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女两代人的影像深圳

　　深圳速度不仅仅是“三天一层楼”的国贸速度——今天一帮朋友吃饭，下周再聚，变成了另外一群人。有的人已经离开，远走高飞了。

　　文｜《小康》记者 苏枫 深圳报道

　　2010年8月26日，深圳三十年纪念日的下午，年轻的深圳市民们挤在地铁里，兴高采烈的讨论着传说中晚上的一场焰火表演，灰蒙蒙的空气中弥漫着喜气洋洋的味道。

　　由于某些原因，晚上的盛大纪念活动被临时推迟到九月份。市民中心前的大广场上，大家在漫长的等待之后，失望而归。夜晚的市民中心，如同一条粗重的黄金链子，重重压在深圳市的心脏地带，这座横向生长的庞大建筑比那些狭窄高大的楼房，更能彰显今日深圳的抱负和野心。

　　深圳过去三十年的变化，在深圳商报摄影记者余海波的底片中都存有记忆，他一直坚持用自己手中的相机记录深圳这座城市的方方面面，当这座城市经过多年的曲折生长，已渐成规制格局后，回过头去再看那些影像，你依然能闻到当年充满深圳的那种粗砺生猛的气息。

　　不过，当深圳的庆典开幕时，余海波却未能拍下这一时刻。上个星期，在连接深圳和香港的新地铁建设工地拍摄时，他不小心一脚踩空把腿摔断了。做摄影这行几十年，这是他头一回因公负伤。“以前爬的多高都没事，这次爬的最低，反倒摔着了。”他躺在病床上，无奈的笑着。

　　被梦想挤爆的城市

　　余海波来到深圳是在1989年，那时候的深圳是年轻人承载心中梦想之地。一趟趟列车开过来，这座城市快被一颗颗年轻的野心挤爆了。

　　从武汉大学毕业后，余海波坐了接近40个小时的长途火车，先到广州。然后转坐一辆长途大巴，4个小时后，他来到了深圳。天就要亮了，关外排着长长的、一眼看不到头的队伍，武警要检查每一个人的边境证。长期在内地生活的余海波感觉自己到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地方，有一种无与伦比的新鲜感。

　　终于入关了。余海波坐着大巴，海风吹拂，深南大道可以直接看到大海。现在，那里只能看到高楼大厦。

　　先来一步的两个大学同学来接余海波，他们告诉他，这个地方一切都是市场化的，需要求职、需要推销自己。余海波的一个同学，带着这样的信心拿着皮包找工作，接连敲开了三百多家公司的大门，终于定下海天出版公司。他工作了一个礼拜，拉了几单业务，就把余海波介绍到了这里。余海波在这个地方工作了四年，随后又在一家广告公司待了半年多之后，最终在媒体落定。

　　余海波和他的同学属于比较顺利找到工作的人。在80年代的深圳，更多刚来深圳的年轻人，由于暂时没有工作，也就没有落脚地。他们经常会去旁边的荔枝公园，花几块钱买个毯子睡在地上，第二天早晨起来，用冰凉的湖水洗洗脸，来一份一块钱的肠粉，领带一系，西装一穿，皮包一拿，里面装着真真假假的学校文凭，就可以继续去应聘了。

　　上世纪90年代，刚来深圳的年轻人的落脚之地换到了冬瓜岭安置区，现在的市民中心后面。1990年代的“冬瓜岭人”类似于去年全国媒体热炒的北京唐家岭“蚁族”，很多大学刚毕业的年轻人几个人一起合租，每个月花几百块钱，租个方形铁皮房子，就是一个暂时的安身之所了。2000年前后冬瓜岭拆建，建成了现在的福利房集中地，彩田村。

　　“刚从学校出来都有比较纯粹的梦想，深圳这个地方的一切都让你冷静下来，从梦想状态到理性状态，这样才能支撑自己的生存。”余海波说。

　　成千上万人的通途

　　1989年，余海波端起照相机，拍下了来深圳后的第一张照片。

　　在镜头中与这座城市对望的时刻，他找到了自己在这座城市生活的意义和这座城市独有的生存逻辑。

　　此后二十年，他穿行在大街小巷，拍下了深圳的点滴变化。在深南大道，人们最熟悉的邓小平手指前面、背书五个大字“五十年不变”的画像，最初只是一张小油画。当几个画家用竹竿搭起架子，在上面勾勒邓小平的面容时，余海波按动了快门。后来，他发现邓小平画像里的手指不再向前指了，1997年以后，不再有画家爬上脚手架，用画笔来描摹邓的面容，改成了巨大的喷绘。

　　在大芬村，蒙娜丽莎的微笑被重复在画布上描绘了无数次，并销往世界各地。“大芬村的蒙娜丽莎已经是大芬丽莎。”在余海波的镜头下，这个占领全球60%以上油画市场的村子里的人们展现了他们现实的疲惫与生存之梦想。

　　早年间，余海波经常在破旧的房子前给或早或晚来到这座城市的男男女女们拍照，远处是正在建设的高楼。后来，他的镜头里高楼越来越多，老街越来越少。守望这座城市20多年，他感觉这座城市“如同一列列满载风雨兼程北上南下的旅客的列车，带走了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这座城市如同一条通向理想的精神隧道，装载着生命的梦想、呐喊、绝望与希望。”

　　“社会边缘人群、既得利益者、时尚人士、走在底层的黑暗人群如犯罪者……所有的人都在路上，都在通途之中。究竟这种实现梦想的途径会给他们带来什么？有些人实现了自己的价值、梦想，实现了美好生活，但这只是少数。更多人来深圳丧失自我、丧失了很多人性中最美好的东西。”余海波说，后来，他把一个长达十几年的拍摄专题称之为《通途》，这是关于千万深圳移民从这里穿越、跋涉、启程、抵达并实现梦想的过程，这些影像真切记录了背井离乡的他们多年来经历的种种。

　　余海波拍过深圳的一个音乐人，同时也是一个画家，李伟民。他在八十年代来到深圳。1987年，李伟民河南大学美术系毕业后，在河南洛阳的唐三彩艺术公司工作，专门画唐三彩。有一次一批唐三彩要押运到深圳来，他就随着押运的车来到深圳，他发现这里什么都是新的，而洛阳是古都，什么都是旧的。“这是新的城市！我不回去了！我要留下来！”他感觉深圳才会有发展的天地。于是他开始跟日本人学习动漫，不再画古老的唐三彩。

　　“李伟民已经来到深圳十六年了，他的梦想是什么呢？他的梦想，就是追逐一种精神上自由，让这种自由在他的生活中一直延续下去，使自己的生命感觉到一种敞亮。他始终为了追求这种自由，所以生活就比较艰难，就比较痛苦。用他的话就说，生活的这种艰难让我望而生畏，现实让我望而生畏，但是我的梦想又让我始终兴奋。所以他一直在一种丧失与收获的交替中延续着，在深圳慢慢地延续着，一过就是十几年。他说：每当想起了我的梦想的时候，我就兴奋，我必须得这样活下去。”余海波说。这位镜头外的旁观者，通过拍摄别人的生活，也在旁观自己的心。

　　有一天，一大早起来，李伟民去会朋友，坐在公交车上，一个急刹车，触发了他对这个过于追求速度的城市的反思，他写下一首歌《死得快》：“火车跑得快，飞机飞得快，汽车开得快，死更快！”余海波认为，这首在深圳民间流传甚广的摇滚，跟这个城市的生存空间和时间是协调的，因为他真的写出了这个城市的特殊文化。

　　“没有在深圳这座快速的城市生活过的人是体会不到这种速度的。今天一帮朋友吃饭，下周再聚，有的人已经离开了。远走高飞了，变成了另外一群人。只有在这个城市真实生活过，才知道他的快、他的浮躁。现实、生存、陷阱带来伤害、孤独和死亡。机会和陷阱并存。勇敢者往往拥有脆弱的心，遇到挫折时往往脆弱。很多人在深圳没有找到自己的位置，就会离开或者衰竭。没有找到位子的失落的人，大有人在。”余海波说。

　　女儿眼中的深圳与父亲

　　余海波马不停蹄，记录着这座城市的光荣与梦想。

　　直到有一天，他也成为了被记录者。他的女儿余天琦9岁时从河南老家来到深圳，是不折不扣的新深圳人。在父亲忙着拍摄这座城市的成长时，她跟这座城市一起长大了。

　　2007年，正在英国读书的余天琦回到深圳过春节。远离深圳之后对这座城市新的感触使她注意到了父亲的镜头，小时候，父亲会给她讲每一张照片背后的故事。

　　她拿起摄像机，用另外一种记录工具，在春节期间跟随父亲的身影，父女两人一起寻找深圳。

　　余海波刚到深圳时拍过一张照片，上面是拥挤的深圳火车站，打工者们纷纷涌向火车。后来的二十年里，余海波无数次来到这里，而人们扛着大包小包的单薄身影和焦灼面孔，多年来从未改变。

　　2007年的深圳火车站，马上就是新年了。余海波蹲下来跟在深圳工厂打工的一家三口聊着天。刚上小学的、有着一头齐耳短发的小姑娘因为深圳学费太贵，马上要被父母送回老家读书。余海波问小姑娘：“深圳的小学学英语吧？”小姑娘说学。余海波接着说：“回家后老家的学校可能就不教英语了。”小姑娘的父母点点头，表情是隐忍的接受：“这里太贵了。”

　　在一座大厦的地下停车场。余海波给旁边的保安小伙点上一支烟，然后自己也点上，两人坐着闲聊。小伙今年21岁，对这个城市有颇多抱怨：“来深圳之前大家都说这里好。好是好，但是在这里，干什么都要钱，没有钱你根本玩不转。这是个没有人情味的地方。”

　　但这个“干什么都要钱”的地方，也有温暖的地方存在。余海波曾在还是荒山的莲花山上发现了一个专门给外来打工者的子女念书的小学。铁皮房子外面，挂着一个木头牌子，上面写着“上陆小学”。59岁的刘桂枝老人是这里的“校长”，也是所有科目的老师。儿子来深圳卖菜，因为没有深圳户口，孙子没地方念书，这位老教师来深圳是为了辅导孙子读书。他发现很多孩子跟他孙子一样，没地方读书。老人就用铁皮和木棍搭了一个简陋的教室，一年级到五年级，从左到右都在这个铁皮房子里上课。

　　这座违章建筑，城管几次要拆都没拆掉，直到1997年这个城市迎接香港回归的时候，莲花山被建成城市公园，学校终于被拆了。拆迁的当天，余海波拍了很多照片后在报社发了长篇稿子，讨论“这个学校怎么办？孩子们去哪里读书？”有一个做BP机的工厂老板看到了报道，帮助学校搬到了冬瓜岭。余海波又去拍了开学第一天的场景。过了两年多，冬瓜岭拆迁的时候，学校又被拆了，搬到了梅林社区。现在连余海波也不知道，频繁被搬迁的上陆小学还在不在了。

　　余海波走走停停，认真看着深圳每一个角落里的细微变化，他停下来和每一个人聊天，这些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构成了这座城市的真正面目。女儿在镜头后注视着自己的父亲，在父亲的讲述中，过去的深圳蜕变为今日的深圳；在女儿的目光中，父亲和深圳，正在一起慢慢变老。

　　余天琦把这些影像剪辑后，参加了第四届英国全国大学生电影节并荣获两个最高奖项：评委最高奖和最佳纪录片奖。这部作品最初的名字是《深圳——当代中国的转型》，但是余天琦更喜欢它的另外一个名字《梦寻深圳》。

　　在余天琦看来，深圳和她一样，都是“八零后”，有了现代时尚的外形，有对新事物敏锐的眼力，但还需要更加沉稳的思考和判断，而不是随波逐流。

　　毫无疑问，深圳是一座有特殊质感的城市。在那些高耸入云楼房的阴影下，在那些城乡结合部的嘈杂人声中，在那些拥挤的宿舍和车间，或许你能够通过余海波的和女儿的影像作品，触摸和闻嗅到这座城的三十年。

　　(文中图片为余海波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