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堡”纠纷与“职业钉子户”的诞生

　　陆大任说，这个“单子”完成后，他不会再接这种活了，“如果环境改变，那社会不再有钉子户，我们也不会有市场”，“谁也不希望这个职业成为行情吧？如果真的如此，国家得多丢脸呢？”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说，“谁也不愿意靠当钉子户出名吧？”

　　主笔◎李菁   摄影◎蔡小川

　　不平安的平安夜

　　2009年12月24日，北京被严寒笼罩。朝阳区安定路5-25号门口，虽然还挂着“鱼堡餐厅”的招牌，但这个平安夜显然不属于秦荣。在远处依稀传来热闹的圣诞歌曲中，秦荣对本刊记者感慨地想起一年前的这一天：“那一天餐厅的生意特别好，因为我们打的就是小资旗号，所以吸引了不少年轻情侣们来就餐，甚至还有不少人排队等位。没想到一年后，我们这个地方却保不住了。”

　　被称为“职业钉子户”的陆大任尽职地守在餐馆附近，在白纸上写的自创口号：“严防死守、和谐共处。”门口上贴着一张白纸，写“停水停电已20天”。就在前一天，房屋的出租方东方凯晟公司派人上门收房，秦荣和男友报了警。这已是他们3天内的第5次冲突。警察们照样尽职地开着警车过来，把事件平息下来，但对这个略显复杂的纠纷也无能为力。

　　原有的十几家商户已陆续搬走，只剩下3家做餐饮的还坚守在此。秦荣的“鱼堡餐厅”显然像一个临时指挥部，他们不时互相走动传递信息。尽管小饭馆外警灯闪烁，但秦荣他们显然还是没有安全感，马路上有辆白车驶过，速度稍慢些，和前面的拉开了点距离，他们马上警觉地抬头注视着：“就是他们的车！”——“他们”，是出租方东方凯晟公司，秦荣他们全力以赴的，就是提防着“东方凯晟”派人来收房。有一辆依维柯车驶来，车上坐满了人，屋里的人立即坐直，齐刷刷向外看。不过车并没有停下来，径直向身后的工地开过去，众人紧绷的身体又慢慢松弛下来

　　17点，几位警察开着警车走了，气氛似乎又紧张起来。隔壁的“战友”“米粉家”的过来耳语一番，原来他又通过私人关系找到一位警察，对方答应可以过来帮助巡视一下。

　　天气预报上说，晚上会刮五六级大风，最低温是零下14摄氏度，为10年来最低温。“现在才知道，当钉子户还真不容易！”钟博新和女友秦荣都穿上最厚的过冬衣服，感慨地说。

　　岁末寒冬里，鱼堡餐厅和邻近几家商户孤零零守在那儿，在身后那块被拍卖出48亿元的空荡荡的土地衬托下，已无任何烟火气的小餐厅更显出几分惨淡。

　　如果不是因为“史上最牛招聘”的噱头而吸引注意力，秦荣的“鱼堡餐厅”所遇到的纠纷，也会成为无数纠纷最普通也最不被关注的一桩。无论拆迁纠纷还是合同纠纷，或是拆迁引起的合同纠纷，公众关注的，显然不是这些法律层面上的讨论和交锋，而是在这起纠纷中所诞生出来的“职业钉子户”。这也使得2009年诸多沸沸扬扬的拆迁事件中又多了一个技术手段的新“案例”。

　　创业

　　故事要从两个年轻人的创业梦开始讲起。钟博新出生于1979年，女友秦荣比他小两岁，在北京某大学读书期间，同样来自新疆的两人相遇并走到一起。

　　像很多在北京的年轻人一样，大学毕业后，经过几年奋斗，两人有了稳定的工作，2004年还贷款在西二环的手帕口桥买了一套二居室的房子。两个人的收入除了还贷款外还略有剩余，“基本也能过上满意的生活”，但他们并不满足。

　　“我们俩都属于‘北漂’，总觉得我们不像父母那样终生有保障。工作几年后，手头上略有点小积蓄，就想着自己投资做点小生意，趁年轻时拼一把。”小钟说。

　　到了2008年，两人攒了20多万元，过了春节，创业计划开始正式启动。两人最初的想法是开咖啡馆或酒吧，为此频频跑到后海和南锣鼓巷一带考察，但因为那一带房租较高，加上其他原因，迟迟未定下来，直到6月份的某一天，他们看到安定路这个地点的招租广告。

　　“我记得招租广告是写‘鸟巢餐饮一条街’的概念，我们俩就去看了，那天是沿着鸟巢一直走过来的。”秦荣回忆，虽然这里还是毛坯房，但确实离鸟巢近，又靠近地铁，15万元一年的租金也在可承受范围内，几经权衡，两人都觉得这个地点投资比较理想，当时挺兴奋的。

　　出面招商的，是后来被称为“二房东”的东方凯晟商贸公司。当时负责与秦荣打交道的东方凯晟员工王星宇告诉本刊记者，东方凯晟也是因为看好奥运商机才从“大房东”——新奥集团那里租下这几家门脸房。招租广告登出后，当时感兴趣的商户不少，其中就包括最终谈下来的秦荣。

　　2008年7月，秦荣与东方凯晟签订了为期3年的租约，租金为每3个月一付。

　　两个年轻人很快开始了将梦想付诸实际的努力。因为两人都爱吃鱼，他们决定以鱼为餐厅的特色，起了名字“鱼堡”，因为将目标消费群体锁定为白领，秦荣的确为餐厅花了不少心思。小钟说，完美主义者的秦荣事事亲力亲为，从装修到装饰，每一样东西都是她自己精心挑选的，“就把它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

　　不久，鱼堡餐厅正式开业。他们的想法很明确：趁着北京奥运的热潮赚点钱。但两人很快发现，“把开餐厅的事情想得太简单”。“我们原来以为投资二三十万元，把装修弄好、雇好人之后就万事大吉，等真正运营起来才发现，经营一个餐厅，前期投入特别大。”

　　“因为原来的亚运村汽车市场已被拆迁，剩下的是一片巨大的空地，没有居民生活区作支撑，只有靠打广告才能吸引来消费者。”他们在电视和网络上投了四五家广告，“不停地往里投钱”，秦荣说，平均下来，一个月投入两万多元，压力越来越大。加之小钟在北大附近上班，秦荣的工作地点在国贸，又要管餐厅，为缓解压力，两人一商量，以50万元的价格卖掉了原来住的房子，转而在餐厅所在的安立路东侧租了一套房子。

　　几个月后，餐厅渐渐有了起色，回头客越来越多。2009年5月，他们发现，“终于不用再往里投钱了”，账面第一次实现了持平。此后几个月越来越好，到了8月，净利已达8000块钱。可就在这时，他们却听到了这片房子要拆迁的“噩耗”。

　　风波

　　其实，秦荣所租用的房子的真正产权方，也是被媒体称为“大房东”的，是北京新奥集团。

　　12月25日，新奥集团副总经理刘志宇接受了本刊记者的采访。他介绍说，2002年，北京市政府从北京市各局抽调一些人员，成立了“奥运场馆土地一级开发指挥部”，负责奥运场馆土地开发的相关业务。“但是这个机构的形成与国际惯例不符”，为此，2005年，原有的指挥部翻牌成立了“新奥集团”。目前，新奥集团的业务以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的土地一级开发以及奥林匹克公园南区土地一级开发建设为主。

　　刘志宇告诉本刊记者，纠纷发生地点属于“奥林匹克公园南区”，也是原亚运村汽车交易市场所在地。这一块地的拆迁工作是从2003年开始的，当时涉及3000户居民，刘志宇说，“拆迁过程并没有出现什么阻力”，一是大部分居民认识到开奥运会是大局；另外，大部分居民也得到很好的安置：两居室一般可以获得七八十万元的补偿，可以每平方米2600元的价格在天通苑购房，所以整体进行得很顺利。

　　到了2007年底，奥林匹克南区的土地一级开发全部结束，所有居民全部搬走。但是靠马路边上的这幢三层小楼并没有被拆除。“这几幢房子盖得时间并不长，另外，它们毕竟也是社会财富，考虑到奥运期间可能会有施工工程人员需要一个暂时的住所，与其把它们拆了再盖一些简易房，还不如先保留下来。”刘志宇解释说。于是最终楼上被改成新奥物业的办公室，楼下的门脸房整租给了东方凯晟，再由东方凯晟分割租给招来的商户。刘志宇说，他们也没想到后来惹了麻烦。

　　风波是从拆迁的传闻开始的。

　　据秦荣回忆，2009年8月，新奥集团的一位工作人员到餐厅吃饭时说：“你们这儿要拆了。”消息太突然，迟疑之下，她没有交8月份的房租，转而找到东方凯晟的总经理周某，对方回答是：“你就踏踏实实把心放在肚子里，我至少保证你3年！”觉得吃了定心丸的秦荣，马上补交了8月份的房租。秦荣说，为了让她放心，东方凯晟方面还让她由原来的季付，改成先交一个月的租金，“等风声过去，再正常交”，8月18日，她补交了2万元房租。

　　可是拆迁的传言并没有就此消失。开始留意此事的秦荣又在网上查到了新奥集团的招标公告，公告上说，新奥集团要拆除旧办公楼，在奥林匹克南区建新的临时办公楼。几家商户不放心，9月，他们找到只有百米之远的新奥集团办公室。

　　据秦荣说，当时新奥集团一位姓郭的负责人接待了他们。当时这位郭姓负责人的回答是：这个地方是保不了3年的，房子本来是9月份要拆的，最迟也到10月份。新奥集团的态度是，房子是新奥物业租出去的，而他们是独立法人，所以赔偿问题跟新奥无关，由他们出面组织商户与东方凯晟商讨赔偿问题。秦荣说，东方凯晟提出了3.5万元的赔偿金额，这是她断断不能接受的。于是自9月份之后，她拒绝再交房屋租金。

　　此举无疑让东方凯晟很恼怒。2009年9月，东方凯晟先向朝阳法院提起诉讼，诉讼理由是因为秦荣拖欠房租，要求解除房屋租赁合同。东方凯晟的王星宇说，2008年，他们与新奥集团签了3年合同，所以他们才敢与商户也签3年。现在，他们一面要如期向新奥交租金，另一面，却从秦荣这些商户收不来钱，这也让他们遭受很大损失。王星宇说：“东方凯晟至今也没有接到拆迁的正式通知。”问题似乎就僵在那儿了，“我们告诉她(秦荣)房子不拆迁，她要我们拿出不拆迁的证据，我们也的确拿不出来。我们要她拿出拆迁的证据，她也拿不出来”。

　　于是问题又被抛到新奥集团那里：这些房子究竟是否要拆迁？刘志宇的回答是：“在签租赁合同的时候，没人知道这个房子何时要拆，包括我本人。我现在也可以说，这房子可以留用，为什么一定要拆？”刘志宇又说：“退一万步讲，即便我真的要拆迁，我也是拆我自己的房子，跟你有什么关系呢？”按刘志宇的理解，秦荣与东方凯晟之间并不是拆迁纠纷，而是合同纠纷。“秦荣应该严格按照合同约定交租金，合同上没有说‘发现有拆迁迹象就不交’吧，拒交房租就是单方面取消合同，凯晟就有权收房。如果秦荣仍然准时按约缴纳租金，东方凯晟真的收房，是他们违约，要按合同约定赔偿。”

　　这个说法显然是秦荣不能接受的。她说，新奥集团的本意其实就是想拆迁，不过在惹来麻烦后才改口说“不拆”，否则不会将这条街的其他商户也陆陆续续赶走。因为这几家有的是商贸公司，租门脸是展示用的，有的是刚租的房，不像他们属于长线投资，损失不大，所以才没有计较。而刘志宇则说，因为商户成分比较复杂，管理难度和成本都比较大，所以他们才向东方凯晟提出收回几家商铺的要求。

　　餐厅在争执中又运作了一段时间，11月底，东方凯晟将水给停了，几天后，电也被掐了。“鱼堡”不得不停业。

　　职业钉子户

　　“我上网后才发现，关于这一类的纠纷挺多的，比我们惨的有的是，包括我们咨询律师时，他也是这样说。但事情没轮到自己，也不会有特别的感受。我们是2009年3月卖的房，出手后房价就噌噌地往上涨，当然这也怨不了别人，但我们做餐馆，就是做好了一年赔二年平三年赚的准备，就指着第三年。谁知道中途遇到这种事，所以想起来就觉得冤得慌。”小钟说。

　　在网上发“招聘钉子户”的广告是秦荣的主意。秦荣说，因为他们两人都要上班，平时没时间守在这里，所以她才有了这个想法，当然她也不排除吸引外界关注此事的动机。在这个标题为《绝对史上最牛招聘》的帖上，秦荣为她要招聘的拆迁钉子户开出如下条件：底薪1000元/月，另有2%提成，包吃包住。任职要求：1.最好有相关拆迁经验，知道如何跟恶势力抗衡和周旋；2.大专以上学历；3.责任感强，坚韧，勇敢，身体健壮；4.能吃苦，在面临停水停电黑社会势力时不屈不挠。

　　秦荣说，帖子发出去后，有十几个人打电话来应聘，她选择了3人进行面试，最终选择了有拆迁经验的陆大任。而被称为“职业钉子户”的陆大任的出现，让这个事件陡增了几分戏剧性。

　　46岁的陆大任是山西太原人。他说自己刚到北京找一位朋友，住在朋友家里，晚上的电视新闻里讲到了最近的拆迁纠纷，因为自己“和拆迁有关系”，他格外关注。在那档节目里，在介绍完成都自焚的唐福珍事件之后，也讲了秦荣的纠纷和她招聘钉子户的事情。“出于职业敏感”，他让朋友上网查了一下相关新闻，决定应聘。

　　出现在媒体前的陆大任总是用一个淡蓝色口罩遮住鼻子，他解释说主要是因为室内温度太低使他的过敏性鼻炎一再发作，另一个考虑，也是因为“父母还在”不想过多曝光自己。不仔细看，很难发现他花白头发后梳着一个小发髻，似乎宣告着他不是这个年龄该有的“循规蹈矩”。

　　显然见过一些世面的陆大任在媒体面前并不紧张。据他自己介绍，他最早是山西一事业单位的“小官”，“每天的工作就是喝茶看报纸混日子”。不久，因为一位亲戚从香港来山西投资房地产，他去帮助处理些杂事，自认为“手脚灵活、长眼色”的陆大任很快获得老板信任，先从建材原料方面做起，慢慢开始进入到拆迁领域。

　　有媒体形容陆大任为“前拆迁队长”，陆大任告诉本刊记者，其实他的工作自始至终也没有一个明确的头衔，自己也就是“拆房子的”。陆大任说，亲戚的房地产公司很有实力，在山西“数一数二”，那时拆迁的规则是开发公司给钱，“现场做评估，过去看一眼，一口价，比如说20万元，你就开始拉人拆吧”。

　　“早期拆迁的也都是土坯房，老百姓也愿意改善，所以基本没遇到什么阻力。”陆大任说，那时的拆迁工作是个肥差——除去机械和人力的几万块钱成本，开发商给的20万元拆迁费会有十几万块的剩余，他们随便造个表，填些数字，“象征性地交给公司几万元，其余全是自己的”。“以前为自己的公司做，后来哪个地方给钱就去哪个城市拆”，回忆起上世纪90年代的拆迁，陆大任的口气里甚至都有些留恋。

　　在陆大任的印象中，到了1998年，随着大规模国家建设项目增多，跟开发商讨价还价的人在增加，拆迁赔偿越来越高，阻力也越来越大。不过那时还没有钉子户一说，比较难对付的     ——他们称为“难缠户”，由街道办事处出面做工作，或者托关系，或者上门说情送个礼，一般也好解决。

　　陆大任说，到了2000年以后拆迁难度更大，“难缠户”已升级为“钉子户”，对付钉子户最直接的是舍得花钱，给足补偿款。明的不行，也来暗的：停水、停电，外围破坏、疲劳战、偷鸡摸狗，或者“找来几百甚至上千的社会闲杂人员”，“我们那叫略施小技”，他突然有些狡黠又不好意思地笑起来，“总的来说还是能解决问题，我没听说后来的自焚、扔燃烧弹这些极端事件”。

　　2003年，陆大任说他在邯郸拆迁时遇到过一次意外事件。几个住户拒绝搬迁，他们最终谈好了30多万元拆迁补偿款。签好字后，他们开始拆除房屋，铲车往前推进的时候，一个人突然冲出来一头撞在铲车上，大家顿时吓得目瞪口呆，赶紧把人送到医院却也没有抢救过来。事后他们推测是这家的男主人不知道补偿款已到位而采取的激烈之举，又赔了几万元平息了事件，“虽然不是我们的责任，但他就死在我面前，对我的触动还是挺大的”。

　　与此同时，拆迁市场也越来越难做。陆大任告诉本刊记者，后来出现了各式各样的拆迁队，拉几个人、租几台机器就可以四处拆，原来的供求关系也发生转变，由拆迁队付给开发商一笔钱才能揽到生意。同时，为了节约成本，拆迁的工作也越来越精细。陆大任说，因为最初拆的都是老房子，“破砖烂瓦也没什么价值，所以都是一次性处理完”，比如螺纹钢，以前，“只有成大件的拉走，小的都扔掉”，现在都得留着。门板、钢筋、预制板……都要进行再处理。“越分越细，也越来越操心”，陆大任戏称，“工还没开，人先算晕了”。这个行业越来越不好做，陆大任也陆陆续续将自己的设备出手，到了2005年，他完全退出了这一行。

　　如同招聘广告中承诺的那样，秦荣为陆大任买了份价值10万元的人身保险。而陆大任否认自己是冲着2%的赔偿提成来的，“那也真不叫个钱”，他说更主要的原因是，“以前我是对立面，了解这个事”。

　　陆大任与秦荣和小钟见面后的第一个问题是：“你们究竟有多大的决心？”这让秦荣感到很意外，“按理说这应该是我们问他的问题”。陆大任解释说，开发商与钉子户之间就是一场心理博弈的过程，“没有相当大的决心是坚持不下来的”。

　　不过当钉子户所要承受的考验，对陆大任自己也是个挑战，他也一再说，“没想到会那么恶劣和糟糕”。房屋被断电断水后有诸多不便，没有取暖来源，室内温度极低，有时他靠喝二锅头取暖。更难熬的是每一个夜晚。“到了晚上，这里完全是一片荒地，连个鬼都找不到”，每天晚上，新奥物业的保安会出来巡逻两次，白天他们是剑拔弩张的“敌我双方”，到了晚上，成了形影相吊的两个朋友。“我可盼着他来呢”，老陆说，保安年龄很小，也显得很孤单，路过这里，会过来和他有一搭没一搭聊几句。

　　秦荣对老陆的评价是很敬业，因为要随时保持“高度警惕”，陆大任几乎放弃整段的睡眠。如今，他对门口这条街上的各种动态已经了如指掌，他会清楚说出清洁车出没的时间“1：30～1：45，从北边往南开过来；2：30～2：45，再从南向北扫对面的马路”；再过一会儿，清洁工出现，陆大任也在核计哪几辆早班公共汽车该出现了，然后新的一天又开始了。他在门口那张写有“已停水停电×天”的白纸上再加上一个数字……

　　陆大任显然也是慢慢适应突如其来的媒体名人的角色。室外，他拿着“钉子户”的小旗在接受香港一家媒体的采访。对方问他为什么不撤离，他回答：“因为我对他们有承诺。”记者连连称赞他这句说得精彩，让他对准镜头再重复一遍。陆大任提高嗓门，又郑重地发挥了一下：“因为我是男人，我对他们有承诺，承诺是山！”

　　除了陆大任这员“武”将外，秦荣还聘了一位“文”将——59岁上海市人徐达，他通过信访方式帮助秦荣。徐达的房子坐落在上海黄浦区，4年前被强拆，至今未拿到补偿款，目前他还正在打这个官司。徐达象征性地索取每个月100元的报酬，而这笔钱将捐给为了对抗“钓鱼”执法、割断手指证明自己清白的孙中界。他说参与此事的目的，就是想让公众更多地关注此事。

　　坚守

　　2009年12月3日的一则地产新闻，让秦荣觉得自己关于拆迁的担心再一次得到确证。这一天，中建国际和北京保利兴两家地产公司以48亿元的价格拍得奥林匹克南区的3块地。秦荣在新闻中看到，这块地将在2010年1月1日交给新的地产商。在她看来，新奥集团与东方凯晟联手赶他们走，也是为了如期交这块地。

　　新奥集团的副总经理刘志宇对本刊记者否定了这种关联：“房子的处理是可以在条款中单独约定的。因为开发周期比较长，买地的人也可以留下房子做临时用处，房子的结果跟地的结果没有关系。”但他也承认，在对外出租房子之初，“我们跟物业说得很清楚，集团早晚要收回”。

　　12月21日，东方凯晟商贸公司与秦荣的官司在朝阳法院安贞法庭开庭。秦荣说，在2008年6月与东方凯晟公司签了3年合同时，东方凯晟和新奥集团都知道2009年此商铺拆迁，所以，东方凯晟公司与他们签3年合同属欺诈。她当庭对东方凯晟公司提出反诉，要求其提供房屋不被拆迁的担保，并继续履行3年合同。

　　秦荣告诉本刊记者，东方凯晟公司的律师曾表示愿出10万元和解，条件是秦荣必须立即搬离腾空饭馆，但遭秦荣拒绝。对方的律师又提出，如果愿意腾房，他们可以对装修进行评估，然后按平方米数进行赔偿，“至少还是一个谈的态度”，秦荣感到有一点安慰。

　　没想到，就在开庭中午，双方却发生了第一次直接冲突。中午12时许，数名保安从屋外锁住“鱼堡”。东方凯晟公司工作人员表示，因为秦荣拖欠租金，他们按合同与欠租商户解除合同合法，采取封门措施亦合法。双方一度僵持近4个小时。

　　12月22日，双方再一次发生纠纷。陆大任说，数十“黑衣人”再次光顾，强制封店。“他们见我把门从里面锁上了，就几个人一块儿拉这门，终于把门拉开了，那4扇门被从墙上拉掉。”当时他被五六个壮汉一下子抬出屋外。隔壁米粉店的两名员工身体多处擦伤。陆大任说，一辆红色轿车开过来，米粉店的经理砸了车窗，他则用旗子冲里面捣，红车跑了。

　　对此，东方凯晟也有自己的说法。“我们收房也是为了他们的生命财产安全考虑。冬天越来越冷，他们还找一个钉子户住在里面，万一在里面出什么意外，责任不也是我们的吗？”王星宇说，“不过是我们3个工作人员穿着花花绿绿的工作服，他们打电话报警。”他说，拆迁办的人过来拆门口地砖，“大大方方的”，也被理解为恶意行为。王星宇说，这在他们看来也是难以理解的。“来的都是我们工作人员，哪是什么黑衣人？来个人就是黑衣人，哪有那么多黑衣人！”王星宇反唇相讥。

　　目前，双方的不信任互相激化。东方凯晟的王星宇说：“他们一张口就说我们是‘骗子’，混淆视听，以为我们是房东我们就怎么强势了，而且利用这种非常规手法炒作自己获取社会同情。”在他们看来，激化矛盾的是秦荣等商户。据他说，纠纷发生之初，秦荣写下所有清单，“乱七八糟的都列上”，要价100万元左右，“‘米粉家’张嘴要200万元”，这在他们看来是“无理取闹”，直到开庭前，他们才降低了索赔数字。此种说法自然遭到秦荣的反驳。她说：“他们总对媒体说我们漫天要价，我就是想说，3年合约不是游戏。我要他们履行合同上的3年合约。”

　　至今，谁都无法用拆或不拆来给秦荣的房子做个承诺，或许用“地位模糊”来形容更合适。小钟和秦荣仍坚守在他们的阵地里，有阳光的午后，又没有记者来采访的时候，他们会走到房子外晒太阳取会儿暖。他们说，之前曾经想过投资失败，但没想到会遭遇这一类的纠纷。小钟说，两人最坏的打算是房子扒了，而他们一分钱赔偿也没有。“我们俩也商量了，我们现在必须尽力坚持，环境再艰难我们也要坚持，这是必须的！”他也给自己打气。

　　让秦荣和小钟感到安慰的是， 3个厨师还在跟着他们一起守。所以她到现在还没有放弃创业梦想。她的计划是拿到赔偿后找到一个新地方继续开业。唯一确定的收获是两个人感情更好了。“虽说我们还没有结婚，但也有患难夫妻的感觉。”小钟一边说，一边看了秦荣一眼，秦荣则自始至终是冷静的表情。

　　陆大任说，在一天天的共守中，他与小两口的关系也发生了微妙变化，除了雇佣关系之外，又多了点战友的意味。被“强拔”出来的那一天晚上，顶着微弱的烛光，小钟和秦荣找到陆大任商量，小钟说：“老陆你年龄不小，不行的话你考虑退出吧！”陆大任一口回绝，他说：“我进场的那天起就没想过退出。”气氛显得有些悲壮，结果，老陆和小钟都掉了泪。老陆说，这个“单子”完成后，他不会再接这种活了，“如果环境改变，那社会不再有钉子户，我们也不会有市场”，“谁也不希望这个职业成为行情吧？如果真的如此，国家得多丢脸呢？”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说，“谁也不愿意靠当钉子户出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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