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一些矿区地方政府负责人坦言，“地陷”近些年在当地是个“高频词”。如湘中一个经济发达县，不断发展的“地陷”截至今年8月中旬已导致4个乡镇有居民房屋7498户、建筑面积达188万平方米的房屋及大量公用设施、基础设施和单位房屋受损。而今年7月23日席卷湘南一个山村的“地陷”，几分钟内就让全村约1.5平方公里面积内的稻田、道路、输电线路及160多栋房屋不同程度受损，800多人逃离家园。

　　“地陷”灾情远超想象

　　今年，我国自南向北，高强度、大范围的集中降雨天气层出不穷◇区孱弱的地质结构，在极端天气条件下“地陷”频发，灾情令人揪心。本刊记者在河南采访时了解到，今年以来，河南省暴雨过后的地质灾害不断，前七个月已经发生8起地质灾害，几起重要的灾害都发生在产煤大县，长期的开采和近期强降雨叠加，成为导致灾害的主要原因。

　　6月19日上午，登封市白坪乡煤窑沟村袁家门发生地面塌陷并发滑坡及崩塌，造成10余间居民房屋开裂，400米道路破坏，毁坏林地80亩、耕地120亩，目前仍处于不稳定状态，受灾害威胁的村民55户318人紧急撤离。

　　此前的5月4日晚，宝丰县李庄乡程寨沟村姬家组突然发生地面塌陷，并伴生地裂缝，形成了一个长200米宽110米左右的塌陷带，最深的地方近3米，直接导致这个村15户、100多间房屋裂缝，村里的交通水利设施也不同程度受损。

　　河南省国土厅介绍，专业技术人员在对一些地方地质灾害调查中发现，很多“地陷”主要是人类工程活动和地质条件造成的，而降雨则是主要诱发因素，地质灾害类型以地面塌陷为主，伴随山体滑坡、崩塌等。

　　有受访专家指出，在强降雨等极端气象条件下，本就难以准确预测的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更加困难。本刊记者采访中了解到，在河南、山西、湖南等地，各级国土部门今年汛期组织了大量人力日夜巡查，随时准备应对突发事件。许多地方基层干部反映，现在地质灾害越来越频繁，以目前的科技水平和防灾投入而言，很多灾害隐患还难以识别，更不用说做到准确预测预报。每次“地灾”，几乎都是突发事件，让人提心吊胆。

　　山西省国土部门的资料显示，至2010年，该省每年煤炭开采破坏生态环境经济损失至少可达700亿元；至2015年，每年煤炭开采破坏生态环境经济损失至少可达770亿元；至2020年，每年煤炭开采破坏生态环境经济损失至少可达850亿元。

　　而河南省国土部门统计，去年前7个月全省共发生5起地质灾害，经济损失不过15万元；今年前七个月共发生8起，经济损失已达733万元。而全省目前已知的392处大中型地质灾害隐患点，威胁到居民64万余人，潜在经济损失达88.6亿元。

　　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山西省社科院研究员李连济、大同市国土资源局副局长赵全义等专家和基层干部指出，因采矿造成的地质沉陷灾害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进入高发期，近年来虽然国家及各地政府均采取了治理措施，但灾害仍呈扩大趋势。

　　李连济曾于2004年主持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课题《我国煤炭城市采空塌陷灾害及防治对策研究》，在全国主要采煤区进行了广泛调研，“我们在充分考察采空区综合情况和历史情况的基础上科学测算，只要有矿产开采行为，就会形成采空区，而且是采多少吨煤就会形成多少平方米的采空区。以煤炭而言，仅山西近几年每年的产量就在6亿吨以上。”也就是说，与前几年比较，我国因采矿造成的采空区及由此引发的地质沉陷灾害，在面积上肯定呈扩大趋势，受灾人口还在逐年增加。

　　潜伏连环生态危机

　　“我们踩着有毒的泥土，呼吸着被污染的大气，喝的是难以处理干净的水，地里长不出健康的庄稼和蔬菜。”在山西、湖南等中部4省采访中，沉陷区很多干部群众沉痛地说。本刊记者调查了解到，当前，沉陷区生态灾难，主要涉及大气、水和土壤三大方面：

　　首先，空气污染严重。本刊记者从冷水江市政府了解到，“宝大兴”地区近年空气中二氧化硫最高小时浓度值可以达到23.645毫克/立方米，可吸入颗粒物的最高日均浓度值达0.254毫克/立方米，均远超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而在山西大同市南郊区口泉乡同家梁村，与“地陷”相伴而生的是顺着“地陷”裂缝四处乱窜的毒气。2008年8月，村民李志明全家4口人中毒，李志明老两口输液20多天才捡回性命。眼下，村里毒气飘忽不定，有害气体浓度最高时达到0.04PPM，为安全标准值上限的20倍。为了防止毒气危害村民，村里组织了一个配备检测仪器的4人小组，早晚各检查一次，不检测谁也不敢在屋里呆着。

　　其次，水资源破坏严重。研究表明，山西每采1吨煤，往往导致2.48立方米水资源损失。大同市有关部门介绍，眼下采煤造成当地地下水位以年平均1～1.5米的速度下降、水井干枯，地下水矿化度、总硬度大幅超标，有些有害物质超标达26倍，一些地方农民不得不以一担水3元钱的代价买水吃。

　　在降水充沛的湖南，沉陷区群众饮水水质安全问题异常突出。有的采矿沉陷区住户为了取水，房前屋后竟然需要打上4～5口井，在不同季节才能勉强用上水。在冷水江“宝大兴”及其周边地区某些地段，环保等部门监测发现水体含砷(砒霜)、含锑超标严重，地表溪流水、地下水系和水井砷含量都严重超标，上万人饮水安全存在问题。

　　再次，土壤污染非常严重。湖南冷水江市调查发现，当地土壤污染涉及面积近100平方公里。在一些土壤污染特别严重的地段，土壤中锑、砷、铝、镉分别超标200倍、28.3倍、14.5倍和68.4倍。土地石漠化严重，森林覆盖率仅为8%，石漠化面积达1.2万亩。

　　本刊记者在采访中获悉，个别矿山沉陷区受矿毒污染的土壤，已经导致农作物出现次生污染。医疗卫生部门调查表明，在这些土壤环境受到严重污染的矿山沉陷区，居民肿瘤和癌症发病率居高不下。

　　此外，“交互影响”不容忽视。本刊记者在采访中，还有专家认为，我国山西等华北地区所处的地震带近几年呈活跃趋势，采矿造成的大量采空区与其互为因果、互相影响，一旦发生大的破坏性地震，后果不堪设想。

　　在这些地方，由于尚未得到全面、系统治理，一些旧的采空沉陷区还没得到治理，而矿产资源继续开发又将催生众多新的采空沉陷区。如果不采取有力措施，新旧采空沉陷区交织，更多地下空间将遭侵蚀，资源型地区会有更多土地“悬空”，这种影响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其后果可能是毁灭性的。

　　治理主体模糊缺位

　　目前，针对采矿引起的地质沉陷灾害，晋、湘、鄂、豫等省份依托国家国有重点煤矿采煤沉陷区治理、矿山地质环境修复治理、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等项目进行治理。部分地区还试行了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预备金制度。

　　山西省在2007年和2008年由省、市、县三级财政筹措资金18亿元，开展了农村地质灾害治理工程，集中治理了全省采矿主体灭失地因采矿造成的村庄塌陷、房屋损坏和地下水疏干等地质灾害严重的村301个，解决了6.4万户、23万农民的住房安全、严重饮水困难问题。这些措施大大改善了受灾户的生产生活条件，促进了当地社会和谐稳定。

　　本刊记者在山西大同、湖南冷水江、湖北大冶等地采访发现，虽然开展了上述工程，但各县、乡政府平时仍不断面临地质沉陷治理任务，这些治理明显呈现出零星、个案、被动等特点。多位基层干部反映，县乡的治理只是在发生严重灾害、老百姓上访后采取一些应急式安抚、协调措施，只能暂时缓解矛盾。在很多地质沉陷区，因无法治理，只能采取人工巡逻、严防死守的办法。

　　本刊记者在调研中发现，县乡政府的无奈，源于当地财力的匮乏。山西省产煤大区大同市南郊区地方财政收入高达53亿元，但地方可用财力只有4.7亿元，实际上只是捉襟见肘的“吃饭财政”，每年还出现10%左右的缺口要通过赤字解决。

　　区治沉办主任赵海波说：“我们是财政大区、财力小区，地方财政没有什么力量解决沉陷区移民安置资金缺口问题。”据了解，南郊区有71个位于采煤沉陷区内的行政村需要整体搬迁，但由于资金等问题，截至去年底只有11个实现了搬迁或具备了搬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