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站在下一个30年入口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在30年前曾点燃了深圳人创的梦想。30年后，当人们不愿用时间换金钱，不愿再用生命换效率的时候，深圳的转型迫在眉睫

　　文|《小康》记者 刘建华 深圳 广州报道

　　2010，深圳，站在了下一个30年的未来入口。

　　深圳的成功有目共睹，从一个边陲小镇一变而为人口超过1400万的现代大城市，人均收入超过1万美元。“深圳模式”几乎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代名词。

　　但是深圳的隐忧越来越明显，深圳市委书记王荣称之为“成长的烦恼”“转型的阵痛”，在欢庆深圳30岁的“生日宴”上，这位主政者毫不讳言的说：“深圳作为一个现代化的城市，他死不掉，不但死不掉还会活得更好，但是深圳作为经济特区可难说。如果不再能履行改革开放的重任，或者没有新的作为，深圳经济特区就会不复存在。”

　　“累”的城市

　　在深圳市2010年政府工作民间报告(以下简称民间报告)部分中，50.7%的受访者用“累”字对2009年的生活作出评价，排名2、3、4的词语分别是“赶”、“拥堵”、“蜗居”。民间报告总结了深圳人对这座城市的切身感受。

　　深圳1400万人口中只有35万原住民，其他均是从全国各地移民而来，奔着深圳特区的大开发而来，并且其中有1000万未取得深圳户籍，他们是完全的机会主义者，有着极强的机动性，随时有可能大规模离开这个城市。

　　深圳市政协委员、中国致公党深圳市委委员金城把这群人称为“热人”，与“热钱”相对应。当深圳发展的机会多时，全国数百万计的年轻人一涌而来，制造了这个一夜城的世界奇迹，可是当他们认为深圳不再有机会时，就会一哄而散，将这个崩溃的城市留给管理当局。

　　在深圳打拼了6年的孙晓，现在已是深圳某外贸企业的中层领导，谈起在深的几年，颇有感慨。“说实话，深圳物价飞涨，尤其是房价，说是降了，但关内一套2房的小区房依然要租到4000以上。关外的房子虽然便宜，但全是农民房，环境差治安差不说，一到下班时间，开往关外的公交车把人都挤扁了，有些衣着光鲜身材娇小的女子被挤得紧贴着车门，像个肉饼似的。”

　　在深圳的小公司做前台、文员等，关内大都不包吃住，工资都在1000-2000之间。孙晓下面的职员，文员岗位的女孩每个月不到2000元工资，一年下来几乎没积蓄，每天还累的要命，在关内是没办法租得起房子的，只能住在关外，每天一大早就挤公交车入关上班，下午五六点之后又得挤回去，在公交车上就得花两个多小时。对于他们来说，在深买房只会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除了极少数精英凭借自身特殊的条件或者艰苦卓绝的努力成功地在深圳站稳脚跟之外，大部分农民工都成为这个城市的匆匆过客：自身无法获得进一步的发展，残酷的户籍制度也打碎了代际流动的希望。“这个人群没有归属感。30年了，深圳的转型要把这一点当作很重要的考虑因素。必须绝对降低这一类人的数量。”深圳市人大常委、深圳市委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王富海说。

　　经过多年打拼如孙晓一样留下来的深圳人，会把它作为这个城市增加他们幸福感的一个目标。来深圳工作、创业、闯荡的年轻人，虽然在经济地位还处于萌芽状态，但他们却是深圳的主流人群，30年来深圳的这批主流没有变过。但现在，情况也在发生变化。2000年时深圳还可以称是全国白领收入最高的城市，但现在深圳白领的平均工资水平已经不能与北京、上海相比了。与此同时，深圳房价一直高企，高房价的人才挤出效应已经出现。

　　“上海世博会的主题是城市让生活变得更美好，说的就是，把人的幸福和人的生活和这个城市挂钩。深圳也一直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王富海说。

　　曾以“深圳你被谁抛弃”一文知名的传媒人呙中校则认为，假若地方基础设施不健全，不能满足居民的需求，纵使深圳GDP再高，生活在此的居民也不会感到真正的幸福快乐。在前30年中，来深圳的人们情愿用时间换金钱，用生命换效率。30年后，那些来些掘金的人们却逐渐失去了对生活的激情和期盼，变得有些麻木和迷惑。

　　深圳人激情的失去，使人们再次开始对这座城市发出追问，这里需要新的城市精神。

　　发展之惑

　　深圳的30年，前20年时间是在快跑，“进入两千年之后，嚷嚷着转型。我也一直在跟踪着转型的说法，实际上，我们舍不得放弃我们的速度，不愿意稍微喘气休息一下。”王富海认为，深圳转型的力度远远不如继续快跑，继续GDP挂帅，继续维持多少个第一的地位来得更强。

　　深圳仍在继续“加速”前进。在“30岁”生日前后，深圳先是扩大了自己的地盘，将特区的面积扩大到关外。随即筹划已久的“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的启动获得国务院批准。

　　公开的规划显示，这一国家级的深港合作平台，将以创新金融、现代物流、总部经济、科技及专业服务、通讯及媒体服务、商业服务六大领域为主，计划到2020年，当地生产总值(GDP)达到1500亿元，即每平方公里的产出就约为100亿元。

　　深圳由“快”转“大”，似乎是实现当下城市转型的快捷之道。但王富海对此却充满了忧虑，在他看来，深圳历届政府采取的都是同一个思路，都在选择直径。

　　王富海直言，土地财政被政府过度过早地消耗。从1987年开始，各届政府都以低价从原住民手中征地，然后高价拍卖获取建设资金。每一届政府都去捡相对比较容易的事情来做，就如土地财政，卖地，房地产，GDP上去了，这是被历届政府公认为代价最小、相对收益最大的最聪明之举。

　　早期以1000-2000元一平米拍卖价格计算，每平方公里政府收入10-20亿元。1991年至1994年为建设盐田港，深圳市国土局两次将6个村村民世代耕种的良田征光，村民只剩山边未开垦的贫脊山地。2004年深圳宝安、龙岗两区的城市化更是将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直接划归国有。在很短的时间内，把可用的资源都拿来用了。

　　“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放纵，这是消耗资源最猛烈的一种。”王富海说，就如光明新区被工业占掉之后，最新的一块空地就是前海。30年过去了，成就已实现，矛盾也逐渐凸显。王富海曾在深圳市人大会议上建议“我们要适度地降低经济增长率。在方向性、结构性的调整带来一定程度上的政绩的损害。”

　　“我觉得这个城市过去冲的太猛，可以说很有冲劲，但深圳是一个并不是很睿智的城市。从长远发展来看，深圳不够冷静。”王富海直言不讳。

　　转型之痛

　　深圳富士康今年来发生员工连续跳楼事件之后，被认为是深圳产业发展与现实困境冲突的典型代表。

　　6月9日，富士康集团总裁特别助理孙玉麟曾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深圳不再适合搞制造业。富士康三年前就提出，深圳是新产品、新技术、新能源的‘三个中心’。” 深圳富士康早在2006年就计划搬迁内地，但这项开始于4年前的计划在最近半年可以说是“超速”在运作。

　　今年两会期间，深圳市政府就表示，深圳面临“土地、能源、环境、人口四个难以为继”的背景，市政府正在推动新一轮的产业升级。深圳已经容不下富士康继续粗放式扩张，转而更希望发展总部经济。深圳大学产业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魏达志认为，深圳对富士康模式已越来越不欢迎。深圳市市长许勤曾表态：“希望富士康把管理总部、运营总部、研发总部、财务总部放在深圳，在深圳的发展按总部经济的形态来做大做强。”

　　许勤希望深圳的经济环境通过“引进来”、“走出去”，也就是响应广东腾笼换鸟、产业双转移的经济策略。

　　“把笼腾出来，就可以进来好鸟吗？”北京大学深研院社会学教授于长江认为，产业转移未必能按着规划好的路线走，新进来的也未必都是好企业，好企业又能留住吗？不断传说着某某公司要迁离的消息令深圳感到彷徨，虽然传言大部分被否认或证伪，但“逃离深圳”的情绪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里蔓延。先是深圳平安转向上海建造平安金融大厦，接着又传出深圳本土发展起来的两大高科企业中兴和华为拟把总部迁往上海，无论中兴和华为要“弃”深而去的消息是真是假，都足以震撼直插云宵的赛格广场。

　　2010年8月23日，国务院通过修订后的《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2010-2020年)》。深圳市首次被赋予全国经济中心城市和国际化城市的性质，并被要求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城市。按照产业规划，深圳市三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目标是未来5年实现6500亿元的产值，其中生物医药年销售收入要达到2000亿元，成为世界知名、国内领先的国家生物产业基地；互联网产业年销售收入要达到2000亿元，成为我国乃至东南亚地区发展互联网产业的领先地区；新能源产业年总产值达到2500亿元，成为国家新能源的重要基地。

　　“深圳特区的前30年取得了的辉煌成就，这离不开当时中央的坚决支持，深圳今后的30年，要发展，仅靠深圳显然不行，更需要中央给予大力的支持，高度的关注，指方向，甚至撑腰，否则，我觉得总书记对深圳的期望，可能会做不到。”王富海说，深圳已经站在下一个路口，不能回头。

　　在前30年中，来深圳的人们情愿用时间换金钱，用生命换效率。30年后，那些来些掘金的人们却逐渐失去了对生活的激情和期盼，变得有些麻木和迷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