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走政息怪圈可破？

　　今年2月，王永康给媒体介绍，2011年南川将启动各类投资项目150个，总投资近500亿元、年度投资达135亿元。

　　汪自力认为，这样的投资规模，监督一把手和保护一把手显得尤为重要。

　　专家认为，观察南川新政效果几何，最直观的是看各部门执行的力度和制度知晓度。

　　南川区纪委的工作人员告诉《廉政瞭望》记者，从纪委检查的情况看来，各部门执行新政的力度比较大。

　　一位专家提出，南川新政遇到反弹，是正常的。从时间上来看，新政尚处于凝聚共识的阶段。

　　“这里面的水太深，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些问题，恐怕连王书记都束手无策。”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说。

　　在南川城区某街道，一位街道党工委的中层干部面对《廉政瞭望》记者关于分权的提问一脸茫然。

　　某街道办副主任说：“我们当然分了权的，我们街道办事处主任以党委副书记的名义继续分管财务和人事。”

　　这位副主任说：“街道有街道的特殊性，如果让我来分管财务，我还不愿意，担负不起这个责任。其他副职也会有意见，我处在主任和其余副职之间受窝囊气，谁愿意啊。”

　　一位基层的一把手也说：“我们单位就几个人，财权、人事权除干净了还有啥？说是抓宏观，哪里有那么多宏观的东西可以思考？”他建言，新政要避免一刀切。对区委区政府的大部门和乡镇可以实行分权，而对于基层小单位，则应该区别对待。另外，新政还需要出台一些具体的操作办法，光靠一个文件，很难落实。

　　上述专家介绍，据其观察，目前南川官场的反弹还是在可控的范围内，以王永康的强势，南川新政还有空间。但真正的问题是——人走政息，“这个源自领导个人觉悟的改革，个人色彩浓厚，‘一朝天子一朝臣’，加上当下官场政绩冲动，他一走，肯定难以为继。”

　　对此，汪自力另有见解：“我认为不会。分权的理念已经被广大官员接受，在很多官员脑袋里形成了思维惯性。分权这个事是个好的开始，有了开始就没有止步，也不可能止步了。”

　　目前各部门的副职分工早已向区纪委备案，但是，如何确保新政不打折扣地执行、确保副职享有应有的权力，甚至是避免班子成员集体腐败，显然一切尚在摸索。

　　区纪委副书记杜帆有自己的思考——“以前是一把手自己藏着捂着腐败，现在不一样，要腐败的话，是几个人一起腐败，这种见不得光的事，谁愿意被多个人知道？显然，新政增加了腐败的成本。”

　　一些人则关心更为细节的问题。

　　一位专家就曾提到，自己很关心新政中谈及的“一把手负有领导和监督责任，必要时可使用否决权”，到底在副职履职中，一把手做到这些了吗？

　　面对这个疑问，某乡分管财务的副乡长回答得很干脆：有！

　　一次，该乡的某村村干部来到乡上要求报销雇村民做森林工程的工钱11000元。

　　“当时乡上财政很紧张，我就和他们商量，过一阵再发。”

　　村民走了后，副乡长给书记报告了此事。

　　“不行，万万不行。”书记告诉年轻的副乡长，在农村，如果拖欠农民工资，会影响稳定。

　　随后，该乡马上给村里报了账。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认为，在目前很多地方一把手大权独揽的现实下，南川的分权无疑是让权力回归本位的有效尝试。“副职本来就有职位本身相应的权力，只是目前被一把手剥夺了。”竹立家教授强调，“所以，更准确地说，南川新政是权力回归本位而不是分解。”

　　同时他认为，权力分解后，监督依然停留在体制内，这在权力监督的思路上未有实质突破，对改善因权力过分集中而导致的腐败，作用也有限。因此，南川新政尚不足以在全国推广。

　　竹立家教授提出，要破解一把手监督难的问题，还需要从一把手的选任和民主监督上寻找出路。比如，今后，一把手的选拔应走向公开化、选举化。从民主监督角度来看，当务之急是降低民众监督的难度和风险。

　　另外一位专家则称，南川新政依然走的是圈子反腐的老路，防止一把手大权独揽的要害不在于一把手不直接管什么，而是在于对他手中的权力如何监督。“正如司马迁所说‘猛虎在深山，百兽震恐，及在监牢之中，摇尾而求食’。如果权力没有有效监督，就算是副手们也都能够成为猛虎。”

　　在南川，另外一些人则认为自己看出了区委书记的良苦用心。

　　“那种期待反腐肃贪一招制胜的想法是不现实的。一个‘五不直接分管’不可能一下解决一把手腐败。我认为，王书记要改变的是南川官场的生态。”一位乡镇一把手这么认为。

　　早前，王永康曾借接受重庆日报专访的机会，告诫南川一把手们，“要做谋篇布局的帅才，而不是贪恋权力的庸才”。

　　知情人士透露，此后，部分推行新政不力的单位，开始有选择地分权给副职。

　　移植浙江精神

　　王永康的到来，让南川政坛的70后走上政坛前台。

　　对他们，南川坊间有更为贴切的称呼——少壮派。熟悉南川政坛人士分析，目前，相当数量的少壮派均是单位副职，另一部分则已被王永康擢升为一把手。

　　王永康在诸多场合提到，南川要移植浙江精神。

　　观察人士认为，王的这个提法不仅仅是针对现任领导干部，更志在谋划如何培养和影响未来南川的正、副处级后备干部。

　　来自南川官方的数据，去年以来，南川区共选派145名副处级领导干部和优秀年轻干部，分赴浙江宁波、慈溪、余姚、宁海等地区挂职。

　　根据计划，两年内南川还将选拔100名副处、100名正处后备干部，到浙江杭州、宁波、绍兴的信访、拆迁、招商、规划等部门学习。

　　南川数位干部憧憬，南川年轻干部和浙江政坛的深度交流的成果，将在随后的时间里“像种子一样发芽开花结果”，南川年轻干部的转型也会为未来重庆政坛注入新鲜血液。

　　亦有专家和南川干部质疑，浙江精神是否万能？一位干部提出，“大家是不是应该考虑一下，浙江精神在南川有没有‘水土不服’？”他接着说：“南川要发展，最终还是要找到自己的路子，断不可圄囵吞枣。”

　　少壮派的崛起，使一把手和副职之间微妙关系走向了一种新的可能。

　　“正副职之间已成相互制约关系，最大的变化是副职从‘要我干’向‘我要干’转变。大家有了不同的利益诉求，一方不遵守规则，势必损害一方利益。”汪自力说，“通常，利益受损方是绝不会容忍这样的情况发生。”

　　专家称，面对一把手，副职不再是天然的弱势，这在南川或许已成气候。

　　南川的一位老干部说，王书记给年轻干部的舞台已经快搭建好了，剩下的，就要看少壮派们的表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