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要识什么

　　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副主任、教授 谢志强：对“战略知识分子”的讨论不管最后结果如何，它已经有了重要的附加值，进一步引起和强化了知识界对战略问题研究的关注；引发了对知识分子定位的思考

　　中国需要战略，中国需要对战略问题进行很好的研究，中国已经开始形成研究战略问题的气候；中国需要产生一批研究战略问题的知识分子

　　在中国，知识分子是一个非常优雅的称谓，我们说某某是知识分子，脑海里会有一种对其肃然起敬的感觉，这与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尊师重教的传统有关。

　　当前中国正处在大变革、大发展的关键时期，当下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很多，同时战略问题也变得异常突出，两方面的研究都缺一不可，都是推动中国前进的重要因素。我们需要一批既埋头拉车又抬头看路的具有实干精神和志存高远的大专家、大学者，能够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和长远发展付出大智慧的知识分子。对于战略知识分子的提法，我的看法是中国需要产生一批研究战略问题的知识分子，但是研究什么问题不一定非要冠上一个什么名称，这显然不合适，这里面有些基本的问题要解决好，我想主要涉及到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对概念要有一个科学的界定。对一些问题的讨论见仁见智是非常正常的，但有一些争论属于对相关的基本概念界定不清。记得有人曾经对知识分子作过这样的解读，大意是只知不识叫知道分子，既知又识才叫知识分子。我想一字之差则是两种境界。知识分子要识什么？就是要识大局、识长远、识根本、识规律，这些就是战略问题。所以知识分子研究战略问题是在情理之中，是责无旁贷的义务，是应该担负起来的责任，如同本职工作一样，这是知识分子这个特殊的社会角色应有的行为规范。古人言，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具有这样的胸怀和视野。

　　二是分类问题。分类是为了将大千世界繁杂的对象变得条理化，使检索和查阅变得十分方便，使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变得清晰和简单。分类是一门科学，我对此没有研究，但任何分类肯定都是有目的的，都要起到它应该起的作用，否则分类就失去了意义，而且还会搅乱人的思维。从知识分子在地区、行业的分布，可以将知识分子分为农村知识分子和城市知识分子，教育系统的知识分子和卫生系统的知识分子等。从知识分子本身研究的问题去划分知识分子的类型不是完全不行，但觉不妥，例如在社会学研究中，有人偏重于理论探索，有人偏重于应用对策，据此是否可以将这些知识分子划分为理论(型)知识分子和应用(型)知识分子呢？显然不行。理论来自实践，实践又需接受理论的指导，二者相互依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战略和战术之间的关系也大致如此，彼此不能分离，在此基础上划分出战略知识分子和战术知识分子，自然会感到十分别扭。

　　既然“战略知识分子”提法不合适，为什么提出来后引起了一定反响呢？我认为，一是中国面临的诸多问题迫切需要加强对战略问题的研究，尽管我们已经提出了不少发展战略，有了一个初步的战略体系，但研究工作远远没有完成。二是知识分子自身存在的一些问题，如学术上的急功近利、行政化倾向等。“战略知识分子”一语惊醒梦中人，知识分子要认真反思自己的角色，是越来越接近知识分子的本色，起到了既知又识的作用，还是越来越偏离这个本位，甚至异化了。

　　对“战略知识分子”的讨论不管最后结果如何，它已经有了重要的附加值，进一步引起和强化了知识界对战略问题研究的关注；引发了对知识分子定位的思考，会促使一些人重新观照自己，回归知识分子本位；进一步推动了对大国复兴与知识分子责任之关系的再思考，在创建主流价值和多元文化中，知识阶层应该承担起何种责任？所有这些都是值得我们珍惜的重要战略成果，是知识分子之“识”中所得。

　　中国需要战略，中国需要对战略问题进行很好的研究，中国已经开始形成研究战略问题的气候；中国需要产生一批研究战略问题的知识分子，中国已经开始积累这方面的人才。

　　对美国有利的战略思想，有些实质是谬论

　　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中国委员会会长 马振岗：在中国现在的环境条件下，即便有战略知识分子能够提出战略性高见，如果没有顺畅通道，也难起作用

　　刚听到战略知识分子这个词，我觉得这个提法很新颖、很新鲜，颇有吸引力，或者说诱惑力，没有肯定或否定。后来看了一些有关的文章，包括陶文昭教授最早发表的那篇文章，认真思考了一下，越来越觉得有点不明白，有点迷惑了。主要有三点：战略知识分子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们的实际作用是什么？这个概念在当今社会里有没有现实可能性或者可操作性？

　　战略知识分子如何界定

　　我国处于重大历史转折时期，确实需要更深入研究战略问题，对国家发展中各种问题提出前瞻性看法和建议。研究战略，不仅限于知识分子，政治家包括政府主要领导更需要有战略思维。这里基本是指研究的方向或研究的类别，而不是从事研究战略的人员的定性。从事研究战略问题的知识分子与“战略知识分子”是不是一个概念，我觉得还是大不相同。究竟如何界定战略知识分子，这需要科学的、确切的、能被广泛接受的定义。在我所读到的有关文章中，一直没有找到任何关于战略知识分子的明确界定，而更多的是些高谈阔论式的堆砌。陶教授在他的文章中有一些对战略知识分子的描述，人民论坛在调查选项中也列出了几条标准，我反复思考，总觉得所谓战略知识分子是用文字描绘出来的抽象的高大全形象，实际上很难有人能如此完美。如果综合所有提到的条件作为标准去选拔战略知识分子，不要说一批，恐怕一两个也选不出来。再说，这些要求的尺度怎么衡量和掌握也是个问题。我们现在不乏各种高级的头衔，实际效果如何就难说了。在这方面我们是有经验教训的。

　　知识分子是一个门类学科繁多、人员千差万别、工作岗位不一的庞大群体，是互相依存、互补互济、共同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他们分工不同，作用也不一样。这样一个群体里，谁算战略知识分子，谁又不是，谁高谁下，谁重谁轻，实在难以区分。袁隆平教授不是研究战略的，但他解决的问题是真正战略问题，而且是国际战略问题。陈景润一生都研究1+1=2这样一个问题，他却曾站在这个学科的前沿。他们算不算战略知识分子？什么叫战略知识分子，我觉得这个概念非常难以界定。

　　毫无疑问，我国处于大变革时期，更需要战略思想。实际上我国既有发展的总体战略，也有一些具体的战略策划。邓小平关于我国实现现代化“三步走”的战略，在21世纪头20年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等等，都是大的战略。但在世界错综变化的时代，各种问题层出不穷。在我们的社会里，的确需要有一些人具有战略思维，站得高一些，看得远一点，眼睛盯着大局，对有些问题进行高瞻远瞩研究，未雨绸缪，提出想法和建议。比如能源问题、污染问题、气候变化等问题，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我国国际地位提升后面临的新形势和新挑战，诸如此类问题，都需要有人从战略角度先行研究，提出及时应对方略。

　　这些人从事的是战略性研究，国家需要这样一批人才。但需不需要提出战略知识分子这样的概念，还应认真考虑和探讨。如果一定要搞，就必须有科学的界定，公众认可，社会承认，否则将会弊多利少，更不能靠什么推举、公选、赐封。有些人社会名气很大，其实在学术界名气不是很大，这类事并不罕见。

　　对美国有利的战略思想，并不意味着其手中就“掌握真理”，有些实质是谬论

　　整体讲，知识分子对社会进步具有重大作用，但决定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不是一般概念中的知识分子。真正“具有推动发展、影响历史、影响未来的重要作用”的，“有引领时代潮流的精尖的战略预见性人才”，古今中外也没有几个。他们不是“踱方步”的谋士，而是具有雄才大略的领袖人物。在我国近代，只有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少数几个人称得上。

　　在例举战略知识分子的具体人物中，中国孔子、老子、孟子等人以及美国学者萨缪尔·亨廷顿、弗朗西斯·福山、约瑟夫·奈等人被提及。他们是否是“战略知识分子”，恐怕要具体分析。老子是伟大的辩证思想家，但他“小国寡民”的政治主张，总不能算是“引导时代潮流”的战略预见。孔孟都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但孔子的政治主张并不为各诸侯国器重，直到汉朝儒家思想才被“独尊”推崇，后来则成为社会发展进步的障碍，“五四运动”中还举起了“打倒孔家店”的旗帜。

　　美国的几位学者学术上确有一些成就，但对他们的作用应做实事求是的分析。他们既没有“引领时代潮流”，更不是“真理掌握在他们手中”。萨缪尔·亨廷顿最有名气的是他的《文明冲突论》，刚提出时美国国内就有争论，后来发生了“9·11”事件，有人就推崇他的“预见”。用“文明冲突”解释恐怖主义行为是一些美国人的歪曲，企图为美国在中东的错误政策开脱。恐怖主义的深层次的原因是政治，而不是“文明的冲突”。从时代发展的角度和国际大局的视角看，“文明冲突论”本质是错误的，世界大多数人都持反对态度，奥巴马总统在埃及的讲话实际也否定了这一观点。福山在冷战行将结束时推出《历史的终结》一书，做出世界历史将终结在资本主义的体制上的论断，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看，这实质是对当时世界发展的西方一种过于乐观的误判。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的概念，这确实是一个颇有新意的说法。但“软实力”的运用古今早就有之，只不过没有这样生动的用词。美国实际在国际上一直重视“软”“硬”两手，并不是“软实力”这个概念提出后才开始做。

　　我国古代倡导的“王道”和“霸道”，实质就是指“软实力”和“硬实力”。美国很重视战略研究，美国几所名校也盛于此道，提出不少战略报告和文件，有的被政府采用，多数则不被重视。美国等西方国家称强世界，固有具有战略思想的知识分子的因素，但也不能夸大他们的作用。基辛格博士可算是具有很强战略思想的政治家，但如果没有尼克松的赞赏，恐怕也难发挥作用。英国从“日不落帝国”衰败到现在的境地，不是因为没有懂战略的知识分子，英国的战略研究也是很强的。还应看到，美国的战略研究根本上是为美国的利益和国际地位服务的，我们应从世界人民利益的角度对美国的战略理论加以判断，对美国有利的战略思想，并不意味着其手中就“掌握真理”，有些实质是谬论。

　　既不能贬低知识分子的作用，也不能夸大知识分子的作用

　　我认为，既不能贬低知识分子的作用，也不能夸大知识分子的作用，包括所谓的战略知识分子。要看到知识分子的局限性，就大多数从事战略研究的知识分子来说，他们主要起“谋士”的作用，为国家出谋划策。创造出一个“战略知识分子”的概念或头衔，把他们说得神乎其神，究竟有多大现实意义，值得研究。有的学者提出战略知识分子不是政府官员做的，我觉得还是要务实一点。真正为国家、为人民长远谋划、高瞻远瞩的知识分子，他们的作用一定和社会结合，要和政府结合，要和实践结合。不能只摇着羽毛扇“闲庭信步”，更不能自命清高，自以为是。

　　钱学森向温总理提了个问题，我觉得提的很深刻。钱学森为什么向温总理提，而不向其他学者提出，他很明白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国家的决策，需要改进整个大的环境。提出战略知识分子的概念，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

　　当前我国知识界确实存在不少弊病，一些知识分子身上也存在一些毛病。但靠一个战略知识分子的概念能否改变或改善这一切，我抱有很大怀疑。因为这些问题的出现，与一些体制有关，与大的社会环境有关。推动对当今社会知识分子应具备的标准和品质开展讨论，提高大家认识，成一种社会“压力”，可能更有现实意义。

　　对战略知识分子的提议我不反对，但也不赞同

　　任何新的提议和概念，只有具备现实意义，才有可操作性。关于战略知识分子的概念，我觉得不好操作。

　　首先，战略知识分子的界定、标准和作用，现在还缺乏明确的解释，认识也不一致。即便支持这个提法的人，看法也是多种多样，角度不同。这可能是操作的最大困难。

　　另外，与我国政治体制、社会氛围、接受程度等有关。研究美国的学者知道，美国学者研究的氛围和条件相对好一些，可以听到各种各样言论，包括一些“奇谈怪论”，而且有人出钱，所以像《文明冲突论》这类的思想才能出来。我国政府现在很重视知识分子作用，鼓励知识分子畅所欲言，发表意见，但现实生活中仍存在某些局限。说实话，有些见解和观点能否顺利上达，中间会碰到什么梗塞，那就难说了。在中国现在的环境条件下，即便有战略知识分子能够提出战略性高见，如果没有顺畅通道，也难起作用。如被认作“奇谈怪论”，就更难出台了。

　　再就是知识分子本身的问题。我国有很多优秀的知识分子，但也有些质量不那么高、品德不那么好的。知识分子优点很多，缺点也不少，比如不实事求是，互相不服气，甚至沾染了一些不良习气。提出战略知识分子的本意也许是好的，但搞不好就可能助长浮躁情绪。

　　基于以上三方面考虑，对战略知识分子的提议我不反对，但也不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