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缺所谓的战略家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教授 竹立家：中国目前的问题不是战略问题，而是战术问题，是如何做并做好的问题

　　现在我们不缺少战略，更不缺 少说起来头头是道的所谓“战略知识分子”，而是缺少具体 操作的人。中国目前的问题不是战略问题，而是战术问题， 是如何做并做好的问题

　　首先，我个人认为《人民论坛》应该是战略性论坛，比较关注中国现状及未来发展的一些话题，既关注热点话题，又注重宏大叙事，所以是典型的战略论坛。但是对战略知识分子这一话题，我持反对意见。

　　什么叫战略？虽然说法五花八门，但一般认为，战略是关于重大的、长远的、全局性目标的研究。这个可能没有什么人反对。战略问题历来很重要，我国古代的《孙子兵法》云：“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讲的就是战略的重要性。因此，当我们在界定“战略知识分子”概念的时候，或我们把“战略”这一概念与“知识分子”这一概念联系起来使用的时候，我们有必要从逻辑关系上搞清楚这两个概念的确切含义和内在的逻辑联系。

　　“公共知识分子”概念更为贴切、更为普遍

　　“战略知识分子”这一概念，按照一般的理解，是指知识分子中的某种具有典型特征的人，这种人大约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可能是指以“战略”为研究对象的人，如果是这样，那就没有必要把这一类研究者专门罗列出来，凌驾于其他学科门类之上，我们既不会把以哲学为研究对象的人说成是“哲学知识分子”，也不会把以经济学为研究对象的人说成“经济知识分子”，因此我们也不会把以战略为研究对象的人说成“战略知识分子；一类可能是指本身具有“战略思维”或“战略头脑”的人，但文明发展的事实告诉我们，任何学科要发展都包涵着战略思维。但这两类人能被称为“战略知识分子”吗？需要认真思考。

　　我个人认为，“战略知识分子”这一概念的提出，既不是真问题、也不是假问题，而是“伪问题”。什么是伪问题？就是制造一些混乱概念，哗众取宠，企图用这个概念掩盖一个更为贴切、更为普遍的概念，以消解“普遍概念”的典型意识形态特征。这个“普遍概念”就是国内外研究界公认的“公共知识分子”概念。

　　“公共知识分子”概念对我们来说是属于舶来品。从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在西欧的“红色风暴”和东欧的“民主运动”中，产生出一大批“社会批评家”和“政府批评家”，他们是政府和社会的批评者，倡导与主流价值相反的一些价值，人们称这些人为“公共知识分子”。像法国哲学家沙特、一些后现代主义者、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东欧的一些民主运动人士、甚至科学家爱因斯坦等，虽然他们都有各自的研究领域和专业特长，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在自己的专业之外，强烈关注人类命运和对社会现实的强烈批评。目前比较典型的如美国的乔姆斯基，他说美国政府就是一只“饿狼”，他也讲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恐怖组织”，至今他还是美国政府的批评者。乔姆斯基本人是哲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学家，但也是一个典型的公共知识分子。

　　我看到你们对战略知识分子概括了几条特征，一条都不贴切。大家还是搞不懂究竟“战略知识分子”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任何学者、任何学问都要关注人类命运，关注人类未来，换句话说，都要有某种战略思维，某种战略性思考。否则，这门学科的真理性就值得怀疑，我们也不能因此把进行创造性、重大性、长远性、目的性思考的哲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等各学科的专家称为战略知识分子。因为对于任何学科来说，“战略性”是其学科研究的本质性特征，否则，这门学科就没有其存在的价值。

　　“战略知识分子”不能与智库等挂钩

　　另外，还有几点需要说明。首先，“战略知识分子”绝对不能与智库挂钩。因为“智库”在国际国内学术界已经是一个很稳固的“普遍性概念”，其内涵与外延非常明确，这一群人之中几乎囊括了所有的学科专家，对来自于“私人”或“公共”委托课题进行对策性研究。其中当然也有战略性研究。但我们不能因此称这些人为“战略性知识分子”，因为这些智库服务于“利益集团”的性质非常明显。其根本特征与其说是“战略性”的，不如说是“技术性”的更为切贴。

　　其次，不要把“战略知识分子”与马克思主义研究联系起来，也不要与我们的“老祖宗”孔孟联系起来，千万不能把他们说成是“战略知识分子”，他们的名头是伟大的思想家，有些人为了论证“战略知识分子”概念，硬是把许多伟大思想家扯到所谓“战略知识分子”堆中，这其实是在降低他们的历史地位。

　　最后，不要把“战略知识分子”与学者、专家联系起来。他们都有各自的研究领域，在研究过程中也或多或少要关注和涉及战略问题，这是科学研究的要求使然，不能因此把他们都叫“战略知识分子”。

　　如果“战略知识分子”不是以上三种类型的人，那他是什么，就要研究。我个人还是比较反对提所谓的战略知识分子概念。

　　现在我们不缺少战略，更不缺少说起来头头是道的所谓“战略知识分子”

　　现在，据我个人观察，中国不缺所谓的战略家，也不缺宏观发展战略，中国存在什么问题，得了什么病大家很清楚，我们体制有什么问题大家也都看得很清楚。改革方向是什么，应该吃什么药大家也很清楚。我们目前的重要问题是摸着了“病根”开好了“药方”，病人不吃药或药吃不下去，或吃些治标不治本的药，这是我们需要研究的问题。因此，现在我们不缺少战略，更不缺少说起来头头是道的所谓“战略知识分子”，而是缺少具体操作的人。

　　好的理念、好的战略如果没有落到实处，或根本就没有落到实处的制度基础，那么，任何好的战略理念都只能是一句空话。我的结论是，关心中国发展和命运的人，最好不要醉心于热炒一些空洞的理论概念，我们的老祖宗就有这个毛病，“空谈误国”，中国目前的问题不是战略问题，而是战术问题，是如何做并做好的问题。

　　超大型国家的战略研究只能靠自己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教研室主任、教授 王占阳：中国确实需要一些有眼光、有智慧、有办法的战略知识分子去更多想一想我们正面临着怎样的软硬约束

　　我们需要上升到研究人类文明的高度，需要考虑人类文明的一些最基本的问题，需要通过创造一种新文明，即创造普遍幸福主义的绿色文明，才能度过大型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资源约束难关

　　刚才大家发表了许多很好的意见，有的意见我们也可以一起讨论。美国学术氛围很自由，邓小平都很赞赏，我们也来点学术自由。

　　在做一些限制以后，战略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可以成立

　　我认为，在做一些限制以后，战略知识分子这个概念是可以成立的。

　　这里首先需要明确：什么是战略？战略就是具有根本性、长远性、全局性、对策性的思考与行动。上期人民论坛杂志的战略概念里面没有包括对策性，应该补上。战略实质上是实践性的东西，而不是单纯思想性的东西。战略的实践性首先就在于它的对策性。战略对策就是具有根本性、长远性、全局性的大对策。战略的基础是具有这三性的深谋远虑(包括有关的理论思考)，战略的落脚点则就是由此形成的战略对策及其实践。简言之，战略的核心就是战略对策，没有战略对策就没有战略。一位哲学家可以讲得很抽象、很宏观、很深刻，涵盖到具有根本性、长远性、全局性的大问题，但若没有据此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战略对策，那就是在讨论理论问题，而不是在讨论战略问题。哲学是这样，其他学科也都是这样。抽象理论是更高层次的东西，战略则是理论向实践深入延伸的东西，延伸的核心标志就是它的对策性。

　　由此，战略知识分子的概念也就可以明确了：所谓战略知识分子就是在具有根本性、长远性、全局性、对策性的重大问题上比较用心、比较求真务实、比较深谋远虑、头脑比较清晰而灵活、进而能够提出比较切实的战略对策的知识分子。按照这种定义，所谓“战略知识分子”实际就是拥有这种思维类型、研究取向和研究能力的人士。所以“战略知识分子”应该是广义的，即凡是具有这种特征的人士都是“战略知识分子”。

　　不能做排他性的、等级的、职业性的分类

　　虽然“战略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可以成立，但也要避免一些误区。

　　一是不能做排他性的分类。即不能把知识分子分成两大类，一类是战略性的，其他都是战术性的。譬如，如果把哲学家说成是“战术知识分子”，那就很荒唐。

　　二是不能做等级分类。即不能认为战略知识分子就是最高档的，其他知识分子则是较低层次的。按抽象度来说，抽象理论的层次高于战略思维。按实用性来说，战术研究的实用性也是战略研究不可取代的。形象思维与战略思维不是一个类型，更无所谓高低之分。

　　三是不能做职业性的分类。战略知识分子可以存在于不同的机构、职业、职称群体之内，并不是特定机构、职业、职称群体范围内的专有人才，所以不能根据这些职业性因素判定哪些人是战略知识分子，哪些人则不是。比如不能说只有智囊机构里的人才是战略知识分子。

　　如果把这些误区都排除掉的话，“战略知识分子”概念实际上指的就是一种类型的人，一种类型的智者，这些智者不一定是专门研究战略问题的人士，他们也有可能是既做理论研究，又做战术研究，但又在战略问题上有见长的学者。他们也不一定是专职学者，也有可能是政治家、政府官员、企业家、律师、民间研究者等等。总之，凡是这种类型的智者，都是“战略知识分子”，或曰战略思想家、战略人才等等。我认为，如果“战略知识分子”只是指这种思维类型的人才的话，这个概念就是可以成立的。

　　中国这样的超大型国家特别需要战略研究

　　我认为，提出“战略知识分子”这个概念，意义不在于提出这么一个词，而是在于强调战略研究的重要性，这才是其实质性意义之所在。中国现在既缺战术研究，又缺战略研究，还缺理论研究，样样都缺，就是不缺学术垃圾。提出“战略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好就好在可以引导和鼓励拥有战略研究潜能的各界智者静下心来研究真正的战略问题，而不是被浮躁的社会风气所俘虏。

　　我们这个会议的主题是从大国复兴的视角讨论战略知识分子问题，这个题目出得好。我们作为一个大国，而且特别是作为洲级规模的超大型国家，特别需要战略研究，但我们的战略研究相当弱，亟待大力加强。

　　邓小平绝对是超一流的大战略家，他提出了长达70年的大战略，真正做到了深谋远虑，而且整个战略思路非常切合实际，只要真正理解，认真落实，至少在最主要的大方向、大步骤、大方略上就不会有问题。但我们现在又有多少领导人、多少知识分子能够认真地考虑未来几十年的大问题，能够从国家的长远发展需要制定和实施现阶段的方针政策？现在有些所谓智囊目光短浅，根本就没有战略思维，似乎中国只要能以技术性手段解决眼前的应急性问题就够了，所提出的也都是些急功近利的政策建议，根本就是在误导国家，这才是问题的要害之所在。

　　我们现在首先就有一个继续深入学习、理解和贯彻落实邓小平战略思想的大问题。面对21世纪，邓小平至少是提出了两大战略遗嘱，一是坚定不移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二是想尽办法解决分配不公问题。目前在民主与民生的关系问题上争论很大，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先民生后民主，二是先民主后民生，三是民主民生相结合。这就是当前的最大战略问题，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大问题。某些人士希望以民生拖延或绕过民主，继续让政治体制改革停滞不前，邓小平则主张民生与民主相结合，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相结合，那么，究竟哪一种观点更科学、更高明，这难道不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战略问题吗？

　　邓小平虽然是大战略家，但也不可能提出和解决身后的全部战略问题。他总说后代比我们聪明，实际就是要我们继续探索和前进。

　　中国大战略： 创造普遍幸福主义的绿色文明，才能度过资源约束难关

　　超大型国家自有其特殊的重大战略问题，特别需要认真研究。这里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我们这种国家规模的现代化面临越来越大的资源供应量约束。我国是人均国内资源匮乏的国家，依靠国内资源根本不可能实现发达国家现在已经实现的那种现代化。如果我们是中小型国家，那还可以通过利用国际资源解决问题。但我们是拥有13亿人口的巨大国家，这种成功经验就在我国无法复制，因为13亿人口所需要的资源实在是太多了，不仅国内无法满足，而且国际资源也无法满足。

　　有学者估算，如果中国人都像美国人一样生活的话，就得有6个地球的资源。但我们到哪里去弄6个地球呢？这个问题实在是太大了。如果仍按这种传统的现代化道路走下去，再走个二、三十年，肯定就会走不下去了，因为首先就是大部分国内主要矿产资源都开采完了，而国际资源又不可能供得上。这件事外国智囊团和政府早已知道，而我国学者却还普遍不知道。显然，我们已经处在了一种莫大的战略险境之中，而我们却仍在往这条路上奔。

　　比如我们按照美国方式发展私人小轿车，这在我国的能源、环境、土地、空间的硬约束之中，就只能是死路一条。改革开放后提出的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的发展战略，固然能在相当的程度上使这种困境得到缓解，但这仍然不可能使问题得到根本解决，这已是显而易见的了。

　　解决如此之大的战略问题，显然就需要上升到理论研究的层次了，即需要在更高的层次上寻求解决问题的方向和道路。我认为，我们需要上升到研究人类文明的高度，需要考虑人类文明的一些最基本的问题，需要通过创造一种新文明，即创造普遍幸福主义的绿色文明，才能度过这个难关。

　　人的终极需要是幸福，实现幸福所需要的物质财富并不那么多，这就有可能形成以适度消费和更加注重精神生活、社会和谐为特征的普遍幸福主义的绿色文明，并以此取代以普遍追求物质贪欲的满足及其所带来的普遍过度消费为特征的普遍富裕主义的灰色文明。这种文明问题既是中国的大问题，也是世界性的大问题，因为全球资源谁都不能没完没了地挥霍下去。

　　所以，今年3月份我到美国演讲的题目就是《普遍幸福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未来》，美国等国的学者也都普遍赞成。所以我们必须站在世界前沿讨论问题，必须站在人类发展的战略高度上研究问题，否则我们就无法解决我们的这种重大战略问题，因为这种战略问题本身就是人类的发展战略问题，而我们是人类中现在就无法回避这种重大战略问题的一个重要群体。

　　超大型国家的战略问题研究只能靠我们自己，而不能依靠外国人

　　这就表明，至少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超大型国家的战略问题既是一个相当特殊的问题，又是与人类的全局性、普遍性问题紧密相联的。这种战略问题不是单数，而是复数，因而很需要展开多方面、多视角的战略研究。这种研究主要地只能靠我们自己，而不能依靠外国人。这种研究必须开动脑筋，解放思想，而不能简单地把中小型国家的经验视为普遍规律。比如，中小型国家依靠“大进大出”就能基本实现现代化，超大型国家则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中小型国家有可能到经济现代化基本实现之时再一举实现民主化，超大型国家则是必须在经济现代化的半途中就开始推进颇有力度的民主化，否则它就会被腐败、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公所击倒。

　　所以，提出战略知识分子这个概念是必要的。我们中国确实需要一些有眼光、有智慧、有办法的战略知识分子去更多想一想我们正面临着怎样的资源约束、世界市场约束、国际环境约束、价值观约束、体制制度约束、文明传统约束等等软硬约束，想一想我们怎样才能突破这些约束而达到理想境界，想一想中国未来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以至更久远的发展战略问题。超大型国家的战略问题是关系到国家兴衰成败的大问题，所以超大型国家的战略研究也是关系到国家兴衰成败的大问题。

　　延伸阅读

　　当前中国 战略研究特点

　　中国大国战略研究有其自身的特点，这是与中国整个战略研究环境紧密相关的。当前中国大国战略研究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实证研究多，理论研究少。

　　可能是因为中国的战略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引进西方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存在先天不足的问题，因此中国学者在战略研究方面的著作和文章多是就某一国家、某个问题进行现实分析，很少从理论高度进行高屋建瓴的宏观把握或是将现实问题纳入理论框架进行研究，基本上都是就事论事，现实分析。这一特点的好处是比较浅显、容易理解，但缺陷是缺乏理论深度，从长期看对中国战略研究的发展不利。

　　(二)理论方面主要是介绍西方的战略理论，没有中国自己的理论构架和理论模式。

　　检视当前中国的战略研究，我们看到的往往是大而化之的宏观判断或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细节分析，缺乏理论框架层面的构架是一个通病。中国对西方战略理论引进很多，但是多停留在使用借鉴的层次上，深入分析不够，更不要说在此基础上构建中国自己的理论构架和模式了。

　　(三)“战略”还没有形成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而只是战略研究领域和大国关系研究领域的一个交叉课题。

　　大国战略研究首先是战略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从现实状况看，大国战略研究的成果很多都是体现在一些研究大国关系的著作和文章中。

　　(四)大国战略的研究内容比较单一，研究的国别对象比较固定。

　　大国的对外战略应该包括安全战略、军事战略、外交战略、经济战略、文化战略、意识形态战略等等，而当前的研究成果中最多的集中在了安全战略、军事战略和外交战略等国际关系研究的传统领域中。研究的国家集中在五大力量中心，对巴西、印度等新兴大国和一些地区性大国的战略研究较少。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 金灿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