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个滞后”困扰大国复兴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研究所所长 高祖贵：“战略知识分子”这个概念的界定，要用发展和联系的观点来看，更多地突破已有思维框架的限定

　　“战略知识分子”概念的提出，正是响应国家发展迫切需要和各界热切期待，为解决当前“五个滞后”作出的积极重大尝试和努力

　　“战略知识分子”这个概念一提出就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和讨论，说明它触及到了一个跨越理论和实践各个方面的重大问题。仔细分析，可以看出，有关这个概念的反对者和支持者尽管对具体的表述意见不一，但观点背后其实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当今中国的发展和民族复兴迫切需要加强战略研究和战略创新，这是各界共同的期待。之所以如此，至少有五个重要的背景性原因，或者可以概括为“五个滞后”：

　　一是战略研究滞后于国家发展的需求。尽管战略研究已经在各界受到不同程度的重视，有的方面的战略研究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成果，国家也在加紧制定各类不同形式的战略，但是，由于我们的国家发展变化太快，世界的发展变革和调整太快，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变化太快太大，这对战略研究和战略谋划提出越来越多、越来越高的要求。现有的战略研究和战略谋划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

　　二是理论和实践的结合滞后于需求。我们党历来重视理论联系实际。当今世情、国情、党情的发展变化，对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搞理论工作的需要更多更深入地了解和把握不断快速变化的实践，从事实际工作的需要提升理论思想水平，善于从更高站位和更宽广视角来看待和处理问题。为什么以往有很多争论，我觉得就是结合的问题。如果战略实施肯定要结合，很多理论需要实践，但是实践和理论脱节。

　　三是理论和实践的全面系统滞后于需求。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深入发展的大背景下，当今世界演变的系统性和国家发展的系统性均已达到新的更高水平。这要求理论研究在专业化深入发展的同时更多注重综合、交叉、集成和提升，要求实际工作在遵循规律深入做好具体工作的同时要兼顾全局联动。

　　四是理论和实践的中外结合滞后于需求。当今中国的复兴是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深入发展的条件下展开的，是在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和向全世界扩展的背景下展开的，是在国际国内两个大局高度紧密互动背景下展开的，这意味着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无论是哪个领域和方面，都需要在更加全面深入掌握国情的同时，尽可能全面深入地了解世界和把握世界发展大势，搞好内外结合。

　　五是理论和实践的科学、理性和深刻滞后于需求。这表明贯彻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和紧迫。“战略知识分子”概念的提出以及《人民论坛》就此进行调研、刊载文章和举办高层论坛，正是响应国家发展迫切需要和各界热切期待，为解决上述“五个滞后”作出的积极重大尝试和努力。这至少将在两个方面产生积极促进作用：

　　一是有利于激发思考、推进讨论、提高认识，推动各界在深入讨论的基础上形成比较广泛、理性、负责的共识，进而从各自不同角度为更好地适应上述国家发展的需要作出更大努力。

　　二是有利于形成更多的中国概念、中国主张、中国思想，推动构建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这对内有助于引导舆论健康发展和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对外有助于提升政治影响力、形象亲和力和道义感召力。

　　至于“战略知识分子”这个概念的界定，要用发展和联系的观点来看，更多地突破已有思维框架的限定。总体看，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未来进一步的改革开放发展，当今中国正在和即将为“战略知识分子”的形成和壮大提供越来越多的有利条件，为其发挥更大作用提供更加广阔的空间。

　　任何科学的提法都是时代的需要

　　——关于“战略知识分子”之我见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改革和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 邹东涛：必须肯定，战略知识分子对国家和社会的影响大于非战略知识分子，其贡献也是巨大的

　　战略的特色是“高瞻远瞩，宏观规划”，战术的特色则是“脚踏实地，微观落实”。显然，战略是主宰和决定战术的，战略上的失误是全局、根本性的失误。而没有战术(策略)支撑和落实的战略则是一纸空文

　　我旗帜鲜明地赞同“战略知识分子”这一提法。任何科学的提法都是时代的需要，而时代需要的东西必然会推向时代前沿。因为大国崛起需要大战略，而大战略需要战略知识分子。如果没有这种知识分子，实践必然地会创造出这样的知识分子。

　　“战略知识分子”的内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战略知识分子”指各个行业和专业从事战略研究的知识分子，比如军事战略、外交战略、科技战略、改革战略、发展战略、重大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等等。我想，《人民论坛》提出的战略知识分子则相对狭义一些，不含重大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主要是指社会科学界与我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和走向世界大国战略思维有关的知识分子。

　　之所以我对战略知识分子的提法情有独钟，因为自改革开放伊始迄今，无论是在基层的陕西安康，还是西安、北京，我自己大量的思考、研究和著述主要集中在国家和社会的宏观层面，亦即战略层面，其中有经济问题，也有非经济问题。而这种思考、研究和著述，大部分不是任何组织的派遣，而是自觉自愿自主的行为。应该说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即自改革开放伊始就加入研究队伍的知识分子，大多属于这种类型。

　　战略是主宰和决定战术的，战略上的失误是全局、根本性的失误。而没有战术支撑和落实的战略则是一纸空文

　　战略原本是研究战争的用语，是相对于战术(策略)而言的。战略的基本含义是关于全局性、未来性、长远性、根本性的重大决策。而战术(策略)的基本含义则是实现战略目标而制定的近期、局部的手段、举措和方法。战略的特色是“高瞻远瞩，宏观规划”，战术的特色则是“脚踏实地，微观落实”。显然，战略是主宰和决定战术的，战略上的失误是全局、根本性的失误。而没有战术(策略)支撑和落实的战略则是一纸空文。

　　中国和世界自古就产生了一大批著名战略家，如商鞅变法战略，为秦始皇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基础；诸葛亮的《隆中对》从战略上分析了东汉末年群雄纷争中的天时、地利、人和大势，助刘备建立了蜀汉。中国古代的《孙子兵法》和德国克劳塞维茨的《战略论》，都是世界历史上的著名战略经典。

　　毛泽东则是世界公认的大战略家，他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主要著作，成为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的指路明灯。

　　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功与中华民族的和平崛起，如果没有战略上的正确设计和决策，是不可思议的。我们把邓小平同志尊称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总设计”就是“战略规划”。如改革先农村后城市、先简单后复杂、先温饱后发展、先试点后推广、先经济后政治、先计划与市场相结合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渐进式推进，以开放促进改革的“倒逼机制”、经济发展阶段的“三步走”、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等等。而这些战略又包含着一系列正确战术的落实。

　　我们必须看到，邓小平的“总设计”和几代党中央领导集体不断深化改革的战略决策，离不开一大批战略知识分子的群策群力，因为所有战略规划和决策都创造性地吸纳、集合了一大批战略知识分子对改革开放的战略探讨和战略思维。

　　战略知识分子对国家和社会的影响大于非战略知识分子，其贡献也是巨大的

　　必须承认，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涌现了一大批战略知识分子。什么是战略知识分子？我想，无非是对中国改革开放发展进行战略思维和研究的知识分子。战略知识分子不掌握公权力，但自主忧国忧民，高瞻远瞩地思考和研究中国长治久安和民富国强的大战略问题。

　　这就客观上对战略知识分子有着更高的要求：要有博大的胸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心胸和抱负；要有广博的知识结构，不仅要有较深的经济学、哲学、法学修养，也需要文化、社会、中外历史的修养，如同我多年前提出的“十字型人才”，即既具有比较全面的知识结构，也需要在某一方面有较深的思考，从而能够和善于创新的人才；要有战略思维的兴趣和能力。

　　必须肯定，战略知识分子对国家和社会的影响大于非战略知识分子，其贡献也是巨大的。然而，我们必须以平常心看待战略知识分子，不要以为谁有战略思维就更伟大，就高人一等。有人善于搞战略思维，有些人善于搞战术思维。战略知识分子与非战略知识分子是思维和研究的分工，而不是身份的分等。

　　国家和社会需要战略思维，也需要非战略思维；需要有研究长远、重大问题的，如长远发展规划、宏观经济稳定，但并不需要大批人从事此项研究；也需要有研究短期、局部、具体问题的，如价格、市场竞争、楼市、企业管理等，而且需要更多的人从事此项研究。

　　因此，我认为，固然要承认和肯定战略知识分子的存在、地位和作用，但不宜于刻意单方面评选战略知识分子，更不能专门评选“优秀”战略知识分子。因为这样容易引起知识分子内部的对立与分裂。我国知识分子队伍的团结和凝聚比某个方面“评优”对国家、社会更加重要。

　　识别那些话语的圈套

　　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教授 李德顺：我们中国现在的形势，是出思想大家的时候了。我们应该出大家，也能够出大家

　　要理解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还是要用科学、民主、法治的眼光，要多琢磨“理”，少算计“人”，更要识别那些话语的圈套

　　我不主张热炒“战略知识分子”这个概念，这里透露出的是一种文化浮躁的信息。如果以提高知识和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推动中国社会的振兴为目的，那么这种热炒则是一个战略性的错误。

　　“战略”的重要性与“战略知识分子”概念并不相干

　　在我看来，围绕“战略”两个字已经说的太多，而对“知识分子”却思考得太少、太不够了。对“知识分子”概念缺少深入思考和反思，却出于某种需要而反复炒作，这是近些年社会上急功近利、文化浮躁中的一个典型迹象。实际上，如同道德的重要性并不是实行“以德治国”的合理根据一样，“战略”的重要性也与提出“战略知识分子”概念并不相干。怎么看知识分子，需要一点客观冷静的精神。

　　我们过去曾有一个偏向，就是轻视知识和知识分子，把知识分子看成是“皮上之毛”，总是要给它找张“皮”来依附。这意味着知识分子是没有独立性的存在，知识分子没有自己独立的人格、权利和责任，完全是一个依附性的社会阶层。当然，这是“左”的时期的旧观念。这个观念在文化大革命后被邓小平纠正了。纠正以后又出现了另一个偏向，就是追求知识分子的特殊地位，标榜知识分子要充当社会良知的代表和道德权威，充当裁判者、社会批判者甚至是反政府主义者的角色，等等。

　　有些人热炒“知识分子”概念，或把它转化成什么“知道分子”、“公共知识分子”等，现在又提出了“战略知识分子”。我理解，这些仍不过是在同一个旧的思路上走极端的表现，并不代表科学、严谨、求实的精神。

　　关于知识分子，不仅有一个科学认识问题，也有一个价值追求问题。我们需要从根本上开始，去探索怎样理解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地位和作用。我在90年代曾为这个问题写过文章，后来收进《话语的圈套》这本书里。我认为，在现代社会，知识、科学、文化越来越成为公共领域、公共财产、公共权力；知识分子的特殊性，就在于他是人类知识、精神文化成果的继承者和传播者、生产者和开创者。在这种情况下，对待知识分子最重要的、根本的态度，是充分理解、尊重他们，发挥知识、科学、思想、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这是问题的“理”之所在；而知识分子作为一些个人，则是在社会分工中，承担这些作用的具体“人”。一般说来，理是不变的，而人是多变的。所以要理解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还是要用科学、民主、法治的眼光，要多琢磨“理”，少算计“人”，更要识别那些话语的圈套，排除那些误导人、诱惑人的虚假概念。

　　划分和推选什么“公共知识分子”、“战略知识分子”、“知道分子”之类，原本是一些学者自己提出来的。当然，学者个人研究什么问题的都有，提出什么概念的也都有，这些应由学界自己去探讨和澄清之，不要轻易拿到学术以外去解决。一旦动用国家社会的行政权力和媒体的公共权力来干预和炒作，就会图了一时的热闹，而丢失了科学、民主、法治的文化精神，甚至导致一些人心态失衡。从真正战略高度思考问题，我们应该强调知识的重要、科学理论文化的重要，不要让知识分子心态失衡。

　　所以说到“战略知识分子”，我觉得这个提法总体上给人的文化感觉并不好。如果按照“战略”这个概念的严格定义，古往今来的大哲学家都不应该算战略知识分子，而应该是“超战略知识分子”！问题是，戴上这顶帽子有什么意义？我想，假如人家给我戴“战略知识分子”的帽子，我会觉得不是光荣，而是耻辱。为什么？就像我本来有自己的一身衣服，一直穿着，你偏跑过来说有一套更好的衣服，结果让我穿上一身花里胡哨的新衣服，这就让人很不舒服了。我为什么要按你的标准穿衣服呢？这就是我一再强调要“多讲理、少琢磨人”的意思。

　　时代呼唤思想大家，但切记南辕北辙

　　我们中国现在的形势，是出思想大家的时候了。我们应该出大家，也能够出大家。但是怎么出大家？不是你想要出，号召出，就能够出大家的。近年来中央和各级政府扶持出大家的政策很多，如“跨世纪人才”、“百千万工程”、“长江学者”、“211”、“985”、各个层级的“大师”培训班等等，投入的力度很大，钱也花了不少。效果怎样呢？我觉得，有些做法本身是有问题的。打个比方：如果一个瓜农，想让自己地里长出又大又好的瓜来，但他不是好好经营整块瓜地，而是到地里去挑选出几个瓜来，指定它们长成大瓜，并且把水肥等资源只向这几个瓜倾斜，还不时去拨弄这几个瓜，看它长得怎样，那么他能够收获很多又大又好的瓜来么？

　　思想文化领域里真正的大家、大师是怎么成长起来的？要想回答这个问题，远的不说，我们不妨就近研究一下马克思：马克思是如何能够写出《资本论》来的？除了他个人的天才和勤奋，有哪些社会条件对他是有利的保证？弄清楚了这一点，我们的国家社会，现在就可以致力于把那些有利的保证条件都充分供应出来；再研究一下：马克思为什么没有写完《资本论》？因为他实际上是穷死、累死在半路的。那么，我们的国家社会，能不能把使马克思完不成《资本论》的所有不利条件统统加以改善呢？改善以后，让现在的“马克思”们能够安心完成他们的“资本论”。如果这两方面的条件齐备了，我相信就迟早会出当代的马克思，出当代的大师。国家社会在提供了上述保证之后，就可以坐等大家、大师出现了。是不是呢？

　　所以，要出大家(“战略知识分子”)的愿望是好的，但不要干南辕北辙的事，不要干欲速则不达、起反作用的事，否则就会犯战略性的错误。

　　延伸阅读

　　究竟该如何界定“知识分子”

　　对于“知识分子”，历来有各种不同的理解与对待方式。迄今我们看到的最典型的界定主要有两种。

　　第一种是政治社会学的界定。如《辞海》1989年版对知识分子的界定是：“有一定文化科学知识的脑力劳动者。如科技工作者、文艺工作者、教师、医生、编辑、记者等。

　　第二种界定方式，其涵义属于文化社会学的界定。它主要是来自西方、特别是欧洲的一种理解方式。《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指出：“知识分子”一词最早是指十九世纪俄国中产阶级的一个阶层。这样一些人受现代教育及西方思潮的影响，对国家的落后状况、沙皇的专制独裁产生不满，并在法律界、医务界、教育界、工程技术界建立了自己的核心，也包括了一些官僚、地主和军官。西方人常常称知识分子为“社会的良心”，认为他们是人类基本价值(如理性、自由、公平等)的维护者。

　　我个人认为，关于知识分子概念的界定，还是应该回到对“知识生产”的理解上来。不妨这样说：“知识分子是掌握并运用人类已有的精神文化成果从事精神生产的人”。这个简单定义包含以下几方面：

　　首先是对“知识”概念的广义解释。在这里用“精神文化成果”来表述“知识”，意味着不再把知识仅仅等同于对外部对象的认识，如自然科学的成果；而且把人类关于自身生活的精神成果，如道德、艺术、哲学等人文科学的成果和文化精神本身也包括在内。

　　其次是用“精神生产”取代“脑力劳动”。仅仅用脑并不是知识分子的特殊标志，致力于(广义)知识的发展、积累和传播，即从事精神生产活动，才是其本质。

　　最后，这个定义把对知识分子社会地位和作用的理解，落脚于对“精神生产”的性质和意义的理解。如果人们重视当代人类社会发展现实的启示，那么就会知道，对“精神生产”的重要意义，无论怎样估计都不会过高。(李德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