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天心：

纯文学这个族裔快要绝种了

以前我觉得向强者——    不管是社会主流，还是拥有权力的人——   说不，是很困难的事，需要很多勇气。这三五年，我觉得向弱者说不更难

《望东方周刊》记者刘芳 | 上海报道

52岁的“小说书写者”朱天心看起来仍像中学生，有时带着与其在华语文学界的声名不符的生怯。她和先生唐诺惯常拣选“小说书写者”这个词语自称，因为觉得“小说家”的称谓太过狂妄。

在4月下旬复旦大学的讲座中，唐诺提及他经常去的一家咖啡馆，总有一群骗子在讨论股票和楼市，但再也听不到人们讨论文学。“你越来越清楚，文学早已不再是人生的基本事实。”

在大部分人那里，文学和生活已毫不相干。但对朱天心而言，很难分出二者的界限。

她的身边全是“书写者”：父亲朱西宁是军中作家，1949年随国民党军队赴台；母亲刘慕沙是台湾著名日语文学翻译家；姐姐朱天文是著名小说家，电影导演侯孝贤的“御用编剧”。朱天心16岁就在报纸上连载小说《长干行》，18岁创作长篇自传《击壤歌》，至今重版十多次。

从上世纪80年代《想我眷村的兄弟们》开始，朱天心由青春小说的书写转向对弱势族群的深切关注，此后一直关切公共事务，因为“政府的好坏是一时的，建设公民社会才是长久的”。

向弱者说不更难

《瞭望东方周刊》： 你参加社民党，参与“倒扁”活动，这种与现实很紧密的状态会不会与写作需要的状态冲突？

朱天心：在早期我感觉不到，甚至觉得这是互为表里的。你看到现实问题严峻，很想做点实际的行动，但写作是一个很缓慢的事情，有时需要二三十年的沉淀。真是急死人了。我好怕我心急之下会把自己唯一会的事情变成工具：比如明天要游行了，我今天赶快写一个“工运”小说⋯⋯

可是最近参与社会事务让我有了新感受。以前我觉得向强者—— 不管是社会主流，还是拥有权力的人——  说不，是很困难的事，需要很多勇气。这三五年，我觉得向弱者说不更难。但只有两者都能做到，在文学上才有全然的自由。

这种触动来自我的实践体会，也有我看到的文学经验。比如陈映真，很左翼的作家，像大陆（上世纪）30年代的作家。他对笔下人物充满同情，他们已经这么弱势了，会忍不住把他们都⋯⋯

《瞭望东方周刊》：美化？

朱天心：甚至神化。也许你把这看作社会工作，替他们发声，可是在文学上，任何神化都会伤害文学性。我在社会实践中会感觉到，有些弱者，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你要完全地写出一个生动的人的时候，无法只选择他可怜的或者好的部分写，必然也会写出他人性里的缺点，甚至卑劣之处。可是又怎么忍心呢？你要替他说话都来不及，怎么会在说话的同时又捅他一刀？所以这三五年我给自己一个功课，要学会向弱者说不。

政治它会来理你

《瞭望东方周刊》：你曾经提到“现实跑得比你设想的还快，眼前的荒谬比你想的还要恶意，很难处理这层时间的差距”。

朱天心：我一直有一个还没开始的长篇题材，想用列传的形式把台湾的一代人写出来。我心里有二三十个名单，绝大部分在政治领域。比如陈水扁，曾经那么多人“崇拜”他，没道理，你本来很想把他从神坛上拉下来。可你还没开笔，他已经是“过街老鼠”了，不用你讲，有人比你还讨厌他，比你还恨他。你的动力本来是告诉人家他不是那么好，但现在好像倒过来你在说他其实也没有那么不堪⋯⋯这个荒谬感就在这里。

我曾经很敬重的一位原民进党人士张俊宏（曾任《美丽岛》杂志总编辑——编者注），曾在（国民党）牢里写东西的人，他今年初在台湾一个县选“立委”，只得了2000票，都是亲友票。人家都已经自动弃绝他了，那又何须你去讲他？

后来唐诺提醒我，你要描写一个时代面貌，也可以不要这么政治。倒不是说安全之类的考虑，而是这些政治人太经不起了，他们本身可能就没有多了不起的思想和学问做支持，是纸片一样的人，寄托不了很多。不如改成你更熟悉的文化界的人，很多文化人在台湾、在大陆都在神坛上，你不觉得把他们揪下来更有趣吗？这个提醒确实对我有帮助。

《瞭望东方周刊》：你开始为什么会选政治人物作为反映时代面貌的切入点？

朱天心：我们这些1949年跟父亲到台湾的外省人，从小受的是“忠党爱国”的教育，可是到了二三十岁，碰到大的政治变动，（这种教育）变成一场笑话，甚至是污点。在前十年，李登辉后期和陈水扁刚开始主政的时候，我们这种外省人会时时被问到：万一有一天两岸打仗，你会选哪一边？他不用等你回答，就认为你一定会倒向对方，一定会“通敌”的。你会因为你父母的出生地而被彻底质疑，所以不是你愿不愿意理解和关心政治的问题，政治它会来理你。它伸手向你的时候，你会有困惑、不平、愤怒，所以难免要把政治当成一个重心。

另外，我年轻时长期有个困惑，为什么我们被本省人那么痛恨？而且当时还打着民主的旗号，民主怎么会是这样激烈残暴的方式？民主不是应该更宽容、更多元吗，怎么会是“外省人滚回去”这样的排他？

为了解决这个困惑，我找了很多党外杂志、禁书去看。看的时候知道，原来台湾人也有很多伤心史，他们的生命史、家族史充满各种各样的苦痛，以前被日本人、后来被外省人压制和剥夺。虽然我不一定能接受，但我可以理解他们了。

眷村像是被打死的蟑螂

《瞭望东方周刊》：省籍的隔阂，在文学领域也是如此？

朱天心：文学界也有这样的情况，比如有研究生念城市大学——这个大学一直本土色彩很强，第一个设“台文所”的——  硕士论文本来要研究我，但是指导教师直接告诉她：“这种外省作家你去研究她干什么？研究了也不会过。”

《瞭望东方周刊》：外省人的地位变化会对文学创作产生什么影响？

朱天心：我觉得这二三十年来，成绩比较好的是外省作家。这一点都不奇怪，以省籍看，本省人如此“政治正确”，处在这么舒服的位置，作为一个创作者，没有任何动能。外省人的处境比较艰难，讲话因为不容易被听到，就更得琢磨，要不就把声音放得很大，要不就把技巧变得高超，本事被迫锻炼得比较好。

《瞭望东方周刊》：对于眷村的历史，你觉得在文学上有很好的描摹吗？影视方面，近期如电视剧《光阴的故事》，话剧《宝岛一村》，在两岸都很火。

朱天心：眷村题材曾经很贫瘠，这有它的历史背景。眷村很长一段时间里被台湾人或者民进党妖魔化，以至于很多人会装作自己不是外省人。家长会跟孩子讲，在学校老师问你是不是外省人你千万不要说是。我觉得当外省人自己都不跟子女讲家族故事的时候，这个族群已经形同绝种。

陈水扁下台，大家又重新回到起跑点的时候，眷村影响没那么大了。这时好像蟑螂苍蝇已经被打死，不会再有危害，那反而可以留下来研究一下，把它作为标本。我不晓得这个态度会不会太轻佻，但确实感觉如此。

纯文学这个族裔快要绝种了

《瞭望东方周刊》：唐诺在讲座里说，“在这几年台湾好像做了一个梦。不知道你做的事情对谁有意义，好像没有人对你感兴趣。在这个意义上说，大陆对于我们变得非常重要，原来你做什么还是有人在乎的。”

朱天心：是这样。本来大家觉得文学的主力读者，起码在台湾，长期以来是高中生和大学生，可现在这群人是不看东西的。我不知道是不是网络的关系，这代人更在意横向的信息，同侪、朋友、社群之间关心的话题，你即使不感兴趣也要感兴趣，不然就插不上嘴。大家都在同一个时间里想同样的事，消费同样的东西。

而大陆现在很像30年前的台湾，读者不是光看热闹，他会带着问题来。几次比较之后，我们都觉得，台湾完蛋了，台湾过往某些优势已经吃老本吃光了。

《瞭望东方周刊》：但在大陆，大家还是觉得台湾的文化氛围比较好。

朱天心：台湾也许在生产创作那一面目前还OK，可是读者这一侧萎缩很厉害。也会有人找你签名，可是那个签名旁边怎么会是林志玲或者蔡康永？那就很尴尬。

台湾有一个九歌出版社年度文学选，每年选一篇小说做年度奖。去年我的《初夏荷花时期的爱情》获了奖，有个公视记者访问我——  公视是公立电视台，一般比其他商业电视台素质好很多——  第一句话是：“像你这样一个新人，第一本书就得奖，你会不会很兴奋？”我当时连生气或质问的心情都没有。

《瞭望东方周刊》：意识到这种状况，会对创作有什么影响吗？

朱天心：我自己是觉得，纯文学这个族裔已经快要绝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