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知识分子是一个特称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所长助理、研究员 陈红太：“战略知识分子”不是对知识分子类别划分的一个概念，不是一个科学分类的概念，它是一个特指，一个特称

　　“战略知识分子”不是对知识分子类别划分的一个概念，不是一个科学分类的概念，它是一个特指，一个特称。知识分子应该注重在知识的内涵上，在知识分子本身实质内涵上多思考，不要在这些标签上下功夫

　　我非常赞成李德顺教授的思考，知识分子应该注重在知识的内涵上，在知识分子本身实质内涵上多思考，不要在这些标签上下功夫。我虽然赞同李老师的思考，但是我和他的观点不一样。我谈点看法。

　　“战略知识分子”不是对知识分子类别划分的一个概念，它是一个特指，一个特称

　　一是中国确实需要重视战略问题研究，这个方面研究相对滞后。并且正如邹东涛教授所言，战略研究有官有化趋向，我们知识界在这方面承担责任少。实际上，一个大国的崛起需要软实力的提升。软实力怎么提升？如果在创造财富的同时，不能创造理论和文化，那是不行的。所以我非常赞同对战略问题的研究和关注。

　　二是中国应创造更加优化的体制和学术环境，为成就战略大家和学术大师创造条件。但我更赞同这样的看法，真正大师的出现，并不是我们创造条件创造出来的，而是时代造就的。所以我并不认为假如条件不好就出不了大师，只要历史到那里，需要一个大师出来，他就一定能出来。

　　三是不要过于纠缠这个概念。这个问题的讨论，它的意义在于引起我们对知识分子的正确定位和大国兴起责任的一种反思，去掉知识界和学界浮华功利的东西，唤起知识分子内在的良知、人格和社会责任。

　　我非常赞成这个概念的提出和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战略知识分子”不是对知识分子类别划分的一个概念，不是一个科学分类的概念，它是一个特指，一个特称。如果变为对知识分子类别划分的概念，那就麻烦了。战略、战术、基础研究、实证研究、思政知识分子等等，就乱套了。所以就是一个特称，并且只能限于极少数人。我们鼓励要造就这样的大师，我们要提倡这个东西，但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扮演这么个角色。战略知识分子实际是我们心中对知识分子理想人格的一种召唤。

　　战略知识分子的实质内涵

　　从上述对战略知识分子作为一种特指的理解出发，我认为，仅仅有战略思维、关注国家发展大势的知识分子和从事有关发展战略研究的知识分子，还不能称之为战略知识分子。战略知识分子应该是能够比较准确的分析和判断历史发展大势和大格局变化的知识分子。而要做到这一点，仅仅有战略思维是不够的，还要有战略判断所必需的知识和能力。这种战略判断的知识和能力，我把它归于“三个一”：第一，能够发现现实政策与实际主导文化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同一性，就是政策和现实主导意识形态之间同一的东西；第二，能够发现书本知识或教条与现实实践和需要之间的同一性；第三，能够发现纷繁的社会现象和需要与社会发展大势之间的同一性。能够准确把握这三个“同一性”的人，可以称得上“战略知识分子”。也就是能够通晓传统中国人所说的“政教合一、知行合一、天人合一”的知识分子，如司马迁所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战略知识分子的主要特征

　　成为合格的战略知识分子应该具备六性：公益性，以人类、民族和国家的兴亡为己任，强烈的责任感和担当精神；历史性，通古今之变以判断大势和曲折；世界性，具有世界眼光和文明比较的知识和视野以分辨异同和影响；实践性，必须对发生的社会现象有比较准确的认知和掌握，必须有切身的实地考察和调研；综合性，具有交叉学科的知识，而不仅仅被一种学科的学术视野和方法所限，可以从多维度思考和判断问题；创新性，仅仅传授知识和运用知识，不可能形成对未来和规律作出相对准确判断的能力；创造性思维的能力是战略知识分子必备的素质之一。

　　战略知识分子不是一个标签和口号，也不是对知识分子进行分类的一个概念，切记不要把知识界和学界的浮躁从一个形式转化成另一种形式。

　　战略知识分子的来龙去脉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 陶文昭：许多东西不是概念搞清楚了才能用，而是只要是现实存在的，就可以先提出来加以探讨

　　我认为“大国复兴”几个字，鲜明地点出了战略知识分子提出的背景。大国要有战略，无战略不足以兴起，更难以长盛。当下中国是正在兴起的超级国家，尤其需要战略眼光

　　战略知识分子这个概念是我先用的。使用这个提法，既是有心栽花，也是无心插柳。说有心栽花，是指对此有所考虑。在学术上，我以前做过知识分子研究，出版过一些书籍和文章，对知识分子概念以及背景知识比较熟悉。在政治上，近年来强烈感觉到中国崛起过程中，需要知识分子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并且也注意到近期关于领导干部要有战略眼光的提法。从以上这些，提出这个概念不是随意的灵动，算是有感而发。说无心插柳，是指具体写作《战略知识分子的标志》的短文时，并无特别的考虑。只是无意中抛了一块砖，是《人民论坛》杂志发掘了此概念，进而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

　　既然引起了热议，也促进我注意学术界和社会上的各种看法。通过再思考，我有三个基本看法。

　　一是中国需要战略知识分子。中国需要思考宏大的、长远的战略问题，这应该是共识。战略眼光落实到具体阶层，首当其冲是政、企、学三界，他们是社会的中坚。政是官员，高级官员需要有战略眼光，这一点无须多解释；企是企业家，中国的大企业家也要有战略眼光。如果经济长期增长，GDP之类上去了，却没有民族品牌，没有核心技术，没有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企业，国家也谈不上是崛起；知就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不仅有学术上复兴的责任，即创造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构建中国话语体系，而且要为民族和国家的发展提供战略支持。在政、企、学三界中，知识分子是靠知识、脑袋吃饭的人，在功能上更侧重于做冷静的、长远的思考，有时间、有能力更有责任去“踱方步”。知识分子的战略思维和战略眼光，能为政府官员、企业家出谋划策，能对全社会的思维起到引导作用。

　　二是这个概念可以用。有关知识分子概念的使用，很复杂。西方语境中常用“公共知识分子”乃至“独立知识分子”。谈公共知识分子，多强调其批判精神。批判一词，有时在中文中很容易引起误解，因为知识分子不仅是批判性的，也是建设性的。又如独立知识分子，在学术上强调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不见风使舵，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如果延伸到政治上，尤其将“独立”二字特指政治上的异议或持不同政见，就难以取得社会的共识。战略知识分子也要求浓郁的社会关怀，也要有学术上的创见，这些似乎也在讲究公共性、独立性，与公共知识分子之类也有交集。但是，战略知识分子与公共知识分子的所指是不同的，范围不同、要求不同，语境不同。如果西方话语的公共知识分子之类的词能用，那么战略知识分子也可以用。当然，究竟如何准确定义和定位战略知识分子，还需要探究。但社会中的确存在着其所指的知识分子类型。在社会科学中，所有人都赞同的概念是很少见的，即使一些熟知的概念也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分歧。我的看法是，许多东西不是概念搞清楚了才能用，而是只要是现实存在的，就可以先提出来加以探讨。战略知识分子问题，从根本上说并不是从概念推导出来的，而是从实际中提出来的。

　　三是呼唤知识分子的时代责任。提战略知识分子，也是针对知识界存在的问题，鞭策知识分子奋发。士不可以不弘毅，为了国家的发展、民族的振兴、社会的进步，知识分子当鞠躬尽瘁。当然，战略知识分子只是知识群体中的少数。提战略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并不是要求所有知识分子都是或都能成为战略家，但期望所有知识分子都要忧国忧民，有战略眼光，有战略情怀。

　　讨论的意义已远远超出了问题本身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导 秦宣：战略知识分子这个讨论不管沿着什么方向发展，不管这个概念是否成立，但讨论此问题的意义已远远超出了问题本身

　　不管战略知识分子这个概念是否成立，但讨论此问题的意义已远远超出了问题本身。这一问题的讨论凸显了时下两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一是研究重大战略问题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二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

　　这一讨论凸显了时下两个极为重要的问题

　　时下，我们正在讨论“战略知识分子”这个概念，预计这种讨论还将继续下去。也许这个概念会慢慢流行开来，也许这个概念很快会被人们淡忘。不管这个讨论沿着什么方向发展，不管这个概念是否成立，但讨论此问题的意义已远远超出了问题本身。这一讨论凸显了时下两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一是研究重大战略问题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二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之中，当代中国正处在大改革大转型之中。我们原以为，冷战结束后，世界会变得越来越太平，人们的交往会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变得越来越方便，但事实上冷战结束后的世界并没有太平，人们的交往变得更加困难；我们原以为中国发展起来后，人们的生活质量会更高，社会发展会更加健康平稳，但事实是发展起来后比没有发展面临的问题更多，人们面临的思想认识问题更多，未来预期并不美好。

　　马克思有句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可今天的世界，变化速度如此之快，以致于哲学家解释世界都面临着极大的困难。所以我们这个时代，需要伟大的思想家，需要学术大师。至于这样一些人，到底是叫战略知识分子，还是公共知识分子，还是用其他何种称谓，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现在确实需要一批胸怀宽广、志趣高远，有着雄才伟略的大专家、大学者。

　　当代中国需要“四有”知识分子

　　——当代知识分子必须具有国际视野，必须时刻关注当今世界形势的变化，准确把握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全球化已将世界各国紧紧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但目前的全球化并不是扁平的，“你”与“我”之间的地位并非平等的。东西之间意识形态的矛盾、南北之间经济发展上的差距、不同民族国家之间宗教文化上的冲突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并不完美的画面。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要发展必须融入世界。中国要融入世界，就必须了解世界大势，顺应时代潮流。有责任和良心的知识分子，必须心怀天下，深入分析研究国际形势的新变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提出切合中国实际的应对之策；必须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不断深化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必须研究世界形势的新变化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新挑战，不断探索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必须立足中国，充分吸收和借鉴国外文明发展的一切优秀成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

　　——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必须具有问题意识，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为中心，着眼于重大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马克思曾深刻地指出：“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爱因斯坦曾说：“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因为解决问题也许仅是一个数学上的或实验上的技能而已，而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去看旧的问题，却需要有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无数事实表明，重大的现实和理论问题的提出是理论创新的起点。知识分子应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以深入研究重大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注重研究全局性、前瞻性、战略性的重大课题，促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立足国情，立足当代，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系统周密地研究中国改革和建设的实际问题，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要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获取理论创新的浓厚源泉和强大动力，勇敢地开拓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以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必须具有全局观念，要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事业的整体性研究。目前，中国社会正处于快速转型时期，许多发展中的问题交织在一起，牵一发而动全身；许多旧问题解决之后，新问题又暴露出来；这些问题的解决又往往带来其他问题。比如说，我们要实现“三步走”战略目标，就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要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必须考虑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也必须考虑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也必须考虑如何提高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建立创新型国家。要把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转变成为先进的工业国，就必须更好地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还必须解决好包括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看病、子女上学、生态环境保护、安全生产、社会治安在内的一系列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还必须考虑城乡、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问题。在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人民生活基本实现小康之后，必须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文化建设问题，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如何构建和谐文化，如何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些问题都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需要知识分子做理性分析和科学研究，找出问题的症结，拿出可行的对策。

　　——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必须学会具有战略思维。真正的学术大师，除了具有远大的抱负、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浓烈的忧国忧民情怀外，还需要具有战略思维，具有长远发展、宏观发展眼光。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曾告诉我们：“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知识分子不是先知先觉者，也不是算命先生，不可能考虑十几代人，更不考虑几十代人之后的事情，但“几代人”延续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是需要我们深入研究的。比如说，再过十年，我们将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从2020年到2050年，是中国现代化“三步走”战略的最后30年，关键30年。在新的发展阶段，我国会呈现出什么样的阶段性特征，会遇到哪些难以避免的问题，我们的优势在哪？我们的困难在哪？这些都是我们必须事先研究和考虑的关系到国家长远发展的战略问题。这是当代知识分子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因此，当代知识分子应该善于从战略上思考和研究问题，紧紧抓住关系国家发展的关键，找到解决问题、推动科学发展的正确路径和最佳方案。

　　延伸阅读

　　美国战略流派和思想渊源

　　美国在战后建立国际秩序和发挥领导作用时同时追求两个战略。一是现实主义的战略，其核心是均势、遏制、威慑和首要地位。这个战略随着冷战而降生，又随着苏联崩溃而失去了一定的存在意义。另一个战略可被称为“自由主义”的大战略，它关注的焦点在于推动市场开放、推进民主、促进制度合作和多边联系，并把这些作为国际秩序的基础。这两种战略一起为美国的安全职责提供了理论依据，为美国发挥领导作用提供了具体议程。这两种战略方向仍然是美国对外政策思想的主流。

　　如今，又出现了另外两种战略趋向，一是新保守主义的大战略。由于受到畏惧恐怖主义、被欧洲反战主义蔑视以及冒险精神等因素驱使，又受到美国单极力量凸显的激励，这些“新原教旨主义”思想家们正在鼓吹美国全球统治时代的到来，鼓吹美应大胆、单边地运用美国军事力量、逐步摆脱多边主义的羁绊、向有邪恶潜伏的国家积极推进自由和民主。对伊拉克的占领是新保守主义的既定目标，也是他们的重大成果。

　　另一种不太引人瞩目的大战略可称为新孤立主义，它自“9·11事件”以后已逐渐淡出。这是一种战略超脱的民族主义态度，认为美国力量应撤回美国本土，以起一个“离岸平衡”的作用。新保守主义战略和新孤立主义战略看似对立，但实际上它们在两个方面相互补充。新保守主义者和民族主义思想家都支持伊拉克战争。新保守主义者想改造中东，而民族主义者只是简单地想除掉一个威胁然后回家。他们赞成战争的这一观点是一致的，而分歧在于美国应在多大程度上卷入战后伊拉克事务。民族主义者不想要一个帝国，但如果使用武力能为保障美国本土安全铺路的话，他们会使用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