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的行囊
回家的行囊
春节日益临近，在西安火车站和汽车站的人流中，背着扛着大包小包行李的旅客脚步匆匆，他们带了什么行李？
2011年1月底，春节日益临近，在西安火车站和汽车站的人流中，背着扛着大包小包行李的旅客脚步匆匆，在他们的行李中，在外务工者的行李最大也最重，但打开之后几乎没有一件像样的礼物，均是破旧的棉被、衣物和日杂品，即使一个废弃的塑料桶，他们也要背回千里之外的家中，每一件都舍不得丢下。在校大学生的行李内容最为丰富，在他们的行李中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陕西特产和旅游纪念品。白领在拥挤的人流中最为轻松，他们拖着拉杆箱轻装上阵，里面装的多是电子产品。
贺卫方：消失的墓地
他在上海创建同文书会，创办《万国公报》月刊，是近代传播西学的重要平台，维新巨子康有为、梁启超等都受这份刊物影响很大。
烟台人说起自己家乡来，都会以这片土地丰富的物产、近代工业的成就以及良好的教育基础而自豪。水果如苹果、梨、葡萄、樱桃，农作物如大花生，还有很多近代轻工业如钟表制造、葡萄酒酿制等，本地人津津乐道，外地人赞不绝口。但是它们源自何处，许多人都语焉未详，也不大深究。其实，所有这些都是西方尤其是美国传教士自十九世纪后半叶陆续传来的。
这次回家过年之前，我正好读到几本有关西方传教士尤其是美国长老会在烟台传教有关的书，读过之后，几件事情给我印象深刻。比如我第一次注意到，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居然诞生在登州，也就是今天的蓬莱县，正是那位在山东传教历时四十五年的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的创举。狄氏于1864年创办登州蒙养学堂，1876年易名登州文会馆，1882或1884年扩建为大学，英文名The College of Shantung，为近代中国大学之滥觞。他于1908年病逝，葬在芝罘毓璜顶。
同样是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的梅里斯，1862年携夫人来登州，传教之外，与夫人创办登州启喑学馆，将西方现代聋哑人教育首次引入中国。该校1898年迁址芝罘，成长为今天的烟台市聋哑中心学校。梅里斯的另一贡献是从美国带回大花生种，经推广，成为胶东各地广泛种植的作物，花生以及相关产品出口，创汇多多。1895年病故，埋葬在登州基督教墓地。
郭显德是另一位重要人物。1863年他二十八岁那年携新婚妻子，来到上海，次年来登州，后转芝罘，在山东传教共五十六年。史载，郭显德在传教过程中注重基督教与儒家学说之间的沟通，强化对教徒人格的培育，在山东受感召的皈依者达到三千余人。他热情兴学(烟台二中前身会文学校之外，在牟平、栖霞、莱阳等地开办学校四十余所)，办医务机构(他和夫人是闻名遐迩的毓璜顶医院的奠基人)。他的声望之高，连对“洋教”刻骨仇恨的义和团也流传这样的戒律：“外人不杀郭显德，国人不杀赵斗南”(按：赵斗南系郭之弟子，牧师)。郭显德1920年卒于烟台，数以千计的各界人士出席葬礼，身后哀荣备极隆重。他也葬于毓璜顶的西侨公墓。
回家之前，我就听说毓璜顶的西侨公墓已被毁，但据说还存有几块残碑。承在毓璜顶医院工作的表妹和妹夫的帮助，大年初六下午，在一场雨夹雪降临前的阴霾天里，总算看到了那几块墓碑。它们散落在烟台警备区医院的院子里。先看到的是两块仿佛是棺材上的盖石，面呈人字形，两面分别刻有死者姓名、生卒年月、职衔以及颂词。取水来洗去上面泥土，其中一块盖石上的名字令我大吃一惊：Alexander Williamson——这是大名鼎鼎的韦廉臣的棺盖啊。韦廉臣，苏格兰长老会牧师，毕业于格拉斯哥大学。早在烟台开埠之前的1855年就来烟台传教。他在上海创建同文书会，创办《万国公报》月刊，是近代传播西学的重要平台，维新巨子康有为、梁启超等都受这份刊物影响很大。棺盖上刻着“法学博士”的头衔，当是韦廉臣母校格拉斯哥大学为表彰他在中国的成就而授予的荣誉法学博士。曾与他在烟台共事的传教士李提摩太说：“无论从体格、智力和精神方面看，他都是一个巨人。”他的身世和成就，许多近代史著作都有所论述。在棺盖的另一侧用英文刻着这样的话，译言略谓：“他居于对法官耶稣归来时欣喜复活之渴望中，遥远国度里长久历程后迷途人终回归其永恒之罗马城”。
找到郭显德墓碑时天色已经暗淡，不过碑文大致上还算完整。一面是英文，另一面是中文。院中尚有散落方尖碑、石座、残碎碑石若干，天色已晚，雪花飘落，不及细观了。
据说，毓璜顶西侨公墓是在朝鲜战争时期被毁的。那正是两国交战，反美情绪激荡的时候。不过战争是活人之间的事情，在战场上我们尚且要优待俘虏，为什么在大后方会迁怒于这些早已死去了的人，何况他们还是些传播福音与科学知识、兴办教育、治病救人、改善民生的使者呢。想象当年掘坟鞭尸、砸石毁碑的情景，人们是否想到这些人生前给这片土地带来的种种美好事物？不仅如此，即便我们对于传教士作用的评价有分歧，但这墓地毕竟是历史的见证，批判者也可以把它作为生动的教材注释，毁尸灭迹又是所为哪般？
2006年，我曾访问日本北海道大学。那座大学的创办人是美国农学家克拉克博士，他在教学的同时也秘密地传播基督教。虽然他在日时间只有短短八个月，但日本人为纪念他，在大学校园里立了他的铜像，学校有以他命名的克拉克会馆，学校的校训是他的话(“男儿当自强”，英文“Boys, be ambitious！”)，甚至北海道大学的徽记也是克拉克的头像。当时我好奇地问执掌该校中国法教席的铃木贤教授：“二战日美之间成为敌国时，有关克拉克的这些标记也都继续保留么？”
“为什么要改变呢？这是历史啊。”铃木教授神情不解地反问我。
朵渔：父亲建房记
这房子，到底是建呢，还是不建呢？无论如何，父亲还是决定春季开工。“我已经六十多岁了，”他不断强调，“我还能活几年呢？”是呢，连野兽都能为自己找个晚年的安息之地，何况是人呢！
父亲这辈子建过两次房。一次是1983年，他结婚时继承下来的祖屋四处漏风，瓦楞草三尺高，随时都有倒塌的可能。当时已能吃饱穿暖，但要建所新房还是很困难。父亲的新房建得拖拖拉拉，半截红砖半截土，春季开工，初冬才入住。父亲第二次建房是在1989年，那时我已长大，该准备说媳妇了。父亲大概就是这么想的。他从来没有征求过我的意见，对我能否考上大学也是半信半疑。建房子娶媳妇，天经地义，必须的。第二次建房也拖了好几年，直到我考上大学，他的五间平房才算建起来。
父亲的前两次建房都略显仓促和寒碜，房子质量大成问题，他最初建的那几间土坯房差不多已坍塌成泥。他和母亲搬进了后建的五间平房，将其中两间留给二弟娶媳妇。两家人住一个院，磕磕碰碰在所难免，再说了，房子是给儿子们建的，自己老住在里面总觉得腰杆不够硬。从前几年开始，父亲立志第三次建房，他要在老宅上为自己建个晚年的归宿之所。
父亲已经六十多岁了，除了几亩薄田，他一无所有，靠什么建房？除了我们兄妹们帮衬，他还决定秉承李顺大那种“喝三年稀粥，买一头黄牛”的精神。首先，他在田头种了不少树，五六年过去，树已基本成材，这样，大梁、檩子、椽子、门窗什么的也就有了；其次，他每年都会种一些经济作物，比如辣椒、大蒜之类的，但运气时好时坏。“蒜你狠”的时候，他往往种的是辣椒，而“豆你玩”时，他的西红柿又烂在了地里。如此经过几年的准备，父亲的第三次建房大业呼之欲出，只等农闲时节开工。
这次回乡下过年，父亲又和我谈起了建房子的事情。父亲已足足准备了八年有余，建房计划就要实施时，突然接到乡上的通知：任何人不得再建新房，村子准备整体搬迁。
父亲一下子懵了。
我也注意到有报道称，山东部分地区正在搞“撤村改社区”运动，也就是将小的自然村合并成大的农村社区，引导农民集中到中心村居住。我的家乡地处鲁西南，自然资源匮乏，也没有相对成熟的城市群落，乡村经济非常薄弱。虽然“新农村建设”酝酿已久，但一直没有一个成熟的方案。去年冬天，父亲还在电话里告诉我：乡里要求新房建设一律停止，要建房也可以，但首先要交罚款。罚款，这也是乡村治理的惯用手法，罚款的意思就是什么事都可以商量。拿钱就办事，罚完了还没有收据。父亲一开始就没把这件事当回事，“钱能解决的问题就不算问题”。所谓的新农村蓝图，在他看来根本就是子虚乌有。
这一次，父亲显得很沮丧，因为钱已经不能解决问题，“罚款”被认为是违法，已经暂停了。但“不准建新房”运动却如火如荼地在推行。据说警车已经进村，宣传车也走街串巷。有胆子大的人家，晚上开工白天躲起来，被推倒了就重新盖起。父亲胆子小，他只有焦虑。他不知道在自家的老宅上建几间房，到底犯了哪门子法，他也不知道他的新房何时才能建成。
这处老宅子算是祖产，几代人曾在此繁衍生息。父亲在这处宅子里生活了几十年，早已把这里的一土一木看做是“自家的”，他没想到原来这片土地自己根本就说了不算。他当初从电视上看到“新农村建设”的新闻时，还是颇有些憧憬的，梦想能得到一笔补助款，哪怕是一扇窗户钱呢！他没想到最后等来的是这样的消息：集体搬迁，统一规划，推倒重来。父亲后来又琢磨，集体搬迁，有必要吗？都迁到一块去，地怎么种？猪怎么养？牛拴在哪里？原始的村落怎么办？留下的宅基地归谁？你不会是在眼红我这二亩三分地吧？
总之，老农民遇到了新问题。他听上一代人讲过，这处宅子是父亲的父亲用一群羊换来的，传了几代人之后，反倒不是“自家的”了。他不能接受这个现实。父亲没有学过《土地法》，他自是不了解，这处宅子早已在《土地法》的数次修订后变更了权属。最新修订的《土地法》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属于农民集体所有。”也就是说，父亲的老宅子其实早已不属于他个人，而是属于某一个“集体”。如果“集体”要求他搬迁，在法律上是行得通的。也正因为房子下面的那块土地并不真正属于他，建在这上面的房子也就值一些砖瓦的价值而已。
这房子，到底是建呢，还是不建呢？无论如何，父亲还是决定春季开工。“我已经六十多岁了，”他不断强调，“我还能活几年呢？”是呢，连野兽都能为自己找个晚年的安息之地，何况是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