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30年的经济社会政策制定中，劳动者一直被看作一个“常量”，而现在，它正日益演变成一个变量，这个变量就叫做“Vioce”(声音)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杨琳

　　N连跳、停怠工、加薪潮、招工难缺少其中任何一个词，都难以全面概括2010年中国劳动经济领域异于常年的特色及趋势。

　　富士康“跳楼门”在5月间骤然升温。“富士康，今天你跳了没有？”讽刺的网络语言，表明这一事件已经触碰社会道德良知底线，并由此产生了全社会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再认识，和对劳动密集型代工企业发展模式的新思考。

　　进入夏季，南海本田事件后一些地方闻风而起的几十起停工事件和加薪热潮，告诉人们，产业工人更趋自醒，他们拒绝“地板工资”，开始要价，要求谈判。

　　“东南西北中，普遍缺技工”。顺口溜反映出东南沿海企业愈演愈烈的招工难，更令劳资之间对立统一、荣辱相系的逻辑，直白地昭示于劳资政三方面前。

　　“在过去30年的经济社会政策制定中，劳动者一直被看作一个‘常量’。而现在，它正日益演变成一个变量，这个变量就叫做‘Vioce’”。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动关系系主任乔健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说。

　　在受访专家看来，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正在走向均衡，这有利于劳动者合法权益得到保护。但真正能够从宏观上扭转劳资矛盾激化态势的，却仍是各级党政领导者对待劳资关系的态度，以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等基础性改革的落实。

　　夏季波动

　　11月5日，富士康科技集团深圳厂区一名员工坠楼，经抢救无效死亡。这条新闻把人们的思绪拉回到了半年之前。2010年的春天，与气温一同攀升的，还有劳资矛盾的热度。

　　1～11月，全球最大的代工企业——富士康科技集团陆续发生了13起员工跳楼自杀事件。尤其是5月，跳楼事件以一周两三起的频率发生，给社会公众带来了血的震撼。高规格的中央部委联合调查组随即进驻调查。

　　5月17日，广东南海本田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发生停工，300多名员工参加。“工人与资方的谈判方式和提出的改革要求，开启了劳工抗争的新模式，也推动了各地以提高工资为目标的停工行动在局部密集展开”，乔健说。4～6月间，经海内外媒体报道的就有30多起，其中影响较大的事件涉及广东、福建、江苏、山东、湖北、北京、天津等多个地区。

　　9月18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以下简称人社部)调解仲裁管理司司长宋娟，在“中国集体劳动争议状况及对企业劳动关系的影响”研讨会上透露，今年集体争议主要集中在纺织、电子、建筑等劳动密集型企业；涉及的内容包括劳动报酬、加班工资的占64.4%；发生群体以农民工、女工为主；主要发生地区是广东，占案件总数的49.1%，涉及人数的60%。集体争议的组织性在增强，持续时间更长，从发生的地点和路线设计来看，是“有组织和有目的的”。

　　“我们看到，今年的劳资矛盾事件比较集中于某些区域、行业和企业，停怠工的‘产业性行为’及引起的社会反响都比较尖锐”，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苏海南对本刊记者说，此外，今年还有一个突出的新特点——80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不同于70后及其以前的其他农民工群体的不同诉求。

　　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也在印证这一判断——今年的一系列劳资矛盾事件是在劳动关系指标数据的一片向好当中展开的。人社部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三季度，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4.1%，同比降低0.2个百分点。全国各级劳动争议仲裁机构共立案受理劳动争议案件44.31万件，同比下降14.62%。全国五项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同比增长17.8%，总支出同比增长20.2%。

　　“这使我们不得不从占农民工总数61%以上的新生代农民工的角度，来观察中国劳动关系的全局。与他们的父辈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权利意识、平等意识，特别是团结意识的觉醒使之已不满足于法律所保障的最低劳动基准，”乔健指出。

　　另一个观察的角度是，劳资矛盾事件的“传染性”也在增强。“可以看到，2002年的大庆停工事件在油田系统内引起的震动，2005年大连开发区停工事件对外资企业范围内的影响，2009年吉林通钢事件在改制国企圈内的带动效应”，乔健说，“而今年，借助各类新媒介的广泛介入，一系列停工事件已经出现了在不同行业、不同人群间形成‘更大合力’的态势。”

　　劳动力市场正走向均衡

　　2010年是中国经济在国际金融危机阴影下强劲恢复的一年。在此背景下出现的劳资矛盾波动，引起了海内外观察者的“聚焦式”关注。

　　“直接的原因在于，我国收入分配领域的矛盾非常突出，普通职工工资偏低，长期增长缓慢，劳资矛盾积累时间长、程度深，随着新生代农民工维权意识的迅速增长，矛盾显得更为突出”，苏海南说，资方也没有想到工人会有如此强烈的维权行为和意识表达，资方不回应提薪要求的傲慢态度，激发了某些停怠工事件。

　　经济走势的变化也影响着劳动者的维权行动。在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造成冲击最为严重的时候，政府采取了暂缓调整最低工资标准，缓交各类社会保险费等一系列应对措施。工人和企业抱团取暖、共克时艰。“但随着经济形势的向好，工人被压抑的提薪需求出现了反弹”，乔健说，而与此同时，国际经济形势也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令资方对提薪格外谨慎，这进一步激化了原有的矛盾。

　　资方的“谨慎”，与其自身的发展模式息息相关。在“上挤下压”的游戏规则日趋稳定的国际代工格局中，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只能靠大量接订单、降低人力成本保持利润增长。随着产业竞争日益惨烈，企业的利润空间日渐走低，面临产业调整升级的重大拐点。劳资矛盾波动也从一个侧面证实，以过分压低劳动力成本为核心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模式，已不可避免地走向终结。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深层次原因——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正在走向均衡。“虽然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总体格局没有改变，但是供求关系确实在局部领域发生了结构性变化”，苏海南说，“这突出反映在部分农民工‘用脚投票’的‘招工难’上”。

　　肇始自2004年的“招工难”，被人社部副部长胡晓义称为“发展中的烦恼”。近日，广州市人力资源市场服务中心公布了2009年对该市600家抽样企业用工监控统计数据，近两年来有近90%的企业出现不同程度的“招工难”。在江苏南京一家专门从事外来农民工求职的招聘市场，5000个操作工岗位一个月内只招到了不足百人。一些用人单位想出了新招：发动员工回老家带亲友同学过来上班，介绍成功一个给200元奖励，但效果也不明显。

　　一边是“地板工资”、超时加班和精神权益受损，一边是废除农业税等惠农政策和就近就业的“综合效益”，在“比较利益”的引导下，企业老板们只能面对尴尬局面：终于接到了大量订单，但工人却似“人间蒸发”般消失了。

　　“劳动力市场日益走向均衡，劳动力供需的结构性矛盾加剧，是支撑工人们从‘用脚投票’到敢于‘坐地还钱’、谈判要价的基本原因”。乔健认为，“尤其是在技术工人集中的地区、行业和企业，这一点体现得更为明显。企业对技工的渴求，使工人拥有了更多的谈判基础和谈判能力。”

　　警钟敲响

　　如果说2009年发生在改制国企中的一系列劳资事件，使公众开始把目光投向劳资关系领域，那么2010年的劳资矛盾发展形势，则真正给社会各界特别是各级党政和社团组织敲响了警钟。

　　“我认为，中央政府尤其是最高决策层应对上半年劳资矛盾波动的态度，是空前积极的。可以说自改革开放以来从未如此重视”，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主任吴忠民对本刊记者说。

　　富士康跳楼事件引起高层高度重视。5月27日，由人社部、全国总工会(以下简称全总)、公安部组成的中央调查组进驻该厂，调查组由人社部部长尹蔚民亲自带队。

　　为回应工人加薪诉求，各地纷纷调整了2009年被冻结的最低工资标准。截至9月末，全国已有30个省份调整了标准，月最低工资标准最高档增幅平均为24%，7个省试点最低工资与物价联动机制。

　　同时，政府也加大企业工资支付保障工作力度，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切实解决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紧急通知》，并组织督查组赴部分地区对企业职工工资支付情况进行督查。全总甚至建议全国人大将“欠薪罪”写入刑法，对欠薪逃匿等恶劣行为追究刑事责任。近期，人社部还将联合多部门开展为期2个月的农民工工资支付专项检查。

　　6月4日，全总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工会建设充分发挥企业工会作用的紧急通知》，重点锁定推动非公有企业建立工会。7月，在全总十五届四次执委会议上，全总主席王兆国提出要把“依法推动企业普遍建立工会组织”、“依法推动企业普遍开展工资集体协商”作为未来一个时期的工作方针。“两个普遍”的提出，将推动集体合同制度和工资集体协商在全国全面实行，目标时间点定为2012年。

　　目前，浙江、江苏、河北、四川等省份已经将工资集体协商纳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全国23个省(区、市)人大或政府制定了“集体合同规定”或“集体合同条例”；13个省(区、市)以常委或政府名义就推动开展工资集体协商工作下发文件；17个省份协调劳动关系三方围绕推动开展工资集体协商工作下发文件。

　　在中央政府积极应对、稳妥把握的一连串举措之下，资方逐渐感觉到了压力。6月，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姚坚表示，廉价劳动力已非中国吸引外资首要因素。此话一出，在外资企业引起震动。

　　雇主组织方面。高层信息显示，中央已要求强化工商联组织的职能作用，要求其充分发挥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中的积极作用，明确其参与协调劳动关系三方会议，共同推进劳动关系立法和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建设，共同研究解决劳动关系中的重大问题和调处劳动争议。

　　地方工会在集体谈判中显示出的强硬风格，也令人关注。6月，经过半年的艰难谈判，在沈阳市委常委、市总工会主席的出面协商下，沈阳肯德基签订了其在中国内地的首份集体合同，承诺将员工最低月工资从700元提高到900元，并保持每年5%左右的增速。

　　“接受了今年劳资矛盾波动的警示，工会系统进一步提高了维权意识，校准了工作方针；各级党政机关开始考虑如何从以往过分偏向招商引资的扭曲政绩观，转向促进‘劳资两利’的可持续发展的政绩观。我们看到了进步。”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学部主任龚维斌这样认为。

　　博弈纠葛

　　工人要涨工资，钱从哪里来？这必然涉及到利益的重新切割和分配，也意味着劳动者维权的前路上，纠葛着政治经济社会多层面、多群体的艰难博弈。

　　阻力首先来自资方。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前提下，幻想资方主动让渡利益是不现实的。“一部分企业主仍然抱着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心态，不惜用血汗工资的方式，来换取利润的更快增长，对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重要性及其促进劳资两利认识不深”，苏海南说。

　　吴忠民也指出：“当前国际经济形势的不确定性和中国劳动密集型企业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的叠加，使资方的经济承受能力相对脆弱，工资集体协商的推进难度加大，也不利于进一步协调劳资关系”。

　　其次，各级党政部门单一GDP导向的政绩观仍然牢固。“一部分地方政府还持有片面的政绩观，轻视忽视劳动者权益保护。少数地方只要能把资金引进来，什么措施都能用。唯独忘记了劳动者的权益、体面和尊严”。苏海南表示，当前我国协调劳资关系的人员队伍的力量和素质，也远不适应劳资矛盾总体上扬的趋势。“这是协调劳资关系的一个制约因素”。

　　同时，部分地方党政部门对劳资矛盾的性质、规律等把握仍不到位。今年劳资矛盾波动后，不少地方政府急补劳资关系课程，一些厅局级官员甚至连什么是集体协商都不知道。专家指出，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在承接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劳资矛盾也必将随之转移。如果这些地方的领导干部不能补上劳资矛盾这堂课，很有可能重蹈前人覆辙，影响社会稳定。

　　其三，传统工会的改革。“目前工会组织的集体协商，仍缺少有效的压力机制，制约企业坐下来谈”。乔健说，现在一些地方成立了一定规格的党政领导牵头的推进集体协商制度的领导小组，但这种形式也存在不稳定性，亟须找到一种“有中国特色的压力机制”。“而这又与完善基层工会民主选举方式、推动企业工会主席更加独立于雇主等工会改革议题紧密相关”。

　　劳资力量博弈的复杂性，从立法层面也可一窥端倪。目前，人社部已确定2010年底完成《企业工资条例(草案)》起草工作并上报国务院，2011年国务院法制办将进行立法调研，何时颁布仍待观察。此条例被认为是中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标志性内容”。但据业内人士透露，对于要否将“工资集体协商机制作为企业工资分配的基本方式”写入该条例，理论界和实务界、中央和地方各层面仍然存在争论。

　　温和前行

　　化解劳资矛盾面对的阻力巨大，但多数观察者仍对2011年的中国劳动关系形势作出了“偏于乐观”的预期，认为其将向着好的方向“温和前行”。

　　在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理念的统领下，中国的航船正朝着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方向调整。“包容性增长”、“共享式发展”、“活得更有尊严”等新的观念提法，也在社会各界迅速凝聚共识。

　　“十二五”规划建议提出，要加强劳动执法，完善劳动争议处理机制，改善劳动条件，保障劳动者权益。发挥政府、工会和企业作用，努力形成企业和职工利益共享机制，建立和谐劳动关系。健全扩大就业增加劳动收入的发展环境和制度条件，促进机会公平。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保障职工工资正常增长和支付。

　　“进入‘十二五’时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对产业升级换代、企业自主创新提出了新的要求，新生代农民工整体素质的提升及其对体面劳动、生存尊严的诉求，都是影响劳动关系调节的新的因素”，苏海南说，“政府和社会须顺应这个潮流，以较之以往更高的要求和标准，来提高劳动者权益保护水平”。

　　龚维斌认为，要从宏观上扭转劳资矛盾激化态势，还要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收入分配改革等基础性改革入手。“新生代农民工的焦虑，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户籍、身份、就业等一系列制度的不完善，这不是依靠工会就能单方面解决的。”他说，“这其中涉及福利、教育、医疗、养老、住房以及人的向上发展通道等一系列问题，都需要若干基础性改革才能见效。”

　　“在劳动密集型企业生存压力较大的情况下，政府让渡一部分利益‘化税为薪’，可以给劳资双方创造更大的谈判空间”，乔健说，“此外通过立法手段，将劳动者收入与GDP、CPI挂钩，支持将集体协商机制作为企业工资分配的基本方式，形成所谓的工资正常增长机制，都是缓和劳资矛盾的有效手段”。

　　劳资矛盾的发展，投射出中国经济社会大转型的总体走势。综观2010年劳资博弈的全局和特点可以发现，劳动者争取自身合法权益的背后，是其对自身价值的自醒和对生存尊严的追求。这种诉求和趋势已经不可回避也无法阻挡。正视现实、积极应对、稳妥把握，应是各级主政者的理性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