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会季：从激情走向从容

　　2010年10月30日，距广州亚运会开幕不到两周，市委书记张广宁仍在为七十多个单位没有完成排污整改烦心，他让水务部门给这些单位下最后通牒，如果近几天完不成整改，就要坚决“停止供水”让“媒体曝光”。

　　10月31日，随着“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清查行动，众多居无定所的流浪者从广州的街头公园、立交桥下、骑楼、涵洞、车站、码头，以及废弃建筑物、闲置工地……悄然现身。享受着一年中难得的不冷不热天气，更难得的是，他们也是亚运的亲历者。

　　11月8日，距亚运开幕还有4天，广州匆匆叫停了实行一周的“公交免费”计划，因为暴涨的人流让城市公交系统不堪重负。广州市的媒体一如既往的评头论足，弹多赞少。

　　从2008年的北京到2010年年中的上海，再到年末的广州。历经奥运、世博，中国人在面对这些大阵仗时终于开始表现出真正的“从容”——盛会有盛会的轨迹，普通人也有普通人的习惯，他们能激情相拥当然很好，倘若是和平相处，也是一种不错的状态。

　　奥运，世博，亚运；

　　北京，上海，广州；

　　2008年到2010年。

　　三年，三个最著名的中国大都市，三个世人瞩目的“大事件”。

　　西语中有一个词mage－event，译为“大事件”，指可能对一个城市甚至一个国家产生重大影响的，诸如奥运会、世界博览会、亚运会等等。之所以称“大”，不仅在于它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改变一个城市、一个国家的面貌，还在于它甚至能改变一个城市、一个国家的行为、心理以及对未来的预期，它是一个标志，是一个历史转折。

　　“大事件”——后发国家的成年礼

　　三年三个“大事件”，让世界不得不把更多的目光投向中国，来自海外的积极评价中传递的意思清晰明确——成功地举办奥运、世博两会，这是比GDP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更明白地宣示，曾经的“中央帝国”在告别了落后、屈辱的两个世纪后，再一次接近了世界版图的中央。

　　三个“大事件”集中在三年时间里，实为偶然。毕竟，北京最早瞄准的是2000年奥运会的主办权，但两票之差惜败，让奥运会来到中国的时间推迟了8年。否则，10年或许是一个更合理的时段。

　　相对于申办世博，申办奥运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经济运作的成功典范下激烈得多。在中国人的认知里，能否申请成功往往和一个国家的国力直接挂钩。1993年中国申奥失利后，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在接见申奥副秘书长以上干部时曾说：“没拿到(2000年奥运主办权)没有关系，大家继续抓好各方面的工作，中国发展了，经济强大了，奥运会自然会回来找我们。”争得奥运主办权就代表了世界对中国、对中国发展的认可，而成功举办则表明中国没有辜负世界的期待，这恐怕是很多平头老百姓的简单逻辑。

　　2008年，奥运会开幕次日《人民日报》的社论就隐讳的表达了这个意思，“奥运会来到拥有世界1／5人口的中国，意义非凡。这是世界对中国的信任，也是中国对世界的奉献。中国重返奥林匹克大家庭的30年，正与当代中国波澜壮阔的发展进程相契合。”

　　不过，“大事件”相对集中于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段，并且被本国政府、民众赋予某种与民族复兴相联系的象征意义，中国并非孤例。有趣的是，和中国有着相似经历的恰恰是中国的两个邻国：日本和韩国。

　　日本的类似历史时段是1958年到1970年，12年时间里，日本举办了1958年东京亚运会，1964年东京奥运会以及1970年大阪世博会。

　　审视那个时代的日本，日本人从战败的迷茫中刚缓过了神，迫切需要让国民从历史的失落中走出来。申办奥运则恰恰提供了这样的历史契机。从此日本经济走上稳定的高速增长阶段，办奥运会之前，日本经济已经增长了十年，此后更一发不可收。而日本借奥运顺利完成产业升级，更一举奠定日本在创新、发明上的前沿地位。更重要的是，日本借此获得重新融入了世界的机会。从某种意义上说，这12年彻底造就了一个崭新的、有活力的日本。

　　韩国则是在1986年到1993年的7年时间里，举办了1986年汉城亚运会，1988年汉城奥运会以及1993年大田世博会。从某种意义上，韩国的经历和中国相似性更高。毕竟韩国在申办奥运会前已经有了近二十年经济增长的积淀，历史上曾沦为殖民地的韩国需要这个机会来展示朝鲜民族的新形象。

　　1948年以后举办过奥运会和世界博览会的国家中，只有四个发展中国家，日本、墨西哥、韩国、中国。重温历史，考虑到墨西哥多少沾了拉美的光，以及那时的奥运还不怎么受追捧，“大事件”赋予三个东亚国家，连历史的沧桑都如此相似。

　　江山代有“盛会控”，各领风骚数十年

　　相比《人民日报》在奥运、世博上的含蓄，民间舆论的表达就直白得多。2001年7月18日，《北京青年报》一篇名为“北京申奥成功带来了什么”的文章，就直言不讳地总结说：获得奥运主办权“将进一步增强民族认同”，“进一步提升中华民族在世界大家庭中的地位，进一步使中国融入世界未来政治、经济秩序和格局”。显然，这恐怕是当初大多数人的心声。

　　还记得央视提到美国有议员以“人权”反对中国奥运时，一位义愤填膺的老大爷在镜头下怒斥：中国不强大的时候，不给办也就算了，现在中国强大了，怎么还不行。美国就是担心中国强大。

　　不管美国的参议院和北京的老大爷各有什么道理，综观历史，奥运的确是“强大起来了”的最佳展示方法之一。在1930年代的欧洲，一战战败以及长期落后于英法，让德国充满对国家强大的期盼和“落后就要挨打”的焦虑。大萧条时期，德国创造经济复兴的奇迹，从1932年到1937年，5年间德国GNP就增长了一倍。这大大提升了德国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于是，1936年奥运会就成为德国重返世界强国之列最隆重的仪式。为了在德国人面前向全世界宣告了德国的重新崛起，德国用16吨铜铸了一座奥林匹克巨钟，建了一座能容纳10万人的运动场，建了一个可容纳2万名观众的游泳馆，并修建了比五十年后美国洛杉矶奥运会还豪华的奥运村。奥运会实现了第一次电视转播。在这次奥运会上，德国获金牌33枚拿了世界第一。这是国家意志第一次全面接管奥运会。

　　同竞技体育不同，政治浸入世界博览会更早。博览会诞生于大发现的时代背景下。大发现时代还有一个称谓是殖民时代。按照日本学者吉见俊哉的说法，博览会本身就是一个文明化的视觉体制与现代性的象征。这个时代最热衷博览会的是英法两国。第一届伦敦万国博览会，占地19英亩，持续5个月，展出的除了先进工业品，还有来自殖民地的农作物和矿产品。而参观者多来自中下层，奇异的展品引发了观众无穷的对帝国疆域的想象，表现了盛世大英帝国的统治伟业和殖民功绩，当然，还有英国工业文明的鹤立鸡群。

　　法国的迅速介入则充斥了第二帝国的不甘。觉得已经可以与英国一争短长的法国充分利用了博览会这种形式，一会借它歌颂拿破仑三世荣光，一会又用它来展现“共和”政体的优越，一会则用来展示欧陆的文明。1900年以前，法国举办了5届博览会，成为名副其实的“博览会控”。值得一提的是1867年的博览会，奠定了今天“大事件”的准备雏形，为了把巴黎的美好展现给世界。当局修建公园、扩充街道、绿化城市，建设公交网络、驱赶流民。以后不论是世博还是奥运都在借鉴法国的做法。

　　不过，法国“博览会控”的头衔很快就被美国抢走，1893年至1933年之间，美国用更短的时间举办了5次博览会，宣告了新大陆比老欧洲的优越。不过，这的确是一个标志，标志着世界中心从欧洲转移到了美国。

　　青春萌动之后更需清醒

　　或许国家总会有一个特别迷恋“大事件”的时期，在今天，后发国家一旦取得经济的成功，总希望通过某种方式把成就展现出来，获得更好的国家形象，更好的评价，以及更多的机会。那么，最好的方式当然是奥运、世博这样的“大事件”。如果国力还不够强，那么就次一等，比如承办一些大型的国际会议，或者体育方面的单项比赛，再或者一些文艺类的展览等等。而如果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分界线，事实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确是这样的一个分界线，此前奥运会仅具简陋的雏形，难说拥有世界性的影响，而两次工业革命的绵延，发现、发明才是“王道”，博览会因此成为传播国家形象的最好载体。所以，争取更多的博览会主办权就成为新兴大国最简单的获得承认的机会。

　　三年三个“大事件”，当然是中国的成功。不过，从另一个角度说，中国不过是在重复邻国十多年几十年前做过的事。

　　沉浸在“大事件”中的中国人当然是幸福的，但应该记住“大事件”不过是国家、企业、传媒、建筑师、旅行社、艺术家等的共同设计下，建构和表现出异常复杂交错的现代性多幕剧。“大事件”展示的只是一种去脉络化的理想真实，不过是现实的简约，不能作为完全的日常生活真相。正在经历这个青春萌动的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应有清醒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