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人物杂志：您还有一个观点叫“为官者一定要沉住气”，作何解释？

　　王敬瑞：这主要是指为官者的心理素质。沉住气，才能成大器。领导干部沉不住气就会失去理智。说出不该说的话，做出不该做的事，不仅会给自己造成损失，也会给事业造成危害。人一辈子不可能事事都顺，在面临逆境和挫折时，不能一蹶不振，而是要尽快摆脱不良情绪，积极进取，重塑自我。凡成大事者都有超常的意志力。有位外国友人曾分析了邓小平三起三落的经历，用皮球反弹做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打击力量越大，皮球反弹越高。

　　官场深奥，“淡、静、藏”是高境界

　　环球人物杂志：您对如何做好副职有一句话：“说了动，挡得住，受得下。”我们应该怎么理解这句话？

　　王敬瑞：“说了动”，就是对一把手(正职)安排的工作，要雷厉风行地干起来，主动配合不越位，勤奋工作不说累；“挡得住”，就是独立工作能力强，独当一面干得好，主要领导认为你靠得住；“受得下”，就是受得下苦，受得下罪，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讲还能受得下气。比如，主要领导有时情况掌握得不全面，错怪了你，你也不生气。

　　环球人物杂志：很多人评价说，您抓的工作都很出彩，也很懂得当副职的道理。可您当了10年副市长都没有被提拔，心里有怨言吗？

　　王敬瑞：官场太深奥了，可能我还没有全悟到。但是，给我多大舞台我就做多大的事情。我认为，只要有事做，只要能体现自己的价值，就是一种乐趣。不提拔也要做到“不松套、不气馁、不闹情绪”，心思全用到工作上。这样的话，我还有时间琢磨其他事情吗？我在书里讲过，看事情要有境界，要谋事不要谋位。我觉得，“人找官，官离人越远；官找人，人离官越近”。

　　成功者的人生之路是由一条得失、毁誉、褒贬、苦乐组成的弯曲路，不论遇见什么事，你都要想得通，都要以平常心对待。拿得起放不下叫压力，拿得起放得下叫魅力。

　　我从农村出来，能走到这一步已经很不错了。用我的话讲：“在一定范围内，比咱好的不多，不如咱的许多。”知足常乐吧！(笑)

　　环球人物杂志：您为官30多年，也经历过很多磕绊。那么您如何看待“官场潜规则”？

　　王敬瑞：对于一些所谓的“官场潜规则”，我不觉得它奇怪，很正常。我的原则是适应它但不顺从它。有些可以变，有些坚决不能变。我曾说过一句话，叫“起步早、进步慢，必定中间有磕绊，其中道理很简单，不是客观是主观”。

　　环球人物杂志：您还在书里说，一个成熟的官员要达到三种境界：淡、静、藏。

　　王敬瑞：“淡、静、藏”也是我追求的境界。但是，目前还有一些我做不到。尤其在“藏”这方面我做得不好，吃了很多亏。但这是性格决定的，是天生的，始终没办法改变。

　　我受父亲的影响很大，能吃苦，办事认真。他长期担任村里的党支部书记，每天起早贪黑带领大家干活，对我的要求特别严格，教育我们“不能说谎，说了就必须办，要诚信负责”。

　　作为一个小小的“芝麻官”，我觉得自己做了两件事：一是党和人民给我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让我为老百姓做了一些好事；二是写成了这本书，在探索领导规律时多了一些泥土的味道，给同行提供了一些参考，也希望读者朋友们评判指正。

　　“芝麻官”的30年仕途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刘元亮

　　《环球人物》杂志特约记者  薛克

　　《芝麻官悟语》给人的第一印象是：简洁精练，妙语连珠；也有网友认为它“直击官场潜规则”。那么，作者王敬瑞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官员呢？

　　“老少部下都对他‘有敬畏，没抵挡’”

　　阳泉市位于山西省东部，下辖城区、矿区、郊区、平定县、盂县和经济技术开发区，人口约130万人。王敬瑞就是在这里出生、成长的。他为官数十年，也很少离开这里。

　　1953年，王敬瑞生于平定县巨城镇西岭村。其父亲当过村支书。高中时，王敬瑞担任过校团支部书记兼连长(当时，当地学校采用部队建制)。因表现优秀，1971年高中毕业后，他被推荐到杨家庄公社任团委副书记。第二年5月，公社党委又把他推荐到阳泉市郊区公交办公室，从事统计和文书工作。

　　1979年5月，26岁的王敬瑞成了一名援藏干部，到藏北那曲县那曲镇担任党委副书记。当时，他刚结婚4个月。临别时，妻子心事重重地拉住他的手说：“西藏人吃肉多，可你从小不吃肉，看见带血的肉还恶心。到那里后身体肯定吃不消，还是让组织上另外派人去吧。”听了妻子的话，王敬瑞也有些犹豫。这时，父亲发话了：“党叫干啥就干啥，哪有挑三拣四的！年轻人吃吃苦有好处。”就这样，王敬瑞背负着父亲的嘱托，毅然奔赴青藏高原。

　　在那曲，别人吃肉时，王敬瑞只能用高压锅煮面条吃。缺氧、缺营养，使他很虚弱。1981年5月返回阳泉时，他瘦了整整11公斤，还得了胃病。

　　1984年1月，不到31岁的王敬瑞，被破格提拔为郊区旧街乡党委书记。那时，旧街乡还很穷。王敬瑞首先想的是如何让老百姓富起来。他看到乡办汽配厂生产的转盘，虽然已在全国市场上占据半壁江山，仍然供不应求，便决心扩大工厂规模，再建一个分厂。可50多岁的老厂长不干：“产品是我创出来的，没理由分出去！”王敬瑞一听当即拍起了桌子：“局部利益要服从全局利益，下级要服从上级！”后来，这家汽配厂陆续建了3个分厂，成为郊区最大的铸造企业。王敬瑞当年的一位同事回忆说：“他当时30来岁，是全市最年轻的基层干部。但老少部下都对他‘有敬畏，没抵挡’!”

　　在旧街乡任职期间，王敬瑞也出过错。他曾拍板建了一个贸易站，聘请一个外地人当总经理。1年后，此人卷款出逃，贸易站赔了13万元。他又心疼又惭愧，觉得对不起父老乡亲。这也成为他日后更尽心尽职的动力之一。

　　1986年6月，王敬瑞脱产到山西省委党校学习两年，让他开阔了视野、更加成熟。回来后，他被调到郊区白泉乡任党委书记，1990年5月又被调任荫营镇党委书记。

　　当时的荫营镇，有很多生产耐火材料的手工小作坊。王敬瑞想尽快解决其生产力水平低下的问题。他带着村支书和企业家，到河南、山东等地学习，请专家到镇里讲座，还为每个厂子聘请了一至两名高级工程师。后来，他又决定投资近亿元，翻修厂房，改建窑炉。但最成功的是，他让荫营镇下辖的13个村成立了13家公司，由村支书兼任公司总经理。这等于是把村干部们直接推到了市场上。荫营镇最大的耐火材料企业——千亨集团总经理张振斌告诉记者：“我们的耐火企业是在王书记手里真正火起来的。真感谢他！”

　　很快，荫营镇成了一个“亿元镇”，后来被评为“全国100个明星乡镇”之一。这让王敬瑞赢得了老百姓的认可。1992年10月，他顺利当选中共十四大代表。

　　1万多张选票，被他“吸”走8200多张

　　此后，王敬瑞的官阶连获提升：1992年12月成为郊区常委；5个月后被任命为郊区区委副书记；1995年被任命为郊区区长；1997年出任郊区区委书记。

　　王敬瑞出任郊区区长后，抓的第一件大事是修路。当时，从荫营镇到阳泉市区只有10公里，开车却需40多分钟；冬天下雪，坡陡弯多，几乎不能通行。但修路的提议一出，质疑就来了：“郊区财政收入1个亿， 花7000万修公路，有必要吗？”但路修通后，人们发现，王敬瑞干了一件大好事——崭新的公路上，开车7分钟就能到达市区；路两侧成了“黄金宝地”，经济发展迅速。

　　荫营镇一直有1万多村民住在窑洞里。王敬瑞提出改造荫营村，建设荫营城，农民转市民，农村变城镇。听到消息，上千村民聚在一起质问：“猪在哪里喂？粮食哪里放？农具怎么办？”王敬瑞的岳母也劝他：“百姓骂得可厉害了，快别修了。”王敬瑞却“认准的事一抓到底”。1997年，荫营镇开工建设14幢楼，拉开了城镇化建设的序幕。后来，村民渐渐喜欢、习惯了方便的楼房生活。

　　在王敬瑞的努力下，郊区的经济快速发展，1995年、1996年，综合经济实力排在山西省县区的前五位。

　　这期间，人们给王敬瑞还起了一个外号：三片书记——下乡开会时，吃饭时间没保证，他随身带着干馍片；因劳累多病，他随身带着西药片；因时刻想着记录感悟，他随身带着小纸片。就是这些小纸片，最终集成了几十万字的《芝麻官悟语》。

　　这个外号是老百姓起的，王敬瑞深知其中的意味。1996年10月，在并非候选人的情况下，他被郊区的党员、干部推举为阳泉市“十佳公仆”候选人。全区1万多张选票，被他“吸”走了8200多张！

　　1997年，王敬瑞得了一项更大的殊荣——人事部评选的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当年10月21日，他作为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向胡锦涛等中央领导同志汇报工作。当时，他既激动又紧张。谈到阳泉市的整体收入时，胡锦涛问：“整体达小康了？”他回答说：“已经提前实现小康。”谈到阳泉的地理位置时，胡锦涛又问：“离大寨多远？”他回答说：“40公里。”汇报结束后，胡锦涛走到他跟前，握住他的手：“你到西藏工作过两年，哪年去的？”他答道：“1979年那一批。”胡锦涛拍拍他的肩膀：“是全国3000人那一批。年轻人，好好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