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污浊”，又如何“透明”

　　8    做个“透明人”

　　官员得票率 52.7%，网友得票率64.6%，综合得票率 57.46%

　　上榜理由：作为领导干部要光明磊落，胸襟坦荡，表里如一，不能做“两面人”——“表里不一、言行不一，台上台下两个形象，人前人后两种表现”，而是要自觉公开个人重要事项，做个“透明人”。

　　典型案例

　　正面——“沈浩精神”感动大地。沈浩，小岗村村民两度摁下红手印挽留的一名“村官”。他没有轰轰烈烈的大事迹，有的仅仅是与村民们的水乳交融、生死相依。沈浩常说，我们是党的基层干部，谁家有困难，就要到谁家去。在沈浩心中，群众利益无小事，群众的“家长里短、柴米油盐”就是基层国家大事。2000多个日日夜夜忘我工作、数十本工作笔记，诠释着他对小岗村的无限眷念与热爱。一个人做一时一事的好事不难，难的是六年不图回报的坚守。但是，这一切，沈浩做到了。

　　反面——“双面贪官”的可悲下场。曾经声名鹊起、享誉台州20多年的“作家局长”刘长春，今年5月却因犯受贿罪，被杭州市江干区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一方面他顶着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国土资源作家协会副主席、台州市文联主席、台州市书法家协会主席一大堆高雅的头衔，披着文化人的清高脱俗的外衣，舞文弄墨、附庸风雅，另一方面却是以权谋私，频频伸出贪腐恶手，将价值数百万元的房产字画以及现金统统纳入囊中。他的“双轨”行径，使得他只能沦落为 “双面贪官”。

　　现在，干部当“两面人”，表里不一、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现象，比较突出、严重。我们反对干部当“两面人”，因为这样的人是一些表面上冠冕堂皇、道貌岸然，实则追腐逐臭、浑浑噩噩的“污浊”之人。对于国家、对于民族、对于人民大众来说，他们既造成了剧烈的社会危害，又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然而，我们在痛恨这些人的时候，倒是要认真地思考，究竟这些干部为何成为“污浊”之人？常言道，树有根，水有源。那么，导致一些干部成为“污浊”之人的“根源”又是什么呢？

　　放松学习，放任自己，背弃了理想信念，以至于好坏不辨，善恶不分，可以说是诱使一些干部成为“污浊”之人的“元凶”。原黑龙江省政协主席韩桂芝，曾任省委常委、组织部长，任职期间也正是她大肆卖官受贿的时期，“双规”之后她声泪俱下地忏悔道，“我之所以犯罪，在于放松学习，信念动摇、防线失守。”原云南省省长李嘉廷也同样交代，“自己长期放松学习，或者学习了但不是针对自己，只是为了对别人进行教育的需要。平时基本不看马列的书，而热衷于一些消遣性的读物。”由于不学习，不长进，思想上没有了正确的世界观引导，岂有不“污浊”之理！

　　丧失人格，人身依附，点头哈腰地为上级办事，以至于不讲原则，不顾廉耻，可以说是诱使一些干部成为“污浊”之人的“弄臣”。曾经被当地老百姓称为“土皇帝”的河南省卢氏县原县委书记杜保乾，其继父去世后数百名干部前往奔丧，表现最抢眼的是范某、张某、薛某三个乡镇党委书记。他们自备了孝衣、孝帽，一下车就穿上，进灵堂后放声大哭，比死者亲属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一口一个“亲爹”地哭个不停，甚至跪倒在地，悲痛欲绝，不肯起来。范某等三人为什么不惜甘当人家的儿子？为的就是卖身求荣、依附杜保乾，期盼着日后好提拔升官。石家庄团市委原副书记王亚丽，在提任该职时其简历表显示她13岁至17岁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某医院药剂师，明眼人一看这根本不可能，可为什么却能通过组织部门的审核？因为市委领导给予大力举荐，组织部门的干部为了顺应领导的意思，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做声。由此可见，有了这样的“人格”、“品行”的干部，还有什么“污浊”之事做不出来！

　　图谋政绩，野心膨胀，处心积虑地追求GDP，以至于编造数字、弄虚作假，可以说是诱使一些干部成为“污浊”之人的“恶魔”。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这位只受过初中教育，从生产队记工员一路升迁的原副省长，有着一句“名言”：“只要你能搞出政绩，就算你能，就能上。但关键不是让老百姓看到政绩，而是让领导看到政绩。”为了让领导看到自己的政绩，王怀忠还在任阜阳行署专员、地委书记时，就把只有4.7%的增长率硬是拔高到22%。为了显示其坐镇阜阳的“非凡政绩”，他还精心伪造了一个“黄牛博览会”，不惜从阜阳之外牵来很多的黄牛凑数。他甚至胆大妄为地修建了阜阳国际机场，可怜的是结果没有任何一个国际航班光临阜阳，成为笑柄。 像王怀忠这样利欲熏心的干部，身陷“污浊”之坑又怎能自拔！

　　权力过大，集权专断，仍然信奉权比法大，以至于权力失控，为所欲为，可以说是诱使一些干部成为“污浊”之人的“罪孽”。原山东省泰安市市委书记胡建学在落马后“一席坦承”：“官到厅局级，就没有人监督了。”现在，一些“一把手”的权力不受制约，已经成为制度上的一个明显缺陷。在地方上，不少像胡建学这一级的干部，可以轻而易举地置身于监督之外，无人敢于对他们发表不同意见。原浙江省委常委、宁波市委书记许运鸿说：“在调到宁波工作的两年，自己过分轻信秘书和身边的几个人，以致民主作风不如以往。班子内部、上下之间、同志之间，不同意见听不到了，不少人不愿向我直言，使我失去监督。”在“一把手”专权下，民主集中制早已沦为虚设，“班长”成了“家长”、副职成了听差、“群言堂”成了“一言堂”。由于权力无法无天，失于制衡监督，一些干部成为“污浊”之人就在所难免。

　　笔者认为，以上就是导致一些干部成为“污浊”之人的最主要“根源”。弄清了这些“污浊”的根源，要使我们的干部变成“透明”之人、“清白”之人，也就很容易做到对症下药、有“的”放矢，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了。这里，可以简述如下：

　　其一，普遍建立学习型党组织，健全政治学习制度，切实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思想认识高度上解决激“浊”扬“清”的问题。

　　其二，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对选任类干部逐步实行民主选举，由人民群众当家作主，让人民群众决定领导人的任职和升迁与否，这样就能有效克服人身依附、人格扭曲，防止正常的同志关系变成“君臣”、“父子”或“猫鼠”关系。

　　其三，坚决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以GDP论英雄，防止片面、畸形发展，干部的政绩好坏，既要以是否符合党的路线方针为准，也要由群众的民主评议和民意测验为准。

　　其四，最关键的是权力公开，打造“阳光政府”，政府和官员的政务活动应按《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的要求，予以及时发布。领导干部要按照《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以及《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及时报告自己的活动，包括申报自己的财产。做到以上四个方面，我们的干部成为“透明人”就不在话下了。(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教授、博导)

　　防止干部“年轻化”异变

　　10    论资排辈 OUT了

　　官员得票率35.5%， 网友得票率76.4%，综合得票率 51.86%

　　上榜理由：领导干部应打破论资排辈用人潜规则，广纳贤才，大胆启用年富力强、有胆识、有魄力、有干劲、有能力的年轻干部。该项官员的支持率仅三成多，且不足网友支持率的半数，说明改变论资排辈现象的呼声很高，但现实阻力较大。

　　典型案例

　　2010年2月初，山东省新泰市公示了公开选拔的领导干部拟任人选，新选拔的6名副局长和1名法院副院长中，有6名是“80后”，最年轻的一位只有23岁。拟任人选公示贴出来以后，被网友以“令我十分震惊的任命公示”发布到各大网络论坛，很快引发网友热议和质疑。针对外界质疑，新泰市政府官员回应：“我们就是要通过这种方式吸引高层次人才。现在很多人才愿意去大城市发展，像新泰这种县级市，凭什么吸引人才，留住人才？我们只能把条件放宽一些，让一些有发展前途的年轻人留下。按照《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工作暂行规定》，基于人才需求等方面的原因，可以对报名人员的职务层次、任职年限等任职资格适当放宽。”

　　年轻干部的选拔任用是风向标

　　“干部年轻化”是上个世纪80年代作为干部“四化”要求而提出的，它的提出及其实践曾起过十分积极的作用。进入21世纪，规范化的年轻干部选拔机制的积极意义至少有三：

　　一是突破以往“论资排辈”的限制，对于留住青年人才，提高干部队伍质量是有帮助的。特别是在相对落后地区，在物质激励相对贫乏的情况下，晋升提拔是为数不多的可以把人才留在公共服务领域的激励手段之一。

　　二是干部年轻化是党中央干部培养的一个重要趋势，年轻干部的增多一方面增加了组织活力，另一方面也对组织内原有人员构成了一种激励，形成了“鲶鱼效应”，有助于消除官僚倦怠，提升政府服务水平。

　　三是青年人在体力精力方面都更有优势，而且我国正经历着社会转型，在转型过程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对这个社会更了解，适应能力更强，对问题的反应也更为迅速。

　　但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干部年轻化”的强调在很多地方已逐渐异变为“任选干部以年轻为重”的思路。在我们为干部选拔打破论资排辈潜规则，广纳贤才鼓与呼的同时，也要正视由年龄倾斜政策的实践结果引发的消极效应。

　　过早被提拔对青年人本身就构成了一种心理压力，而外界对其能力、背景等方面的质疑乃至对其隐私的侵犯更可能对个人和工作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

　　年轻干部的选拔任用是风向标。但不可否认的是，年轻人往往缺乏经验，而学习是要“付学费”的，必须考虑到此类风险可能带来的损失。

　　防止干部年轻化异变要处理好的问题

　　如何让制度环境更加有利于年轻干部的成长，如何让“80后”官员不再被质疑，是当代中国公共管理制度建设面临的重要课题。新形势下谨防“干部年轻化”异变还需要处理好以下三个问题：

　　一是公共服务动机与绩效表现哪个更重要？尽管我们希望所有公职人员都可以做到“德才兼备”，但从实际情况来看这似乎是一个过高而不切实际的要求。现代公共管理的有关研究表明，公共服务组织应该尽量接纳那些具有高服务动机的人加入，哪怕这些人在工作绩效方面表现差一些。而这种观点显然是与现有的以考试为基础的文官录用方法和以绩效为基础的文官考核方法相悖的。考试可以判断干部所掌握的知识量，但并不一定能够正确反映年轻干部真实的精神境界和道德水平。选拔年轻干部，既要看其考试成绩，也要关注其实践业绩，更要关注其公共服务动机与公共服务精神。完善竞聘机制，避免“唯考试论”，真正选拔出具有强烈公共服务动机与工作能力的年轻干部依然是我们完善年轻干部选拔制度不可回避的重要课题。

　　二是打破论资排辈的同时，如何提升职务晋升公平感？职务晋升公平感并不仅仅是结果公平与程序公平，职务晋升公平感还包括人际公平与信息公平。职务晋升公平感绝非公开选拔考试的必然。如何保证公务员选拔与任用的公平、公正、有效性，如何既保证优秀人员的脱颖而出，又能保证公务员对职务晋升普遍的公平认同，是当前完善年轻干部选拔制度急需探讨的问题。

　　三是如何让登上政坛的“80后”明确树立“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的权力观，是完善年轻干部选拔制度的重中之重。正如习近平所言，“马克思主义权力观，概括起来是两句话：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前一句话指明了权力的根本来源和基础，后一句话指明了权力的根本性质和归宿。”

　　人们之所以对新泰市提拔“80后”副局长质疑，不是对打破论资排辈的质疑，而是对年轻干部的选拔、考评制度和如何增加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决定权的关注与思考；是人们对如何从制度上保障年轻干部眼光“往下看”，而不是“向上看”的关注与思考；更是人们对打破论资排辈是否就一定能够选拔出具有强烈公共服务动机与公共服务精神，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领导服务的“70后”、“80后”的关注和思考。

　　当前，从中央到地方，都在积极贯彻落实全国人才工作会议精神，探索如何通过有效的制度创新打破论资排辈用人潜规则，广纳贤才。我们期待着在这项改革探索中，走向领导岗位的“70后”、“80后”能理直气壮地回答“谁给我权力”这个问题。(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