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柠：老去的故乡
杨瑞贯一家
杨瑞史一家
杨敬照一家
杨瑞团一家
张柠：老去的故乡
衰老的老人，他跟我的故乡一样衰老。去年他老死了，回到村子后面的祖坟山上去了。其他的族人，依旧一如既往地在这片贫瘠荒凉的土地上等待死亡。
我的老家是一个地图上没有标记的、被抛弃在鄱阳湖畔的小村。那是我的祖籍，我的家谱和祖祠所在地，我父亲出生的村子，我爷爷奶奶的坟墓所在地，我爷爷的爷爷生活的地方，也就是一个称之为故乡的地方。
我们老张家的族人有三四百人，生活在那个贫瘠而又荒凉的地方。在改革开放之前，家乡众多的人，像蝗虫一样生活在那块狭小的土地上。那里植被罕见，没有树林花草，只有光秃秃的黄土坡。如今，植被和树林倒是长出来了，但人烟却少了，只有留守在家的老人、妇女和儿童，能动的都出远门了。
留在童年记忆中的故乡，已经渺无踪影。颓败的村落上空弥漫着一股萧瑟之气，到处杂草丛生，垃圾遍地。原来将全村人凝聚在一起的两处标志性的场所(祖祠和中央晒谷场)，已经面目全非。祭祀祖宗的祖祠倒塌了，半边房子被遗弃在村落旧址的边缘。年轻人聚会和孩子们耍戏的中央晒谷场，已经被垃圾堆所掩埋。
所有的人都离开村子的原址，将房子建筑在一条通往县城的简易公路边上，排成了长长的一条线，每一幢房子仿佛都有一股离家而去的冲动。每一户都有封闭的院子，铁栅栏院门取代了吠叫的家犬。看不到大家聚在一起的场景，哗啦哗啦的麻将声掩盖了家长里短的聊天声。麻将桌上的相聚，取代了祭祀祖先的祠堂。原来的村落看似杂乱无章，实际上是有中心的、有内在秩序的。如今的村落看似秩序井然，实际上已经是散乱的，心散了。
更可怕的是，见不到劳动的场景。所有的人都百无聊赖、懒洋洋的样子。他们不再种稻谷和蔬菜，而是到几十里外的县城去购买。他们对赌博感兴趣，对别人的收入感兴趣，对在外打工子女的汇款感兴趣。童年时代的伙伴，全都满脸皱纹、未老先衰、历经沧桑的样子。我非常震惊，仿佛看到死神在生人的脸上游走。
前几年，我回去拜访了一位辈分最高的老人。听说我要去他家，便从地里往回赶，破败的房子还在老地方。他扛着锄头、满头大汗，衣服上可以见到白色的盐渍。老人七十多岁，身体还硬朗，脸部的皱纹像经木刻似的。这是我此行见到的少数在劳动的人。他将我递给他的烟卷夹在耳朵上，吧嗒吧嗒地吸着旱烟筒，缓缓地说：在外做事，莫忘家里，一年回来一转……衰老的声音，好像是从遥远的过去飘过来的。
衰老的老人，他跟我的故乡一样衰老。去年他老死了，回到村子后面的祖坟山上去了。其他的族人，依旧一如既往地在这片贫瘠荒凉的土地上等待死亡。即使离开家乡千里万里，最终都要回归这块土地。这就是乡土的家族情结和土地情结。
我想起墨西哥小说家胡安·鲁尔福小说中，农民与官员的对话。官员说：这么荒凉的地方不适合居住，你们为什么就是不搬走？农民说：“我们的祖先和亲人死了，被埋葬在这里。如果我们离开了，谁会带走我们的死人呢？他们住在这里，我们不能撇下他们走啊。”
少年时代，父亲在世的时候，每年春节都带我们回老家看奶奶，给村里人拜年，到祠堂里去祭祖。“文革”期间，我被父亲送回老家，在那里连续生活过两三年。经历了几个完整的春夏秋冬的轮转，对故乡的人和文，有了完整的了解。我的许多乡土文化和民间习俗知识，就是在故乡学到的。它是我观察世界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背景。
我的故乡，既不是我久居的场所，也不是我出生的血地。它却这样顽固地占据着我记忆的地盘，这样莫名其妙地伴随着我的终生。即使居住时间那么短暂，但它留给我的记忆却如此深远。为此，我专门写过一本叫《土地的黄昏》的书。支撑那本书的基本材料，就是我的童年记忆和故乡经验，就是我记忆之中的原乡。
你来自哪里？你归于何处？这既是一个形而上学的问题，也是一个宗教问题，尤其是对于缺乏宗教信仰的中国人而言，更是如此。所以，无论我们出生在何处，迁徙过多少地方，走得有多远，总被一种原乡情结、土地情结所纠缠。
想象中的故乡，就像我童年和少年时代一样活跃而新鲜，喧嚣而温暖。现实中的故乡却越来越衰老而颓败。当我目睹故乡惨败情景的时候，我想写另外一本书，叫《土地的黑夜》。
大田寨全家福
除年迈老人外，村内80%以上的人外出打工，年龄从40多岁的中年人到刚刚初中辍学的未成年人，只有春节才是大田寨家庭团聚的时候。
大田寨，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钟山县公安镇镜内，分为上大田和下大田两部分。是该镇人口最多的村，全村共400多户，3000余人，村内居民多为杨姓人家。大田寨的农业灌溉水源主要依靠位于20公里外红花镇的花山水库和村边的龙塘水库。花山水库覆盖了钟山县近1/2的农业用水，除主水渠是由水泥铺盖外，支渠和穿行村内的水渠均为泥沟，没有任何隔水措施。自1994年花山水库部分渠段出现崩坍堵塞，附近的村落均受到一定影响，最为严重的就是大田寨。在用水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下大田的村民只得花费4000元在村内打了一口15米深的井，以缓解每年农耕时的用水难。尽管如此，该村每年也只能种植春季一季水稻，而秋季则只能期盼天降甘露了，实际上大片土地是荒废的。2010年南方旱灾时，上大田只仅仅保住了十多亩田的收成。由于每年只有一季农忙，大田寨村大量青壮年劳动力闲置。于是除年迈老人外，村内80%以上的人外出打工，年龄从40多岁的中年人到刚刚初中辍学的未成年人，只有春节才是大田寨家庭团聚的时候。
图、文/刘浚
杨瑞贯一家
户主：杨瑞贯(二排右一)30岁，初中文化，现在在广东中山小榄镇一家玩具厂做工人。
妻：莫双花(一排)26岁，广西柳州人，初中文化，夫妻俩一个月总收入在3800元左右。
弟弟：杨瑞执(三排右一)28岁，小学文化，现在广东中山小榄镇五金厂工作。
妹妹：杨玉英(三排左一)21岁，初中文化，现在在广东中山小榄镇手机充电器厂工作。
年逾六十的父母(二排左一、二)在家务农，家里有3亩地10亩田。自己所种田地共5亩，养殖2头猪。剩余田地都租送给别人种，租田人每亩田都给50斤稻子作为报酬。种养的粮食也只够自己生活。父母一辈子在家种地，现在整个村子都没有灌溉水，还得看天吃饭，全都靠下雨。现在又盖了房子需要9万多元钱，光靠家里务农是没有收入的，所以只能出去打工挣钱。
杨瑞史一家
户主：杨瑞史(前排右一)43岁，小学文化，在广东中山小榄镇工厂做卧椅技术工。月收入3000元包吃住。
妻：杨凤莲(前排左一)44岁，广西富川瑶族自治县人，初中文化，在广东新会打工。
大儿子：杨敬富(后排右一) 19岁，毕业于钟山县职业中学电工专业，今年打算去广东找工作。
小儿子：杨敬春(后排左一) 17岁，初中文化，2010年开始跟母亲外出打工。
杨瑞史家里有4亩田，因没有水，没法种地，所以44岁妻子放下农田带着孩子出去打工赚钱，在家种田也支持不了日常开销，更还不了房贷，现在还欠着亲戚1万多元房贷还不上。
杨敬照一家
户主：杨敬照(一排左一)46岁，高中文化，村委会文书 。一直在家务农。家里共有3亩田，养殖20几只猪，全家年农业收入5000~6000元左右。
妻：陶春兰(一排右一)48岁，随丈夫杨敬照在家务农。
父：杨瑞泰(一排居中)78岁，钟山县政府退休干部，退休金每月2500元。
大女儿：杨小燕(后排左二)24岁，初中文化，现在在广东珠海一家日资企业做汽车安全气囊质检员。
大女婿：李海龙(后排右二)25岁，吉林通化人，大专在读 。
二女儿：杨小娟(后排右一)22岁，初中文化，广东珠海，现在一家日资企业修不良品 。
小儿子：杨宗德(后排左一) 20岁，初中文化，现在在广东珠海一家全国500强企业做物料管理。
杨瑞团一家
户主：杨瑞团(后排左一)43岁，小学文化，全家七个兄弟姐妹排行老六，17岁开始外出打工。现在在广东珠海、深圳等地做建筑工，刨开开支收入好时一年有一万多元。
妻：黎意花(后排左二)39岁，初中文化，跟随丈夫杨瑞团一起在工地打散工。
父：杨永利(前排左一)78岁，一生在家种地。
母：廖宝成(前排右一)78岁与丈夫在家一起务农。
大儿子：杨雄辉(后排右二)16岁，就读于钟山县二中初三，想上高中。
二女儿：杨七英(后排右一)14岁，就读于钟山县二中初二。
三女儿：杨丽琴 (前排右二)10岁，地方小学三年级。
小儿子：杨雄德(前排左二)6岁，学前班。
杨瑞团夫妇在外打工一年只有到了春节才能回家一趟。最让他们高兴的就是能见到老人和孩子。2011年最大的希望是孩子们读书好。
兰溪帮的成长烦恼
每年过年，我都迫不及待地想要回到这个破地方，因为这里有最让我感到自然、轻松和惬意的一群兄弟——毛竹、黄瓜、庆子、小鬼，还有我自己是“大伯”。我们自称是“兰溪帮”。彼此之间，都是近20年的友情。
从上海到浙江省兰溪县，以前一直有一趟软座的T7763。几年前我在杭州读书的时候，往返都是坐这趟车，速度快且价格公道。后来工作定在了上海，还是这个车，年数一长，就坐出了感情。2010年，这班车次正式作古，从此，再回兰溪，得先坐动车到金华，然后从金华，乘“摆渡车”到兰溪。
途经兰溪的火车正在一列列地变少。如今，那个终日闭锁着大门的破败的火车站，就像是金华火车站的兰溪代售点。这就是这座县城的发展轨迹，大都市的集聚效应仿佛一丛劲松的深根，吸干了周围县城的养分。不管是火车，还是人。
南都周刊记者_沈玎
大伯
每年过年，我都迫不及待地想要回到这个破地方，因为这里有最让我感到自然、轻松和惬意的一群兄弟——毛竹、黄瓜、庆子、小鬼，还有我自己是“大伯”。我们自称是“兰溪帮”。彼此之间，都是近20年的友情。
时常看到很多名人传记，说谁跟谁志趣相投，相见如故。我想我这个年纪的人多还是像兰溪帮这样，并没有宏大的理想或经历，所以还很难理解相见如故是种什么感觉。对于我们来说，朋友就是新朋友或旧朋友，新朋友再好，也没有旧朋友亲。
有次我问小鬼，是什么条件，让那么多朋友中，就我们五个人沉淀了下来，成为了兄弟？因为现在看来，在彼此身上，也很难找到区别于他人的特点。最终结论也许只是一种巧合，是一种友情的偶然性的生存。但因为存在足够久，到了现在，20年了，这就是别人再也难以逾越的一条情感壁垒。
虽然是一个“帮派”，但我们好像在任何一个年代都没有叱咤过风云。读书的时候，我们几个打架都不是好手，相貌或体育竞技也是平平。随后的个人发展，因循着各自家庭的背景和见识，各不相同。
要说兰溪帮在这么多年中产生了什么样的一种核心凝聚力，那应该是对电影的热爱。我们至今仍然时常谈论起我和庆子、小鬼一齐在黄龙洞的盗版碟摊子里偷光盘的风云日子。还有毛竹和黄瓜每到放学午休时都要溜来我家看半部电影的悠闲时光，当然多数情况下，是为了某些限制级的镜头。
21岁的时候，兰溪帮成立了“ANT”小剧组，用一台DV每年拍一个电影。大家的口味都趋相同，所以片子里往往充斥着黑暗、暴力或性的色彩。比如黄瓜在《斗兽》里迷奸少女，小鬼在《年夜犯》里偷东西，很多朋友看了都说“像、像，这几个人以前一定就是干过这个”。偶尔我们跑了几次题，搞点纯爱，那些往往是极不成功的作品。
拍电影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了工作之后。现在，除了我在上海之外，他们几个都没有离兰溪太远。所以对于他们来说，我相对是难得一见的一个。这种距离感，以及来自上海的“传说”，让兰溪帮遇事需作抉择的时候，大家都乐于听听“大伯”的意见。
记得我和小鬼以前时常拿乡下人把“八”说成“bie”来开玩笑。
“要是说八百八十八怎么办？”
“八千八百八十八呢？”说完我们大笑不止。说惯了兰溪方言的人总是对这种阴阳怪气的乡里口音充满鄙夷。而现在，这种对地域性的高下评判也发生在了我们自己身上。每当我过年从上海归来，小鬼总是会开玩笑般地说，“现在你们别和大伯讨论这种问题了，他已经不在这个境界了。”
小鬼
2011年1月29日，我独自坐动车到了金华，然后坐“摆渡出租车”回兰溪。这是一项非常高效和有地方特色的行业，每辆车总是要拼满四个人才发车，每人要价20元(正月里涨价至30元)。
金华车走到半路上，总是会遇见迎面而来的兰溪车。然后停车交汇，回兰溪的人换乘兰溪车，去金华的人换乘金华车。然后两车各自返程，整个过程像电影中的毒品交易一样。
一路上，我一直在想，印象中上一次我这么冷清清地回到兰溪，没有一个人来接我，还是在三或四年前。那次火车快到站时，黄瓜突然发短信来说，小鬼出事了，在医院，因为一个女人。
小鬼是从重点大学正牌本科毕业，但因为他一直以来耽溺于网络游戏和动漫电影，在他的性格中，“宅”字占据了很大的成分。从大学毕业后，小鬼也没有正经地去找过工作，最后回到兰溪。由于身材瘦小，长相也不出众，再加上家中脾气暴烈的母亲主事，所以在他日常行事中，处处可见一丝自卑和逃避的情绪。
混到现在，可以说小鬼是一个在任何方面都不算成功的人。而对他本人来说，最在意的那一部分还是女人。除了花点钱之外，他很难找一个女人睡上一觉。不只是因为一些客观原因，更重要的还是他性格中的自惭形秽。
所以当时这个女人的出现也是一种必然，两人之间颇为不堪的性格成分惺惺相惜。据小鬼所说，她已经订了婚，但又心生悔意。小鬼因为卷入其中，而惨遭一顿妄打，那个未婚夫据说是某乡村学校体育教师，还是浙江省的散打王。
打过之后，英雄美人顺利完婚。像小鬼这样悲催的事，兰溪帮每个人身上都有过那么几件，所以相互之间也没有难为情。
转眼，出租车已经开到了兰江畔，我到家了。记得几年前，在我文笔很烂的时候，我就写过这么一句话：“都说兰江是兰溪人的母亲河，但如果我们都是喝兰江水长大的，我们早就被毒死了。”沿江而上，造纸厂、毛巾厂……兰溪是一个重点发展轻工业的城市。
T7763取消之前，但凡我坐这趟车回来，兰溪帮几个人，只要有空，都会跑来火车站广场接我，带我领略兰溪又一年的变化。什么东西没了：江边的古城墙没了，刷成四六不靠的新城墙了；电影院没有了，成为卖义乌货的商场了……什么东西则平白无故多了起来：温州发廊、浴场、会所……
不过2011年春节，我回到兰溪却又是静悄悄的。在兰溪帮的关系中，产生了一道尽管微乎其微，但却无法弥补的裂痕，而这次又是因为一个女人。
毛竹
整件事的起因还是因为一部电影。2010年春节，兰溪帮准备拍摄一部关于女同性恋和人格分裂的电影，毛竹为我们找来了其中一个女主角。
毛竹是兰溪帮中家境最好的一个，他的父亲在电力系统做小官。毛竹本人并没有什么过人的天赋，但贵在勤奋。在念大专的时候，硬是让他考回了一张西南政法大学的本科文凭，从而得以在浙江某戒毒所任职。
毛竹是那种倾诉型的性格，加上身板结实，所以特别容易获得女性的信任。但他与女性的关系也往往止步于普通朋友，他是那种特别实在，但没多少情调的男人。为了与这个女人混熟，大家一致认为邀请她来拍摄电影是一个非常完美的方案。
电影拍完之后，很多事情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首先是庆子怯生生地宣布他也想追求她，小鬼也偷偷摸摸地对她有感觉。因为这件事，他们三人彼此钩心斗角颇为严重。
当时因为我人在上海，与事件撇得还算干净，所以一直作为一个调解人的角色出现。我表明大家公平竞争，无可厚非。不想后来，她竟跑到了上海，然后贪恋大城市的灯红酒绿，一待便是一个多月。跟所有最狗血的电影一样，从上海回去之后，她已经成了我的女朋友。
这件事是一起很快就会过去的闹剧，但它却像一阵吹过湖水的微风，吹皱了一整个平静的湖面。用小鬼的话来说，兄弟之间那种畅所欲言，不必猜忌的信任感，一去不返了。我们大家都纷纷证明了自己，在面对有些诱惑的时候，可以完全不顾忌兄弟的感受。
我很想说小鬼错了，但好像又没错。从这件事开始，兰溪帮的关系，一下步入了下一个纪元。
然后仿佛就是在突然之间，大家都开始觉得自己的有些事情变得重要起来。毛竹在单位评上先进，附会领导，埋首工作；庆子和黄瓜在金华为了打开自己的圈子，而与很多原本看不上眼的人攀缘结网。
相当偶尔地，兰溪帮齐聚一次，再没有人热衷于谈什么电影剧本，话题就是赚钱、升迁、投资、婚姻云云。小鬼一人留在兰溪，他还在固执地一面坚守着那个永远的兄弟乌托邦，一面到处感叹：“大伯像个陌生人一样”、“黄瓜现在不怎么愿意答理我们了”、“毛竹的性格已经扭曲了”……
以上几点我也深有同感。比如毛竹向我们转述的有关他殴打吸毒者的案例已经有两起。他千方百计地描绘当时的气氛、对方的背景，我知道他很希望我们能够理解他，同时否认他的心理上已经出现的暴力倾向，但事实并非如此。
庆子
2月2日，我回到家后的第五天白天，我才第一次见到了庆子。他来找我叙旧，顺便商议一下，今年的大年三十如何度过。也不知道这是我们兰溪帮五个人一起度过的第几个大年三十，一切就类似于春晚一样，是一种躲避不了的传统。连续好几年了，事情往往是如此开始和结束的。
一般，我们会在某个地方集合，然后一群荷尔蒙分泌过剩的男性，在兰溪这个缺乏娱乐精神的小县城里，开始想找几个半熟不熟的女性伙伴，玩玩游戏，喝喝酒，带着点一夜情的目的，甚至是聚众淫乱的幻想。
然后在打了一圈电话之后发现一无所获，最后只能向几个老熟人求助。结果不外乎是去了一个大间的K歌包房，或是走进了一间烟雾缭绕的棋牌室。在很多并不相识的人之中，大家郁郁寡欢，浑浑噩噩就大年初一了。
在天要见光之前，几个人终于觉得兰溪的夜晚够无聊了，要回家睡觉。而尚未过瘾的几个人，继而去洗澡、按摩、买春。
2月2日这天我吃过午饭后，与庆子在中洲公园附近碰了面。庆子高中毕业后去学了装潢，他是兰溪帮中，唯一没有正经读大学的一个。在我们还在读大三的时候，庆子就出山了。自己一边经营建材店，一边接一些装修设计的私活。
庆子是在我读高中的这几年，突然一下子长高的。他的身材瘦削，面部线条坚毅。不过他的性格还是显得怯懦、优柔寡断。因为做生意的缘故，家里支持他买了一辆小汽车，也早早地在金华给他购置了一处房产。
所以我们总是认为庆子是兰溪帮中最让人羡慕的一个。尤其是现在看来，庆子在几年前以2000元每平方米买下的房子，2011年已经涨到了近一万。庆子说他的新房子今年刚装修完毕，他已经和另外几个兄弟都说好了，今年三十夜就去他家玩玩。
因为上次那个女人的事，我有些忸怩：“要不你们先过去吧，我晚一点自己过来好了。”
“你这么说，就被小鬼料死了。”庆子说。
我一时不知怎么回答。
黄瓜
庆子的新房有140多平方米，酒店式的豪华装修。他兴致勃勃地领着我们一个一个房间地参观。在大家兴奋和好奇地参观完之后，我们坐在庆子家的大沙发上，沉默着。每个人都不知道接下来该说些什么。毛竹和小鬼兀自摆弄着几个装饰品，黄瓜仰天抽着香烟。
隔了一会儿，我直截了当地告诉大家：“参观完庆子的房子，怎么我的心情突然沉重了起来。”这一点是来之前谁也没想到，但来之后大家都有共鸣的。就比如我自己，尽管从表面上看是过着风光的自由生活，既居住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又经常接触高端的企业人群。但我在上海的日子暗淡无光，我买不起那里的房子，扎不下根来。
梦想更是遥不可及。小鬼、黄瓜、庆子都曾跟我说起过：“活了二十来年，能一起‘拍电影’，是现在最让他骄傲的事了。”而我们仅存的这点骄傲，也在这个社会不断的利益驱动中，而日趋变味，直至灭亡。
从庆子家出来之后，一路上，找了个僻静的地方，黄瓜追上来问起我：“接下来你有什么计划？”黄瓜是我们五个人中身材相对较矮，也是最胖的一个，一副豪爽、随和的性格，凑破碗的脾气。
黄瓜是非常有生命力的人，也拥有小鬼、毛竹所没有的不服命运的折腾劲。在几个月前，他还要我“推荐几本能提升个人文化的书”，他认为自己“在场面上不怎么会说话”，还兴致勃勃地与我探讨罗伯特·清崎的现金流游戏，实现财务自由的抱负。
黄瓜知道自己的弱点，但他并不知道怎么去消灭它。他把希望寄托在很多速成书籍中，也寄托在来自上海的、读书成绩向来不错的我给他的零星指点之上。但这些最终都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黄瓜说他自己也决定在老家买房子了，他已经向生活正式低头。
我对黄瓜说这样很好，而我也许会考虑先买一个汽车。“汽车？你疯了吗？这个不像是你会作的决定。”黄瓜感到有些惊讶，因为房子在升值，汽车只是一个消耗品。
其实一切也很自然，我对他说，首先是我的家庭需要，其次汽车不止是一个商品，对于我来说，它也是一个象征，表明我们家至少过上了体面的日子。我不想苦了一辈子的父母继续为了我的房贷而受苦。而自己今后会过什么样的日子，现在还真的是不太重要。
“以前我从来没有觉得，我家里是这么穷。”黄瓜说。我说我也是，就这么点钱，怎么算，最后看起来都是错的。
五个人钻进庆子的小汽车中，然后像那些过去的年份一样不知所措。“娄XX和唐XX的事你们晓得吗？”毛竹给八卦起了一个头。
“晓得的嘞，以前真看不出来，唐XX这个货这么能混。”
“不要说别人了，我们自己兄弟什么人品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小鬼一开口，戳到每个人的痛处。
大家沉默了好一会儿，除了小鬼之外，每个人都还在悉心保护着这层已经找寻不到意义的关系。
“去哪？”有人岔开话题，问了一句。
“不如去我家看电影吧？”我说，“我家……”
“看什么电影？去洗脚吧，按摩。”有人很快打断了我。
“肾经喔？”
“肾经没意思，只管起飞不管降落。”
……
信
今年更早些的时候，我曾给兰溪帮每个人都写了一封信，我说：
“如果说以前我们自以为是两小无猜的兄弟，那么现在是一个互相审视的时候。我们不是在同一个家庭长大的，我们从来就没有两小无猜的基础。现在大家都奔三去了。我们不可能像孩子一样义薄云天，我们有自己的担当，有自己要照顾的家人。我不希望大家只是酒肉朋友，或只是逢场寻欢的战友。从一些意义上说，我想我们都还不太理解‘兄弟’的含义，我们没有一起打过架(除了我与毛竹那一次以外)，没有一起赚或赔过钱，没有经历过生离死别。但我相信当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兰溪帮的兄弟，一定是更加靠得住的人。”
东东枪：静海六青年
在E家，他兴冲冲地打开电脑，找到一个网页，问我看没看过这个，那部叫《老男孩》的网络影片。他为我播放了那影片中的一段，一个男人抱着吉他唱了一首关于青春与梦想的歌。他站在一旁瞧着，不住地说：拍得可真好。
大年初六下午，我在县医院一楼大厅的挂号处遇见了A。他是带他的父亲来检查心脏的，检查完毕之后，他把父亲送上回乡下的公共汽车，自己坐火车赶回北京。他在北京生活有十多年了，先是读大学，后来是工作，目前他供职于一家赫赫有名的大外企，每年回家的次数还不如出国的次数多。A的母亲约10年前自杀去世，父亲前几年再婚了，他和姐姐都很支持，因为他们都身在外地，这样的话，好歹有个人与父亲做伴。今年春节他是在上海与朋友们一起过的，大年初五才回到家乡。一到家，父亲就催促起他恋爱、结婚的事情来。他含糊地笑着、应付着。反正，他的同性恋身份，他目前还并不打算跟父亲坦白。
B在县城一家酒店的客房部工作，春节前几天他才来上班。虽然只在这儿工作了几天，他却已经见识到了一些新鲜事，某天深夜加班时，曾有一个年轻姑娘敲开值班室的门，大方地对几个工作人员说：“嗨，我是鸡，就住在附近，我给你们留个电话吧，如果有客人需要？?”这件事他已跟好多朋友说起过。春节后几天，他找一个朋友给算了个命。算命时他一共问了三个问题，第一个是：明年想弄个小店卖冰激凌，生意会不会好？第二个是：有人要拉他一起做一个培训公司，会不会顺利？第三个是：自己该不该离婚？他说今年过年，他一个快乐的人也没有见到。一个也没有。这句话他说了好几遍。
这个春节，C基本上是在县城某酒店的客房里过的。他与几个朋友一起开了间房，闷在里头上网，玩“龙虎斗”。前一段时间，就是靠玩这个，他曾经赢过二十几万人民币，他拿一部分钱买了一辆吉利轿车开，但没过多长时间，连钱带车就又都输出去了。春节前这段时间他又输了，他没告诉别人到底他输了多少。春节前他本来还回了次家，躺在床上一语不吭，还流了眼泪。父母家人都训斥他，但C不甘心，他觉得自己足够聪明，一定能赢回来。没过几天，他又回到了那家酒店。他希望这次自己离开时还能开着那辆自己的吉利轿车回到家里。要真能那样的话，现在的很多问题就将不再是问题。
D的伤口还没完全恢复，那是春节前的一次手术给他留下的。本来他是去治痔疮，但那小医院的大夫检查后告诉他，既然要做手术，不如顺便做个包皮环切，反正也不贵。他就做了，确实也不贵，手术只花了几百块钱，跟大夫告诉他的一样。但不久问题就来了，手术之后原来还需要做后续的治疗处理，为什么要做那些治疗他也不清楚，只是每次遵照医嘱去医院复查，大夫都让他去做一次。做了几次，好几千块就没了。还有一个问题是，手术之后他发现有些方面似乎受了影响？?他老婆跟她的密友提起这事儿，对方说你这样可不成，你会不会出轨啊？她老婆忙说不会不会。对方又说，现在不会，要是老这样可就未必了，不信你等着瞧。他老婆听了，半天没说话。
过年这几天，E除了跟家人在一起，就是和一群朋友打麻将。去年，29岁的他开始创业。他在村中办了一个加工厨房大理石台面的小工厂，说是工厂，其实全厂只有自己一个人，进货、加工、送货全是自己。生意还不错，销售最好时每月能赚10000多，但因为花得也多，所以还没攒下钱。但他说：明年就好了。在他家，他兴冲冲地打开电脑，找到一个网页，问我看没看过这个，那部叫《老男孩》的网络影片。他为我播放了那影片中的一段，一个男人抱着吉他唱了一首关于青春与梦想的歌。他站在一旁瞧着，不住地说：拍得可真好。
F与老婆一起在一家小企业工作，老板很重用他们小两口儿，两人每个月的收入加起来有四五千。最近几年他一直在为这个老板工作，F亲眼看着他怎么从小本经营的小商人一步步变成了坐拥数家企业的大老板。春节期间他还跟朋友聊起这事儿，在他描述的这老板的发家史中，主要的关键词是爸爸、接班、老国企、回扣、好处、三产、隐瞒收入、承包、假酒？?朋友听完说：是不是我们这里的有钱人，大都有一段不体面的发家史？F想了想说：是。F最近想过开网店，但还没有具体计划。每天下班后，假如没有酒局，他就在家上网，看点玄幻小说。最近他开始上微博，但也并不发言。春节前，一个下午，我和他一起到野外走了走。在一片荒芜的河岸上，他弯下腰，用打火机点着了一片枯黄的野草，然后，他就站在风里看那片野草烧啊烧。后来那片枯草就烧尽了，火灭了，地上只剩下一片黑灰，F又抽了根烟，然后就离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