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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领导干部思想动态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1月06日10:45  人民论坛杂志

  2010年领导干部思想动态

  2010年,领导干部的思想动态显得更加理性、稳健、积极进取。2010年,民生问题凸显,富民力度加强。可以说,2010年,也是领导干部如何大写“民”字的一年。盘点下来,这一年领导干部的思想动态,呈现出如下几个亮点。    在执政理念上,从强国富民走向富民强国

  强国与富民,本来是一体两面,不可分割的。富民以强国为前提,强国以富民为目的。中国30多年的高速发展,积累了大量财富,老百姓贫困的帽子基本上被摘掉了。但是近年来社会贫富差距拉大,收入分配不公是群众反映最为集中的问题,已经严重制约中国经济社会发展。2009年底,中央财政收入3.5915万亿元人民币,中央所属企业资本和利润总额分别是22万亿元和0.9655万亿元,国家外汇储备约合16.4万亿元,总计42.957万亿元,同年,城乡居民储蓄和企业储蓄分别为26万亿元和21万亿元。政府过度占有社会财富是个危险信号。针对这些问题,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在“十二五”期间,重点解决转变发展方式、追求社会公平、深化体制改革等问题,强调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到十分重要的位置,并提出了具体目标和明确要求,如“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实现“城乡居民收入普遍较快增长”、“增加政府支出用于改善民生和社会事业比重,扩大社会保障制度覆盖面,逐步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形成良好的国民消费预期”等。这实际上是建立了一种新的国家发展战略,树立了一种新的发展思维和发展理念。在中央精神要求下,各地政府逐步认识到“科学发展是硬道理”,纷纷取消唯GDP考核指标,注重以人为本。从强国富民走向富民强国,不仅仅是词语排序上的差异,而是反映了现阶段执政理念上的进步。

  在执政作风上,从为民执政走向“靠”民执政

  在专制文化传统中,执政从来就是“强力控制”,“民”则是依附于权力,没有独立人格的“臣民”。受这种传统文化影响,一些干部嘴里讲“执政为民”,实际上是“管民”、“治民”,这是因为政务官员由上级任命,政绩由上级考评。以往的习惯作法中,选举采用上级经一定组织考察程序形成候选人名单,然后交由选民选举的方式。这样的选举在很大程度上容易走过场,实质上还是委任制,缺少合法性。近年来,群众满意度纳入官员政绩考核,如湖南省开展创先争优活动以来,将群众的认可度作为考核领导干部的主要依据,群众满意度不到80℅的,一律不提拔。这就使得干部的利益与群众的利益紧密相关。利益相关才能血肉相连,建立干部与群众利害相关的机制,使干部的利益前途受制于社会公众,才能恢复血肉相连的党群关系。只有通过公开、民主、竞争、择优的机制,形成群众参与、群众选择、群众监督的制度安排,做到“官”由“民”选,“靠”民执政,领导干部才会眼睛向下看,而不是向上看,才能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解决群众困难,多向群众学习,多跟群众商量。在此基础上,学习“沈浩精神”才有持久的生命力,更多的沈浩式的好干部才能生长出来、成长起来。

  在执政心理上,从居高临下走向平等博弈、认可妥协

  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官员是“学而优则仕”,一旦做官便出人头地,高人一等,在心理上有着高高在上、“舍我其谁”的极大优越感,自比“父母官”、“青天大老爷”。受这种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一些官员面对公众利益诉求、制度监督和媒体监督等就显得很不适应,难以接受,认为是挑战政府权威,因而频爆惊人“雷”语,如“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强拆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吃什么”,“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谁让你直播的”等等。他们还没有认识到,在现代社会里,政府是为公众服务的机构,公众与政府是平等的,甚至政府永远是被公众要求的对象。在西方法治国家流行一种说法:只有挨骂的政府才能变成好政府。特别是在网络化条件下,官员必须适应于网络化生存,做个“透明人”,透明化是现代社会的特征,是信息化社会的必然,越遮掩越容易引起人们的探知欲,要消除人们的探知欲,最好的方式就是透明。官员还必须习惯于被监督,被人监督不是坏事,可以规范权力运行,保护干部不出问题、不犯错误。所以官员必须改变以往的强势心理,放下身段,学会倾听,学会谈判,学会回应,学会妥协,学会道歉,做个现代化的管理者。媒体出身的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在微博中说得好:“在互联网时代,官员和百姓台上台下的位置换了个儿,老百姓坐主席台讲自己的苦与忧,官员需要在台下站起来解释政策、表态怎么解决。”如今的官员逐渐对老百姓、对社会有了敬畏感。

  在执政技术上,因势利导,变改革压力为改革动力

  2010年是个改革年。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发表30周年,深圳经济特区建立30周年。胡锦涛同志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30周年庆祝大会的讲话中指出,要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努力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突破。温家宝总理明确强调,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要求,要加快改革攻坚步伐,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在内的各领域改革,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科学发展提供有力保障。来自基层要求改革的呼声也很高:县委书记、国土局长等成为高危岗位;群体事件等社会冲突频发;压力维稳面对更大压力。在这种改革压力面前,各方面的改革加大了力度。一是吏治出重拳,2010年10月中纪委、中组部联合下文严查12起买官卖官大案;此前中纪委、中组部、监察部联合印发了《关于严厉整治干部选拔任用中行贿受贿行为的通知》;还有《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等法规颁布实施;干部报告住房专门规定将出台。二是县政改革出经验,江苏睢宁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突破社会治理僵局,尊重民意、选拔干部、规范权力、限权制衡,受到老百姓欢迎。三是全方位改革出新思路。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谈到深圳重启“二次改革”,回答未来30年再干什么时谈到:发展法治环境,以切实保障社会公平与正义,保障按科学发展观要求有效转变发展方式等等。这说明各级决策者已形成改革共识。

  在执政能力上,从经验型政党走向学习型政党    今年是我们党建党89年,执政61年。在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过程中,我们党在执政能力上也经历着一个从经验型政党向学习型政党的转型。面对许多前所未有的新课题、新考验,过去的经验不够了、不管用了,必须学会许多原来不懂的东西。去年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学习型政党,今年又出台了《关于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意见》。应该认识到:执政能力就是学习能力。提高学习能力,首先要通过书本学习,要多读书、读好书,避免思想上的庸俗化。同时,还要注重在实践中学习,向群众学习,提高治国理政的能力,提高造福一方的能力。面对许多新事物,不懒惰、不守旧、不惧怕,迎难而上,有所作为。安徽省委书记王金山说,过去,我们是“支部建在连队上”,现在则要把“支部建在网络上”。提高学习能力,还要在反思中学习,学习就是修行、修炼,就是知错必改,要善于调整,敢于放弃,坚决摒弃那些过时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如今的很多官员认识到,“强拆”不行了,必须要以人为本。浙江省东阳市等地方实行“民主拆迁”、“和谐拆迁”,给中国式拆迁带来希望。提高学习能力,还要在官民互动中学习,要尊重群众,善待媒体,只有对话才能破除“官话”,才能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策于民,才能提高组织协调能力、决策能力,提高治理水平。可以预见,随着更多领导干部学习能力的提高,必将使我们党的执政能力不断提升。(作者为中共北京市委党校政治学教研部教授)

  当前官员如何冲破思想障碍

  2010年,是结束“十一五”、开启“十二五”承上启下的一年,也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一年。形势决定任务,观念决定行动。 在当前形势下,创新发展观念,尤其要破除思想障碍。    摆脱依赖传统发展路径的思想惰性

  “十一五”开局时, 我国加入WTO不久,国际情势总体是有利和友善的。全球经济蓬勃发展为我们提供了庞大的出口市场,一些西方国家也希望通过给些甜头,引导我国在政治制度上和他们“接轨”。后来发现这是一厢情愿,加上金融危机爆发后经济形势逆转,对我们的态度也发生变化。一是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增强,一些西方国家逼迫人民币升值的声浪日益高涨,自己却在货币政策上争先恐后“放水”。二是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大幅度提升,遏制中国的势力也在抬头,包括在中国周边舞枪弄棒。外部环境的变化,对一些地方和行业依靠出口拉动的增长模式必然产生影响。

  外部环境发生不少负面变化,国内形势发展变化也很快。首先是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关键期。一方面,过去因种种原因暂时回避或搁置的一些矛盾,已累积成挡在我们面前的很大的、绕不过去的障碍,使深化改革的难度大大增加。例如,为把“蛋糕”做大,我们长期奉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现在我国已由世界上居民收入最平均的国家,变成收入差距很大的国家,社会事业方面的欠账也很多。不仅使支撑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中的内需这匹马跛脚,也导致社会矛盾尖锐化。不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就会影响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还有经济、政治、社会发展各方面的矛盾积累、纠结在一起,使过去经常“单兵突进”的改革方式已不再适用,改革已经发展到必须重视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综合配套的阶段。这一切都要求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摆脱依赖传统发展路径的思想惰性,适应形势变化的要求,不断创新发展观念。

  纠正重积累、轻消费,重GDP、轻民生的思想倾向

  关注和改善民生,是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内容。2009年一季度,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我国的经济增长率曾掉到6.1%的谷底。可就在中央财政收入连续四个月下降的同时,决定大幅度增加民生投入。当年安排“三农”支出比上年增加20% ,安排就业资金增长66.7%,安排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增长171%。这 “一减三增”,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理念。因此,“拼GDP不如比民生”是各级领导干部应当树立的一个重要新观念。关注民生,当前特别要体现在努力拉动内需、建设国内消费大市场上,这不仅是新形势下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唯一出路,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要求。只有努力使人们的收入和劳动报酬同经济发展、劳动生产率增长“双同步”,老百姓才有钱可花;只有解除人们医疗、教育、住房、养老等后顾之忧,老百姓才有钱敢花;只有提供更多适销对路商品,拓展新兴服务消费,老百姓才有处花钱;只有保护消费者权益,改善消费环境,老百姓才花钱放心;只有改革社会分配制度,最需要得到帮扶的下层老百姓才能更多花钱;只有实现基本社会服务均等化,政府才能把从老百姓那里收到的钱,再以各种形式花在老百姓身上。要做到所有这一切,都离不开眼睛向下看,真抓实干,在落实每一项政策、做好每一件工作上下功夫。

  拿出改革精神和政治勇气,冲破维护固化利益结构的舆论的包围

  转型期经济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党的队伍也发生很大变化。既有雇员党员、也有老板党员;既有生活很困难的党员,也有非常富裕的党员,甚至亿万富翁中也有三分之一是党员。而不同地区、行业、部门中,也形成不同的利益主体。因此,在转变发展方式的过程中,同一项改革措施出台,也会存在受益的党员和利益相对受损的党员。党员社会身份的变化与社会利益群体的分化,导致整合党内思想的难度加大。如果说上个世纪80年代初, 改革在党内遇到的阻力,主要是“左”和“右”,是围绕改革是与非的观念之争。那么,新阶段改革面临的阻力,则主要不是观念之争,是非之争,更多地是属于利益之争。而且,社会利益结构也表现出日益固化的倾向,社会下层向上层的流动更加困难,代表一些特定的强势群体利益的舆论,也在不断试图影响国家和地方政策的价值取向。这种利益的分化和冲突,也反映到党的领导层中,使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大大增加。特别是即将进行的分配制度改革,触及利益再分配这个核心问题,也许会是阻力最大的改革之一。

  强化服务性政府、人民公仆的思想定位,弱化官本位意识

  政府投资刺激经济,对于保增长、保就业、保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毕竟是特殊形势下的权宜措施,这在当时形势下是必要的,但也出现一种观点,认为这就是发展经济的中国模式,不要再搞什么市场化改革了,这显然是误解。 全能型政府也要向服务型政府、法治政府转变。有人说,中国的主要问题是“富人太富、穷人太多、政府太大”。政府太大不只讲机构臃肿,人员太多,主要是权力太大。行政权力还过多地控制资源分配和介入微观经济活动。这不仅和一些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思维惯性和行为惯性有关,更重要的是固有的权力和利益格局不愿被打破。还有,随着人们追求民主平等、公平正义的现代公民意识的增长,对党和政府的期待和要求越来越高。而网络的发展,也使很多领导干部的一言一行,都处在整个社会的监督下,成为隐私权很小的“透明人”。有人看到某些干部“祸从口出”,得出应“谨言慎行”的结论。这没有错, 作为党政机关公职人员,要适当约束自己的言行。但治本之策,则是要真正树立公仆意识。那些说话“走火”的干部,无不和他们在骨子里就没有摆正自己和群众、和舆论监督的位置有关。而一个光明磊落,胸襟坦荡,表里如一的领导干部,会自觉接受网络监督。积极应对网络监督,这是领导干部要树立的重要新观念。

  刻苦学习,不断研究新情况、新问题,改变浅尝辄止、不思进取、当“太平官”的精神状态

  各级领导干部肩负着带领群众转变发展方式、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重任。但如果你讲的话,下级不认同、群众不买帐,不是藐视你的职位和权威,而是因为你不具备让他们信服的知识和能力。领导的无能,从根本上源自无知。一个领导干部如果肯于和善于学习,能把上级精神和本地实际生动结合起来,就会讲真话、讲新话、讲短话,就会有感染力,就能鼓动干部群众干事创业的热情。反之,如果只会上传下达,四平八稳、面面俱到,没有一句错话,也没有一句真正有用的话,他所领导的地区或部门,必定也是僵化保守、没有生气的。还有, 学习的最大忌讳是浅尝辄止。例如,对于增强民主观念,有的基层领导干部认为只要做到“少数服从多数”就行,其实在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某些重大问题上,简单地讲少数服从多数也是不行的。需要通过平等协商,寻找大家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也就是努力找到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否则少数人的合法权益就得不到保障。有人说得好:“行为不科学,越有‘精神’越可怕;领导无知识,越有权力越可怕”。因此,胡锦涛总书记特别指出:“领导干部的学习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工作水平和领导水平。领导干部加强学习不仅是个人行为,更是政治责任。”

  以上几个方面,涉及了领导干部在发展观、群众观、利益观、权力观、地位观等方面破除思想障碍,创新发展理念的问题。当然,最后还要讲一点,创新发展观念,既离不开各级领导干部实现科学发展的自觉性,也离不开必要的制度导向。如果一个领导干部的任用和升迁主要取决于上级领导,要求他树立“眼睛向下看”的观念,是有些勉为其难的。反之,如果群众的认可度和满意度越来越成为考评和选拔干部的决定性因素,就实现了观念要求和制度导向的一致。同样,如果能够用改善民生、保护环境、节约资源等反映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求的指标体系取代过去的单纯看GDP数量、财政收入、招商引资额等传统指标来考核干部,也会有效地遏制政绩工程和短期行为。因此,正确的制度导向可以促进领导干部创新发展观念,而科学发展的新观念也可以结出丰硕的制度成果。(作者为红旗出版社原副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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