在门口堆了碎石让我们出不去，房顶被扒了一个大口子。”唐忠义告诉本刊记者。他的老伴抵抗时很亢奋，隔了几个月还是很亢奋，去医院看病，诊断是焦虑引起的神经官能症。

　　宅院保卫战中，让村民们刮目相看的是张玉山的媳妇王晓辉。王晓辉告诉本刊记者：“我遛狗回来村里的电线就差我家的没掐了，当时我姐的孩子要高考住在我家，没电怎么能行呢，我就牵着狗靠着电线杆子不走，周围有20多个穿黑衣服的围着我，可是他们都怕被狗咬，不敢上前。”

　　“我想这事没完，晚上我就在房顶上藏着，小狗一叫我就知道人来了，借着车灯我看来了十几个人。我就把房顶上的大油桶给掀下去了。”张玉山家一度成了攻不破的堡垒，虽然他的弟弟是村里的副书记，侄子就是村里承包盖新房的张志军，可是这些关系都无法让张玉山让步，拆迁公司做到这个份儿上，村民们的怒火已经被点燃了。

　　2008年4月份的一个周日，潭州公司的项卫华等人又雇来了挖掘机先是在王再英家的墙外堆土，堆得高过王家的墙，这样做就很方便强拆的人顺着土坡走上去往房顶和屋子里扔砖头。然后转过头来又要往张玉山家的墙边堆。王晓辉说她积累了多时的怒气爆发出来：“我把啤酒瓶子敲碎了，手里拿着它，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从房顶上跳下来的，直接奔着挖掘机的司机就去了。你凭什么在我家门口堆土？”

　　王晓辉的行为让村里人刮目相看，眼前的她其实很瘦弱，看不出当时曾经那么暴烈。她不好意思地解释：“实在是逼急了，刚盖好3年的房子要被人毁了，心疼。”

　　也并不是所有人家都需要用这种激烈的手段来保护自己。占据了小产权房要道的王利明家也不同意拆迁，王利明说：“他要是敢砸我家一块玻璃，我不找别人就找你张玉良，不是你死就是我亡。”让王利明说话如此有底气是因为常住家里的女婿是武警部队驻密云的一个小领导，后来还升到雪豹突击队了。也许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村委会甚至都没上门谈过拆迁方案。

　　在几户村民的顽强抵抗下，潭州公司真正推倒的只有最弱的王再英家，“拆一家只给3万块钱，潭州公司看见村民拼命的架势也开始退却，他们觉得没必要这么卖命”，于是开始停顿不前。

　　董金武说他这是第一次从上家手里拿到钱，以往都是被拆迁的人家给他钱：“那次是我从村委员会手里拿了几千块。”

　　张玉山被知道内情的村民提醒：“加点小心吧，换人了。”他也及时地告诉了王再英，可是，王再英还是不肯离开自己的土地，每天在那堆木头旁睡觉，以表示自己的所有权。

　　他就被打死在自己家宅基地上，那块地如今归谁所有，刚满18岁的王彪茫然不知，他只知道一定要继续起诉：“把村委会那帮人全告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