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户口

　　她说，对于自己这样的外来者，即使在解决了房子、孩子的问题后，一定会再出现其他麻烦，一辈子都在压力中度过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葛江涛 | 北京报道

　　这将是子妍在北京的最后一个春节。

　　不久后，她会把网店里的货物打包先邮回唐山老家，然后领着孩子去长途汽车站搭一辆中巴，告别这个城市。

　　在车站，她会碰到许多背着包裹的年轻人。他们和年轻时的她一样，来这个大都市寻找属于自己的梦想。

　　也许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讲，子妍一家的选择不可思议：他们已经在这里拥有了一处小小的房产，还谙熟网店这样前卫的大都市生产方式。

　　而子妍说，只有在北京生活过的人，才会真正理解她的决定。

　　买了房子还是外来者

　　子妍生在唐山迁安乡下。1992年，19岁的她考入首钢工学院工业电气自动化专业。那年秋天，她打点行李，第一次来到北京。但是直到毕业回唐山时，对北京的印象仍然是模糊的。

　　“当时根本没有融入北京的生活，也不是很了解北京，只是觉得地方大，人多。”子妍当时考的是定向生，毕业后必须回原籍，否则要向学校交一万元培养费。

　　1996年夏天，子妍回到唐山。她的第一个工作单位是一家大型国企。在这里，子妍恋爱、结婚，并于2000年生下一个儿子。

　　“实在不想再过那种一眼就可以看到头的日子。”子妍决定回到北京，靠自己努力打拼出新生活。2002年她再次只身来到北京。

　　因为很难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又没有其他特长，回到北京的子妍干起了销售。

　　2004年秋，子妍的丈夫也带着儿子短暂地来到北京。他们决定咬牙买房。

　　这处60多平方米的小房子在石景山，二手房，单价5000多元。“首付的钱借了一些，幸亏买了，现在肯定买不起。”应该说，房子给了子妍一个鼓励：她觉得可以过一段平淡而幸福的日子。

　　生活却并不如意。不久，在钢铁行业工作的丈夫又调到其他城市，子妍开始在北京一个人带孩子生活，工作也一直不稳定。她已经记不得换过多少家单位。

　　生活虽然艰难，但并没有脱离轨道。他们甚至在2006年还清了房贷。子妍说经济压力小了之后，她也重新开始考虑工作的意义。到2008年，她开起网店，专门销售泰迪熊等毛绒玩具。

　　这却使子妍的生活变得简单而闭塞：每天七点左右起床做饭，送儿子上学，回家打开电脑看网店。中午自己做饭吃，休息一会儿后接着上网看论坛写博客，给网店做宣传。

　　读小学四年级的儿子产生了家庭最大的生活支出：中午在学校吃一顿收6.5元。加上网费、电话费和水电煤气费，她和儿子在北京每月的生活成本控制在1000元左右。

　　但是儿子一年年长大，必须开始计划读初中和高中、甚至读大学的一些问题。

　　孩子的小学是就近入学，没有特殊费用。但初中、高中恐怕要花几千甚至几万元择校费。“没有北京户口，也没法参加本地高考；如果读到高三回去考试，就没有唐山当地中学的成绩，也无法参加高考。”

　　她说，对于自己这样的外来者，即使在解决了房子、孩子的问题后，一定会再出现其他麻烦，一辈子都在压力中度过。

　　人到中年，子妍的一些想法也在变化。她想，回到老家唐山，生活可以安逸甚至富足。

　　子妍笑着开始了想象：“北京应该有相关的规定，在北京上保险达多少年，离开北京给一定的补偿就好啦，也算给笔重新开始生活的安家费……”

　　当然，回到老家一切都要重新开始，“工作要找，房子、人际关系都有一个过程，而且年龄越来越大，有一定难度。”但想到儿子的读书问题和安稳的生活，子妍还是决定离开。

　　征集不到玩伴

　　生活在北京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她说，想在离开前多逛逛北京。“虽然在北京也快十年了，但天天忙着糊口基本没有时间去转，只知道天安门。”她还发了一篇博客征集可以一起游玩的驴友，

　　子妍的征友条件很简单：女性，25到40岁间，周一到周五有时间，费用AA制。

　　时间过去很久，还没有出现合适的玩伴。她想，可能大家都要忙自己的生活。

　　虽然在北京生活了十年，还买了一套房子，但子妍仍然不觉自己属于这个城市。她离开的计划也很简单：网店货物不多，打个包，领着孩子就可以走了。

　　房子就留在北京出租，“儿子读大学的时候，也许用得着。”

　　回到唐山，子妍想自己做个实体店，再宽裕点就开个绿色农家乐。当然，网店还要继续经营。

　　一个人的时候，她会经常想起这个城市的好处，就好像要告别朋友时格外想起对方的帮助。“治安方面很有安全感，交通也便宜，各种文化活动多，购物也方便，办事呢，不像外地什么都要凭关系。”

　　不过无论如何，她就要和这个老朋友说再见了。■

　　出名了，我们还是农民工

　　上了《时代》周刊的“中国工人”，依然徘徊在这个城市的边缘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张瑜 | 深圳报道

　　“你怎么打车来这个地方？这里又穷又偏僻，回程我都拉不到活的！”当出租车在深圳市宝安区石岩镇上绕了很多路才找到本刊记者要去的地方时，司机终于发作了。

　　莱依迪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就位于这个看上去有些荒僻的郊区。公司在一栋三层的小黄楼里，躲在一幢破旧农民楼身后，毫不起眼。

　　像莱依迪这样做电子产品代工的工厂在珠三角甚至仅仅深圳就难以计数，然而在2009年12月，它却突然出名了——该厂的七名普通工人登上了美国《时代》周刊，与美军驻阿富汗总司令斯坦利。麦克里斯特尔、飞人尤塞恩。博尔特和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一起，并列2009年度人物亚军。

　　31岁的肖红霞就是七名“中国工人”之一，在这个小小团队中，身为生产主管的她算是“领袖人物”。

　　为什么是他们？

　　“聊得怎么样？不好意思我有点事耽误了。”肖红霞步履轻快地走到记者面前，脸上挂着灿烂的笑。面对记者，她应付自如，没有一点拘谨。

　　此时，本刊记者正在跟丘小院和黄冬艳聊天，她俩也是入选《时代》周刊的工人。与这两位身着工装的生产组长不同，身为生产主管的肖红霞平日都穿着西服套装，产业工人的特征在她身上已经不太明显了。

　　为什么会是他们——自从上了《时代》，肖红霞无数次被问到这个问题。

　　关于这群“中国工人”的上榜原因，《时代》说：“中国今年能成功保八，归功于数以千万计背井离乡的中国工人。正是这些男男女女，他们过去的奋斗、现在的思考以及对未来的看法，引领着世界经济走向复苏之路。”

　　对肖红霞来说，出名纯属偶然。“他们找到了我老公，说想找几个这样的工人做采访，我们觉得是帮朋友的忙，就答应了，还找了几个关系比较好的工友。”

　　而在这之前，肖红霞根本不知道《时代》周刊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她对《时代》周刊唯一的印象是，那个老外记者的普通话很标准。

　　“你们想过《时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把你们评为年度人物，你们知道这对中国工人意味着什么？中国工人对中国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黄冬艳有点不知所措地笑了。而肖红霞沉默片刻，认真地说：“不知道。其实我们就是普通人，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工人。”

　　“出名了，我们还是农民工”

　　“突然之间所有的目光聚集在身上，我们都觉得很不自在，有些同事已经不想接受采访了。我们出名了，也还不是一样上下班，休息，生活。也还是普通工人。”肖红霞说。

　　和许多外地来深圳务工的人一样，肖红霞家境贫困，负担很重，所以书读的不多，初中毕业十几岁就从湖南老家出来了，家里对她的要求是“能认字写信就行了”。不一样的是，肖红霞算农民工群体中出类拔萃的，今年才31岁，就已经做到生产主管了。

　　在这个厂里，做到管理层的员工每月拿固定薪水：肖红霞3000多，黄冬艳和丘小院2000多。而一般工人则是拿计件工资。一些在厂里待得时间较长的工人还有保底工资，也就是说不管当月任务能不能完成，至少能拿到一个保底的数字。

　　“做过几个厂子你就会知道差不多也就是这样了，行业的工资不会相差很远。”肖红霞告诉本刊记者。1997年起开始接触电子行业的肖红霞，十多年间换过十几份工作，是公认的“跳槽王”。

　　“最多的时候我两三个月就换一次，每次跳槽薪水都会提高，因为这个行业的熟手很抢手，那时也没有什么劳动合同，计件，哪里给的薪水高随时就会走人。”肖红霞说。

　　肖红霞曾在一线做了整整三年，她做事认真，在厂里是出名的制作“免检产品”的能手。也因此在数次跳槽后，被一家工厂主管看中，开始培养她。可最初的肖红霞却对“当官”不怎么待见，管理层拿固定薪水，而工人是计件工资，后者通常都比前者的收入还要高。

　　“我在1997、1998年的时候一个月就能拿1000多元了，虽然辛苦，但我们都是农村出来的，哪会怕这个，再说多劳多得，干得很起劲的。”肖红霞自豪地说。

　　而在莱依迪，肖红霞最终安定下来，一做就是7年。她说在这里，她遇到了一个好老板。

　　“我刚来的时候做生产组长，后来升了主管，薪水却没跟着涨上去，大概过了一年的样子，老板来厂里视察，跟我们聊天，问了我的薪水，当时他很惊诧，说怎么会这么低？结果第二个礼拜就加了我的薪，而且补给我6500元工资。还有另外一名已经走掉的生产主管，他也追着补给人家了。”肖红霞笑起来，“这样追着人给钱的老板还是第一次见。”

　　莱依迪所在的宝安区石岩镇在深圳市关外，像是一个破落的小县城，没有便利店，没有像样的大商场，也找不到麦当劳和肯德基。当然，消费水平也很低。莱依迪的许多员工都住在离厂子十几分钟路程的水田新村。这个80年代的老楼房相当破旧。肖红霞家租的三室一厅500元，黄冬艳家的一室一厅才350元，如果是单间，只要100多元左右。

　　莱依迪给员工提供的住房补贴是每月100元，乍一听，这点钱在深圳市恐怕连每月水电费都不够用，然而在这里却真的刚刚好。

　　她们始终不能像都市白领一样随意消费。周末，女人们也会逛街，但不是大商场，而是石岩及附近的龙华，她们喜欢在地摊上买衣服。而36岁的黄冬艳直到今年才买了平生第一支洗面奶。

　　“家里上有老下有小，希望多攒点钱。”肖红霞说。

　　成家之前，肖红霞收入的绝大部分都寄回老家，给弟弟盖了新房子。现在，有一个6岁儿子的肖红霞笑称自己是“月光族”，尽管她和老公想扎根深圳，但买房子仍如镜花水月。

　　黄冬艳则已经打定主意在深圳干到40多岁就回老家。“我们没抱什么希望能在这里安家。”黄冬艳说。她两岁的小儿子还在老家让婆婆帮着带，“我们打算明年就把他接过来，在这里上幼儿园，这又是一笔不小的花费，不过没关系，我也干不了几年了，等他到了该上学的年纪，我们也回老家了。”

　　丈夫是个农民工斗士

　　肖红霞出名了，但在上《时代》之前，她的丈夫张治儒在农民工这个圈子里更出名。深圳市有一个专替农民工维权的NGO组织叫“春风劳动争议服务部”，张治儒正是这个服务部的创建者和负责人。

　　“为外来工能享受劳动和经济发展成果，在就业地体面地工作和过有尊严的生活而努力奋斗！”这是张治儒为自己定下的口号。

　　“当年我是跟我老公一起出来打工的，现在我整天忙厂里的活，从没出去过，他却不一样，香港、美国、澳大利亚这些地方他都去过。”肖红霞说。

　　“我见过的工人遭受侵害的案例太多了，这些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张治儒说。

　　1993年起，他先后在东莞的几家鞋厂打工，见过工厂虐待工人，甚至打死人也不偿命。“工人就不是人吗？工人就没有跟其他人同等的权利吗？”

　　1996年，张治儒曾经尝试组建工会帮工人维权，但在当时的环境下没做起来。这之后，他离开广东，回家乡创业。

　　2001年，张治儒和肖红霞结婚了，夫妇俩又来到深圳。刚到深圳宝安区一家电子厂工作，他就开始再度着手筹建过工会，又再次失败。

　　2002年，为一家私企打工的张治儒在送货途中车祸受伤，但老板却不肯支付全部手术费。张治儒很气愤，想状告老板却找不起律师。他开始自学法律，要帮自己打官司。那段时间他干脆不再工作，每天往书店跑，找各种法律书籍自己啃。

　　“当时那场官司虽然打输了，可是我入门了，我发现打官司没想象中那么难。”张治儒告诉本刊记者。不仅如此，他还成立了“春风劳动争议服务部”，帮工人出头维权。

　　张治儒折腾的几年间几乎没赚过一分钱，家里全靠肖红霞一人撑着。在找到资金支持之前，张治儒租办公室的钱是肖红霞向亲友借的，而她毫无怨言。“我知道他的性格，如果他决定了做什么事，九头牛也拉不回。我只有全力支持他。”

　　2008年8月，张治儒又将服务部开到了东莞长安和塘厦，然而为农民工维权依然步履维艰。“深圳相对还好，东莞那边的黑厂非常多，官司很难打，同样一个案子，在那边很难拿到赔偿。”

　　“其实全社会都应该关心农民工的权益，这么多年，我们为大城市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权利却屡遭侵害，薪水低不说，还常常被拖欠工资，也得不到应有的社会保障，这样下去，打击的不是农民工，而是经济发展。”张治儒说。

　　可是无论如何，他和妻子肖红霞始终热爱深圳，这个他们用汗水浇灌过的城市。“我很希望能在这里安家，孩子也能在这里读书、长大，用知识改变命运，走和我们不一样的路。”肖红霞认真地说。

　　2009年春节前后因工厂倒闭和停产引发的民工返乡潮似乎已经远去，如今，珠三角当地媒体都在呼喊着如何解决“民工荒”。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显示，2009年城镇新增就业较2008年减少11万人，达到1102万人，远超过全年新增就业900万人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