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格格：外婆家
桑格格：外婆家
在挂青的时候，我多给二老烧了点纸钱，包括面值一亿的冥府银行发行的现钞，希望他们自己去买些降噪装置，得一点清静。
小时候我迷恋一种游戏：用粉笔在水泥地上画上一条长长的、弯曲的线，这条线不能断，但是尽我所能地画得弯曲一点。我一边画还要一边嘀咕：要到了要到了，坚持哈要到了。我妈觉得奇怪，问我在干啥，我说：我在画回老家的路。
我说不清为什么那么迷恋老家。我的老家是外婆家，在四川川北腹地的一片丘陵地带，世代农耕之地。记得小时候，我和妈妈坐着班车能一直到外婆的家门口，如今由于修通了高速公路，班车都是按直达的路线来设计，能直接到乡下外婆家的车已经很少了，我只有包车回家。
进入老家的地界时，最奇怪的是两边的山坡上的粑茅恣意猖獗，粑茅冬天枯萎之后，让山坡也跟着变得一片斑驳枯黄。表哥说是这几年乡村也通天然气了，没有上山砍柴，以前这些粑茅，可是最好的引火燃料，现在没有人再需要了。漫山遍野的粑茅，挺好看的，人走在其中，一定像在深山丛林。
进入小镇，镇上混得好的人家，都已修了簇新的楼房，讲究的家户，是整栋楼都贴上瓷砖，白色的瓷砖、银色的铝合金窗子加上绿色玻璃，几乎一致的风格，看着让人感觉陌生和冰冷。原来的房子是竹泥白墙、木梁黑瓦，颜色朴素，就像从山水里自然化来的，再有个篱笆围墙，种上几棵树和大丽菊，有鸡啄地，有狗护家—不单是我的外婆家，好像可以是所有人的外婆家。
我的外公外婆已不在了，这次回到老家，我还发现他们安静的坟地，现在竟成了一个轰隆隆、非常吵闹的地方。
外公本是懂得看风水的，这里是他自己看的坟地，原本背山面水，背靠着这座小镇最大的大坡，面对乡水库，好风光好地方。可是他怎么也没预料到十几年后，会有一条高速公路把完整的田野一劈两半，他们的坟头，如今却要和一条繁忙的高速公路相邻。长眠在这条繁忙的高速公路旁边的二老，一定不胜其扰。在挂青的时候，我多给二老烧了点纸钱，包括面值一亿的冥府银行发行的现钞，希望他们自己去买些降噪装置，得一点清静。
高速公路改变的还有小镇的入口。原来的省级公路失去了唯一的显耀地位，变得落魄起来，两旁的泥土和垃圾让这条记忆中宽大油亮的柏油马路窄了好多。我记忆中的这条路，有道班维修，承载着很重要的运输功能，轧出的坑洞很快就会修好。可是现在，却是没人管了。
当时的道班工人，可是一群多么有活力的小伙子！他们那时候算是乡镇上少有的吃供应粮的国家工作人员，一个个正当盛年，真是惹得场镇上的姑娘们都要多看两眼。我表姐何老三，是这条街上有名的侠女，当年也是兴隆街上一朵花，性格豪爽，生性大胆。个别道班上觉得自己条件可以够得上的小伙子，总是要去惹她一番—也许现在还有人记得何三妖怪举着菜刀、追着某小伙子砍了半条街的事件吧？那可是当年宁静的兴隆街上不可多见的一道风景。
回来的第一天，街上正在赶场，每三天就赶一次场的的习俗，倒是还没有变，只是街上的人，我几乎都不认识了，偶尔看见面熟的人—对方是一个衣着颇为时髦的女孩，问起来，原来是小时候一起玩耍过的小伙伴。我心虚地问人家：小时候我没有打过你吧？对面的女孩兴高采烈地回答：咋没有喃！你小时候最爱打人了！还是那个乡音，没有变。
这次回乡，很多景物都改变了，但是你又确定这就是自己的家乡。虽然很多年没有回来，但是在潜意识中你也默认它不会是原来的那个样子。是什么样子？一定是改变之后的样子，仔细看还是有旧痕迹在的样子。
站在依稀还认识的坡头抽根烟吧。这里原来是舅舅家的田地，很多年前种过芦笋，长得绿油油一片，细密的植干滴着露水，像是太绿了、滴出来的绿水。一抬头，门前的一棵树杈上居然用麻绳拴着一只兔子脚！谁家送灾或者招财？毛茸茸吓我一跳，我饶有兴趣地仔细辨认着兔子脚上的指甲，突然觉得开心起来。地里种着牛皮菜，边上花边一样镶着葱和豌豆尖，冬天露水大，菜在露水里嫩得觉得可以生吃。一只小狗脏兮兮地在土里穿梭，眼神婉转可怜。深深呼吸一口冰冷的空气，闻到了稻草燃烧和猪圈的味道，嗯，是回来了啊。
马桥印象
仁初指给我看胡老师家的房子，说，现在记者们已经很多年不来了，胡老师前两年也过世了。他若有所思地解开裤子，在夕阳中冲着江水撒了一泡尿，然后严肃地说，从前村民可以在水里洗衣，洗被子，现在江水被采金和采砂的污染了，家家都要装净水器。
《马桥词典》里描绘的生活，早已远去。书里写的老房子不见了，铁锅也不见了，大院也不见了。
南都周刊记者＿王宏宇
江
“江”在马桥人的生活里，是一个很重要的字。因为几乎每个马桥人的家，都住在江边。这是个依水而建的村庄，村民们早上开门，就看见了江；白天种田，脚踩到田里的水，来自于江；晚上关门睡觉，梦中仍然可以听到“江”的流动。所以，马桥人所说的江，实际上是特指家门口的汨江。
仁初说，1996年韩少功出的那本书，《马桥词典》里，有一个地方写得不准确。他说，书里说，马桥的水流入罗江，但其实汨江和罗江没有谁大谁小，两条江流到汨罗市区合而为一，就是汨罗江。韩少功写完书后，在马桥北面的八景乡盖了一栋房子叫“梓园”，仁初前年曾经跟人去拜访过他，但当时只顾聊天，忘了说这件事。
马桥人大多姓胡。仁初也姓胡，1994年起就是这里的村支书，一直当到现在。他坚定地说，他从前看过这本书。他还说，当年韩少功在附近的天井乡插队，跟村里的音乐教师胡学第玩得好，关于马桥的情况，大部分是从胡老师那里听去的。当年《马桥词典》刚出版时，村里来过一些记者，但没有人知道这个典故，也没人采访过胡老师。
仁初指给我看胡老师家的房子，说，现在记者们已经很多年不来了，胡老师前两年也过世了。他若有所思地解开裤子，在夕阳中冲着江水撒了一泡尿，然后严肃地说，从前村民可以在水里洗衣，洗被子，现在江水被采金和采砂的污染了，家家都要装净水器。
这里的水下还有金沙，自古至今都有人在河上淘金。71岁的薛松林住在距马桥不远的长乐镇，他说，这里清代就有严禁淘金的石碑，现在石碑倒了，淘金的人又回来了。就这一点而言，现在对河道的管理，还不如几百年前。
我去看了河中间的采金船。它黑乎乎地蹲在那里，上面没有一个人。只有机器往复运作，每隔几秒，就发出一声巨大的哐啷声，在云雾缭绕的青山间回荡许久。白天还不觉得怎样，晚上听到，仿佛身在炼狱，又好像《魔戒》里魔都半兽人趁夜打造兵器的声音，哐啷，哐啷，一直响到天明。
书(以及“那本书”)
和想象中的不同，在马桥，很多人并没有看过《马桥词典》。每次说起，他们会愣一下，然后说，哦，你说那本书啊！我知道，但没看过。
《马桥词典》里描绘的生活，早已远去。书里写的老房子不见了，铁锅也不见了，大院也不见了。一条水泥修筑的村村通公路横贯东西，一到晚上，就亮了起来。现在的马桥人，家家住的都是两层的小楼，屋里有电视，还有洗衣机。仁初家甚至还有组合音响。但他家里没有这本书。说实话，他家里一本书也没有。
薛松林的父亲当年在镇上做布铺的掌柜。他说，他年轻的时候，镇上和村子里，很多人都看书，甚至在1950年代，镇上的铺子家家还都订着报纸。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年轻人每年过完年就出去打工，年底回家带回钱，就打麻将，买马，买六合彩。
薛松林说，他们早就没空看书了，甚至连电视也不看了。即便是马桥人，看过甚至听过《马桥词典》那本书的人，恐怕连一半都没有。
宪章
和马桥村的其他人一样，宪章也没读过那本书。尽管他也在马桥做了一辈子农民，但和别人不同的是，他家里有很多书。宪章平时都戴着近视眼镜，其中一只眼睛的度数，是1800度。他喜欢看古书，尤其是《论语》，但不喜欢看现代书。
宪章是仁初前一任的村支书。他有3个兄弟，分别叫平章、早章和文章，他的名字，宪章，出自《论语》的《宪问篇》。但凑巧的是，他出生的1946年后不久，当时的国民政府修订了宪法，也称宪章。类似的巧合也发生在仁初的婆姨，四清身上。四清的姐姐分别叫二清、三清，她就顺理成章叫了四清，但没想到出生没多久，就赶上了“四清”。
在马桥，人们的名字经常与当时的重大事件挂钩，有些是特地起的，比如《马桥词典》里的复查，再比如村里的建国、跃进、建设、改革、开放、港归、澳归、世博等，有些完全是巧合，比如宪章，比如四清。
这有时会带来无妄之灾，比如邻村有一家人，生的孩子分别叫加成、入成、共成、产成和党成，结果“文革”时说是反党，被拉去批斗。宪章倒一直很平安，他叫这个名字一直叫了60多年，一直没有遇到什么麻烦，只是前几年办身份证，
“宪”字不知道为什么被改成了“献”，变成了胡献章。宪章查了很多书，很不满意这个新名字，所以私下里签名时，还是用原来的。
芙蓉王
宪章因为生病，口齿不太好了，所以讲话喜欢用写的方式来表达。他拿过一张纸，拿过来递给你，看着你读完，就把纸揉成一团放进口袋里。
他写字很漂亮，用词古朴，偶尔还夹杂着繁体字，比如这段：“汨江原来清澈见底，游鱼可数，帆船往来，络绎不绝。但19 93年平江淘金热，导致江水变浊。”
再比如这段：“马桥人爱讲排场。当年困难时期，过年就要招待来客红薯片和炒蚕豆，如今则是开心果、美国核桃、芙蓉王香烟。”他说，但这仅限于春节，新年伊始，一过元宵节，一切就要回到原状，抽普通的白沙烟。
他说的确乎是真的，我在镇上的网吧，看到玩射击游戏的小孩，看起来不过八九岁，一边为上网的几块钱争吵，嘴巴上叼的却是20多元一包的芙蓉王，想来这一定不是常态。
发歌
群华戴着一顶前进帽，抽起芙蓉王来很凶，一支接一支。仁初介绍说，在马桥，群华发歌算是最有名气的一个。
发歌就是唱山歌，《马桥词典》里提到过一个很会发歌的万玉，很受姑娘媳妇欢迎，还会唱荤段子。前年镇上要搞长乐镇建镇千年庆典，还事先和群华打招呼，要他到时去发几首歌。但后来庆典没有拉到赞助，发歌的事情也就作罢了。
群华今年67岁了，会发几十首歌，年轻时也很受欢迎过。他也会发荤段子。我请他发一个来听听，他很不好意思，说有规矩，山歌不进屋，不能在有屋顶的地方唱，只好作罢。
群华年纪大了，也很发愁发歌传承的事。他只有一个孙女，但是他不肯教她，因为传统发歌不能传女子，再说，山歌里的荤段子也不好教给她。群华说，如果有男人上门来学，就传授给他，算是徒弟。
打包
在马桥玩了几天，我听到消息，跑去几里外平江县的青林村蹭吃喜酒。
确切地说，是出嫁女儿过年回娘家的“于归酒”。我到的时候，红帐篷已经扎了起来，上百人坐在里面，等着开饭。主人似乎并不介意陌生人的到来，有人跑来握手，又有人把我安排在一桌坐下，端上擂茶，里面漂着香喷喷的芝麻和豆子。
每个人面前都有个饭碗，碗底写了个“孝”字，我觉得奇怪，问旁边的大嫂，说是这里请客都讲究外包，那个“孝”字是出租碗筷的人的名字，以便还碗时方便辨认。
菜还没有上，主人那边就有一个女孩，按人头给每个人发塑料袋。连抱在怀里的孩子，也有一个。旁边的大嫂开始张罗，把桌上碟子里的红包分给每个人，把瓜子香烟也拆开，每人一把丢在塑料袋里。另外，每个凳子脚下放着一包“芙蓉王”和一袋糖果，也是用来打包的。接下来，每上一个菜，待到人人吃过以后，都要分开打包，装进塑料袋，等到吃完，桌上已经什么都没有。
我看了看红包里面，装的是10块钱。因为来之前查过打包的习俗，所以假装并不如何惊讶。实际上，这里千年前就有打包的习俗，从前是每道菜上来夹到桌角上，现在改成了塑料袋。我只是没有想到打得如此干净。
我看看表，一顿有八道大菜的丰盛筵席，只用了10来分钟就吃完了。来自三乡四里的亲朋们抹一抹嘴，把塑料袋放在摩托车的置物盒里，也不和主人招呼，就突突突地呼啸而去。邻座的大嫂告诉我，在这里，请客对主人来说是一件不小的负担，即便算上礼金，这顿酒办下来，也要赔上几千块钱。
采砂(以及采金)
住在河边，最大的资源就是河里的砂。马桥从前有200多条采砂船，后来退沙还林，现在只剩下4个砂厂，20多条船。
对面属于平江县的普平村，当初整顿，也合并了很多砂厂，但剩下的还很多，有30多个厂。几年挖下来，加上涨水，河道都被挖得偏向了马桥一边。从前马桥人洗衣服的码头被淹没了，河堤上一家人的房子，因为地基被水淹，前些日子也垮掉了。
一边人多砂少，一边人少砂多，所以河两边的砂厂，经常冲突。去年11月双方冲突过一次，对方拿了钢管，马桥这边没带武器，被推了几个人下水，后来岳阳市水利局领导来现场办公，裁定了一下，对方再到河上的沙洲采砂时，汨罗警方出手，行政拘留了对面两个人。
今年正月初九，双方又冲突了一次，马桥这次带了钢管，没想到对方使用了旱雷和砍刀，被伤了几个人。两边的警方都出了警，但事情还没有处理结果。
仁初这两天很忙，受伤的村民要送医院，家属要安抚，村民要劝阻。他作为村干部，不可能鼓励械斗。但彻底解决这件事，又远超他的能力范围。
双方械斗的时候，远远在河上游那条采金船，只是冷冷地看着。这是仁初更头疼的事。采金船把整个河道都围起来了，污水就直接排进河里。仁初认为那条船绝对是非法的。理由是上次领导检查时，对方把船炸沉了，领导一走，又把船吊出来焊好接着用。
晚上吃饭时，仁初高兴地说，你听，警察来了，采金船现在晚上不作业了。他兴冲冲地端着饭碗跑出去听，垂头丧气地回来。晚上哐啷、哐啷的声音，仍然像往常一样，响到天明。
小城堵车记
赚了点小钱的人就开着自己的小车衣锦还乡，混得不太好的，甚至会租一辆小车。谁也不肯输了面子，拼命购物送礼走亲戚，都似乎要把这一年欠自己的和欠家人的都给补上，我小叔家开的一家小店过年期间十来天的收入可以抵得上平时几个月的收成。
我接到编辑电话写一篇回乡随笔时，正处于一个巨大的噪声场中，刺耳的喇叭声、钝钝的马达声、尖锐的刹车声此起彼伏，汽车、三轮车、摩托车、大板车歪歪斜斜地占据了全部的道路，不时蠕动一下，没有人行道，像我这样的行人不得不踮起脚尖小心翼翼地穿梭在各色车辆当中，无奈而危险。
南都周刊记者＿徐卓君
这里是春节前中部地区的一个不发达的县城，当我厌倦了北京这个巨大的停车场之后，我以为回到家里有湿漉漉的青石板和安静绵长的小路，我以为这里还是我记忆中宁静祥和的小城，谁料到我只不过是从一个特大号停车场搬到了一个中型停车场而已。
实际上，这不过一个序曲，还有更多的堵车等着我，腊月二十九，我去往离县城10公里的乡村看望爷爷奶奶，短短10公里路，借来的那辆小车跑了1个半小时，在一个不知道名字的地方还堵了近一个小时不得动弹。
我顺着尘土飞扬的马路看过去，清一色的浙A牌照的小汽车停在路上按喇叭。父亲告诉我，他出生的这个乡村，大多数青壮年都在浙江一带打工或做一笔小生意，平日里只有老老小小留守在村子里，只有少数人家会种种田打发时间，十分萧条。每逢过年，倦鸟归巢，赚了点小钱的人就开着自己的小车衣锦还乡，混得不太好的，甚至会租一辆小车。谁也不肯输了面子，拼命购物送礼走亲戚，都似乎要把这一年欠自己的和欠家人的都给补上，我小叔家开的一家小店过年期间十来天的收入可以抵得上平时几个月的收成。
但也是在这个平日里萧条、过年热闹的县城里，多数职位的收入不过千元，房地产业却十分发达，售价3000元/平方米的房子都被抢购一空，虽然多数房子还是空在那儿。近日才开张的第一家肯德基更是门庭若市，据说一天的营业额就达到十几万，就连大年三十晚上，都有一群人在排队。趁着过年热闹，什么都在涨价，就连洗头都涨到30元一次，炒米粉也从三四块涨到七块一碗。这些生意人似乎要趁着过年的狂欢，把一年的钱赚完，因为大年过后是无尽的冷清和萧条。
不只是个别小村庄，整个县城都充斥着外地牌照的车，而本地的汽车似乎成了少数派。一个不那么精确的数字，在这个150万人口的县城里，有将近50万的人在外工作或求学，只有春节期间才能返乡团聚。因此在过年期间，县城里，县城到乡村，县城到城市的各条马路都在超负荷运转，经常性地罢工。
比起著名的停车场北京，这里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固然和过年的返乡大军有关，也和特有的道路文化有关。我的驾龄不长，一年多，成天抱怨北京的司机和行人的不规矩，但现在据我看来，比起我可爱的家乡的司机和行人来，他们还是文明许多。
县城的道路大多不宽敞，哪怕是主干道，也只是一条双向两车道的马路，没有护栏，没有道路的分隔栏，没有自行车和人行道，没有掉头箭头，什么都没有，这马路上的秩序只能靠司机和行人的自觉来维持。但多数人并没有这份自觉，双向两车道的马路，硬生生被挤成三车道，一个不小心，就有挂蹭事故发生；在这条拥挤不堪的马路上，任何车辆在任何地方都可以随时掉头，拐弯；行驶不畅时，后面的车不是耐心等待，而是开始按喇叭，按喇叭还算好的，更多的人改道，去另一条逆向车道上，又堵住了对面来的车，周而复始，直至它成为一个停车场。
一条叫建设路的主干道上，自我腊月二十七回家后的十来天里，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喇叭大合唱，更是在我走的那天大年初六达到了顶峰，我沿途看到了十几拨婚车，一拨拨婚车把路堵得水泄不通，车里的新娘急得花容失色，酒席上的客人的肚子饿得咕咕叫。
当车驶离这座小城时，我不由得松了口气，回头望了一眼，我的视线里，它在慢慢远去。
王久良：被癌症击倒的凤凰
在癌症阴云的笼罩之下，人心惶惶，众说纷纭。连续三十年来的化肥与农药是不是真正的推手，这也仅仅是两位医生以及乡亲们依据个人分析的揣测。问题已然出现，可问题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
山东省安丘市凌河镇凤凰官庄，我的家乡，这个有着如此美丽的名字的小乡村，如今却被癌症的阴云笼罩着。
腊月二十我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在外忙碌一年，我也是早就盼望着这一天，只想着欢欢乐乐地好好跟家人过个年。谁曾想刚进家门没多久，就听说我本家大爷病重，已是卧床不起，再细问，家人说是肺癌。回乡的喜悦即刻被忧伤替代，因为我心里清楚，这种病到了这个时候，已无回天之力。此时的本家大爷已经基本处于半昏迷状态，偶尔能说出几句话，含混不清，无非也是问问自家的牛牵院里没有，谁家借的秤还了没有等等。到了最后，明明是躺在自家的炕上，但嘴里却一直在说着：“家去吧，家去吧，别在别人家里”。本家大爷到底没有熬过这个年—腊月二十六，去世，二十八，出殡。
仅仅是在此两个月之前，我的亲叔叔也因癌症去世，为他送殡的场面依然历历在目，纸钱还未燃尽，如今又添新坟。在新坟与新坟之后依然还是新坟—也仅仅是在此一年之前，我的父亲同样也是因为癌症离世；而在两年前，我的另一位本家大爷也同样被癌症夺去了生命。现在，不幸的是，我的一位本家哥哥正处于癌症的晚期……
对于我们家族来说，这个春节是在忧伤中度过，别人家都贴着红红的春联，我们家族里的好多家大门上却只能贴着黄裱纸，没有磕头拜年，也没有走亲访友。亲人患病的苦痛场景在我的脑海中久久不去，我永远都不会忘记我的父亲被肺癌折磨得喘不上气来的样子。本家大爷在昏迷之前也许是因为病痛所产生的燥热，光着膀子在三九的天里大开着窗户，屋里也不让生火，而其肌肤却是冰凉冰凉。我的另一位本家大爷在去世之前实在是忍受不了病痛的折磨，最后找了根绳子，趁着晚上子女不在身边时寻了短见。还有现在我那位本家哥哥，我也实在不忍心说他现在的情况了，总之我觉得癌症就是一个魔鬼！
可在忧伤之外，家族里的人也同时产生了深深的疑虑，都在怀疑这是不是遗传的原因。过年期间，我们兄弟们也都在讨论这件事情。可据我所知，癌症并非遗传所致。而更具有说服力的是，除了我们家族，其他族姓也有这种状况存在。就在我们这个仅有六七百常住人口的村里，从2005年到现在，在这短短五六年时间里，掐指一算共有13位村民因为癌症去世，而因为其他原因离世者却仅仅三两人而已。
伴随着我叔叔和本家大爷的相继离世，癌症迅速成为村民们讨论得最多的话题。这一连串的事实就摆在村民们的眼前，从而也就难免地造成了集体性的恐慌。大家都在追问，这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癌症会接二连三地降临？有人说这是跟化学品污染有关，可就近并没有什么大的化工厂以及其他企业，也没见到明显的水源与空气污染的痕迹；也有人说是跟村里村外的养殖场太多有关，但这也很难找到它们之间直接的联系；还有人说是“人瘟”，但癌症又确实不是传染性疾病；而村里的老人们开始怀疑是村里的风水出了问题，还正琢磨着做一场法事呢。总之，在癌症阴云的笼罩之下，人心惶惶，众说纷纭。
人们都在害怕这种不幸会落到自己以及亲人的头上，因为大家都知道，癌症不仅会夺去人的生命，同时也会影响甚至摧毁一个家庭的经济。所以也就难怪乡亲们都说，癌症就是“人财两空的病”，花多少钱也治不好的。话虽如此，真若不幸患上了癌症，无论是做子女的还是其他家人，又有谁不是竭尽所能地去给患者医治啊？别人不说，我父亲在查出癌症之后，我们兄弟三人也在商量着，只要医生说还有一线希望，那我们就不能放弃，最后结果是送了几万块钱的同时也把父亲送走了。
还有我叔叔，前前后后也花了三四万，他就这点积蓄，最后一点也没给我婶子留下。我们村还有户人家，本来经济状况还算可以，最后人走了，留给家人的却是满身的债务。
刘振海，凤凰村的一名乡村医生，他可以说见证了近几年村里所有的癌症患者的离世。我与他交流，他也表示近几年来我们村的癌症患者多得出奇。村里人整日劳作，平时身体有点不适也不太在意，当病情加重去医院检查时，若是癌症，也基本都是晚期。高昂的医疗费用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承担得起，一般是在县城医院医治一段时间后，限于经济状况，大多都是回家等着了。面对这样的癌症晚期患者，刘振海也时常感到深深的无奈，只能本着尽量减轻病人痛苦的原则对病人进行着临终的关怀。而对于那些家庭经济困难的患者，刘振海也从来都是先顾着病人，医药费都是日后再说。当我问及这种情况所占的比例时，他回答说“这种因病返贫的例子真是数不胜数”。总之在癌症阴云的笼罩之下，人心惶惶，众说纷纭。
王兴林，从医40多年，也是我们当地有名的乡村医生，对我家乡四周围百姓们的身体健康状况他是非常地了解。据王兴林的粗略统计，相对于其他村庄，近几年凤凰村的癌症患者的确是格外的多。但同时也表示，其他村庄的情况也不容忽视，以他所在的李戈村(与凤凰村相邻)为例，人口与凤凰相仿，近几年因为癌症去世者也有十几个。所以针对包括凤凰村在内的癌症高发问题，同样也引起了王兴林的关注。他说，在他行医的这45年中，前十几年，也就是上世纪80年代之前，他仅遇到过一例癌症患者；从1980年代到2000年，癌症开始逐渐增多，但数量也不是很大；而到了2000年之后，用王兴林的话说，“癌症几乎一下子到了爆发的时期”， 而且患者年龄逐渐向年轻化发展，有些患者年龄仅仅40岁左右。发病器官也多以呼吸系统和消化系统居多。
当我问及癌症频发的原因时，无论是王兴林还是刘振海，都开始怀疑跟摄入食物的药物残留与水源污染有关。王兴林还给我罗列了很多蔬菜种类所使用的化肥以及农药的实例。在这里有必要补充一点，我家乡所在的安丘市凌河镇以及其他几个乡镇，是全国有名的大姜大蒜以及其他蔬菜的生产基地，现在几乎全部的田地都在发展高效农业，传统的粮食种植面积已经很少很少。所谓的高效农业也就意味着高量化肥与高量农药的使用，我不夸张地说，从一粒种子入地一直到蔬菜收获，甚至到我们的餐桌之前，全程几乎不间断地伴随着化肥与农药的使用。
当然了，笼罩于家乡上空的癌症阴云，连续三十年来的化肥与农药是不是真正的推手，这也仅仅是两位医生以及乡亲们依据个人分析的揣测。问题已然出现，可问题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那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幽灵到底在哪里？何时才能拨云见日？我想，此时的大部分乡亲都在如我一样苦苦地等待着答案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