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民网6月“十大地方新政”的评选中，重庆市南川区“一把手五不直接分管”名列前茅。8月12日，重庆市南川区委常委、纪委书记周瑜泉和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市纪检监察学会副会长任建明教授做客人民网“新政大家谈”栏目，就“一把手权力监管”的话题，接受记者采访。

　　有一天，在我们的体制下可能就不存在什么一把手了

　　记者：周书记，南川新政实施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一些抵制和阻碍？

　　周瑜泉：我们在酝酿和征求意见之初，有4种苗头现象让我们倍感压力和担心：

　　一是“不管论”。有个别一把手甚至打电话质问，“一把手主要的权力都被分割了，那还要我们一把手干什么？”二是“悲观论”。个别一把手担心分权后，自己无权支撑，在单位就没有威信，工作就不好开展。三是“观望论”。个别一把手抱着等待观望的态度，坐观其变，被动执行。第四种现象是“应对论”。个别一把手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变通执行。

　　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区委王书记多次在全区的干部大会上讲，一个党政一把手不要贪恋权力。新政出台以后，我们加大了督察力度，进行明查暗访，感到此项制度的推行比我们预想的更好。

　　记者：网友担心，一把手不直接分管人财物了，只要是这些分管人财物的副手们的进退和升迁还是由一把手说了算，这样的分权能否达到真正的效果？

　　任建明：我也有这样的担心。我觉得一把手的监督还是要靠两个：一是我们监督权能够相对地独立和得到强化。在过去的若干年，我们在政府层级之间建立了巡视制度，这是政府垂直监督。另外纪检监察机关的监督权的相对独立性是不是能够得到加强。否则，网友的担心是存在的，我个人也始终认为这个是存在的。

　　另外，当然更长远的就是民主加权力监督。我们刚才说的权力监督是不够的。如果我们的领导干部，我们的一把手都是由竞争上岗，或者是公开选拔来决定的，我们更长远的发展，也许将来有可能我们党组织的书记是由广大党员直接选举决定的，我们的市长是由我们的人民选举决定的，我觉得这个起更大的作用。目前的实践，在一些乡镇，全国有些地方试点做到了。如果这两个加起来，我们权力监督的强化和有效，再加上民主政治的发展，我觉得那个时候，就达到了在我们的体制下可能就不存在什么一把手了。

　　记者：网友们还有另外一种担心，以往一把手可能权力过于大，现在如果把一把手的权力真正分出去了，会不会造成一把手的权力丧失，让副职的权力过大，会不会影响到工作效率，让工作变成一团麻？

　　任建明：这种担心也是一个长期的争议，我们争议的一个命题就是说，到底集权是高效还是分权是高效。比如我们体育上，我们讲“举国体制”。似乎我们的集权一定会带来高效，高的行政效率。可能分权以后，就带来互相扯皮、低效。我认为，这个假设过于简化。我们试着想想，如果权力集中，决策效率是很高。但是，假设我们的决策是错误的，或者一把手的决策是有各种各样的利益考虑，决策得越快，执行得越快，结果，这种决策和效率风马牛不相及，最后变成违法犯罪，使公共利益受到极大的损失和破坏，这还有高效吗？

　　分管副职提出决策的建议，大家讨论，最后集体决策，是花了一些时间，但是这个决策的正确性、科学性要更高。当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南川区这么做了，大量的区县是用传统的办法运作，我们可以经过1年、两年、3年、5年的观察来比较。

　　记者：目前，全国各地对一把手的权力限制和监督也相继出台了一些新的政策。比如最近江苏省沭阳县县乡级一把手年终考核就首次将“忠于配偶”等个人品德情况列入其中，任教授您觉得这些一把手的监管政策是否有效或者说把这些像“忠于配偶”的个人品德列入其中是否合理呢？

　　任建明：我们不好说它是不是合适，但是它的动因我想是好的。国内有些领导干部在个人生活圈里面是有很多问题。对这一点作为一个要求，甚至纳入考核，我觉得倒是没有什么不可。但是，你能不能真正有效地执行，促进主要领导干部道德方面有一些提升，我觉得可能还值得我们去观察。

　　记者：广东省最近也出台了这么一个政策，逐步实行对党政一把手家庭财产报告的这样一个制度，您觉得这项制度能不能真正地得以贯彻落实？

　　任建明：你报告以后，能不能公开，哪怕不是在全社会公开，只是党政机关内部公开，也是进步。我们要看，这里面有没有内部的监督和审查。比如纪委、组织部门审查，你申报的是不是如实，你申报的这些财产来源有没有问题，群众能不能够监督、参与进来。还有一个点，如果你有问题，能不能够跟进处理问责，如果是做到这样，我想，我们就相信它就是能够得到执行，而且执行是有效果的。

　　记者：我们今天谈到了重庆南川区的新政实践，谈到了江苏省沭阳县和广东省的实践。您觉得他们在制度层面上有哪些创新的点，可以给全国各地的基层政府参考？

　　任建明：南川所做的工作创新，是把我们党和国家一贯以来所坚持的集体领导、分工负责这样一个比较原则的宏观的制度，使它回归到它的本来面目。言下之意就是说，过去宏观是这样讲的，但是没有一个具体的可操作的模式、模型，最后是被异化，最后也不是集体领导，而是个人说了算。副职分管，在他的圈子里也是个人说了算，被异化了。我觉得南川区在这方面有很重要的发展。我们过去的制度还是比较过于笼统，比较抽象，是停留在宏观层面。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是授权不授责，授权是一个很重要的激励机制，包括可能被授权对象，对他的成长和发展，调动他的积极性都会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记者：周书记，您觉得对于南川正在实行的这个新政是否有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

　　周瑜泉：作为实践探索的一项举措，我们在实施过程中，也发现一些不足。如有的一把手在权力分配时，把财务、人事、工程项目、行政审批和行政执法等5项要害权，只分配给了一二位副职，再次出现权力集中；还有的一把手放权不够彻底，影响副职工作积极性等。

　　为避免上述不良现象，我们将在以下方面完善：第一，加强权力配置的科学性。配套出台分权实施细则，建立合理科学的授权机制，使一把手在进行5项要害权分配时，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体现公开、公平、公正。第二，加强权力行使的约束力。对一把手在“必要时能对副职行使否决权”也要作出严格的限制，避免其随意应用否决权，威胁勾结副职进行串联腐败，从而做到赏罚分明、亲贤远佞。第三，加强权力运行的监督度。灵活运用监督方式，做到“体系内监督”与“体系外监督”的有机结合，大力培植多元化的监督主体。将社会公众的利益表达机制、利益博弈机制和利益协调机制嵌入反腐倡廉制度建设之中。不断建立健全畅通举报渠道，加大对正、副职行使权力的监督。同时，强化对权力运作的全过程监管，包括权力行使主体、权力实施过程、权力运行后果等环节实行全面管理、控制和监督。(据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