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富到民强

　　中国周刊总编辑   朱学东

　　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个值得自豪的成就。

　　但国富不是、也不能成为唯一目标。

　　春秋时管子对齐桓公说：“王者藏于民，霸者藏于大夫，残国亡家藏于箧。”

　　“自古以来，国之兴亡，不由积蓄多少，唯在百姓苦乐。”唐初名臣马周在《陈时政疏》中这样谏告唐太宗。

　　所以，凡临天下者，当以人为本。

　　如果说中国过去十一个五年计划，初步实现了国富的目标。那么，中国的未来，就是要在继续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解决发展中遭遇的痼疾和新病，让民众分享社会发展的成就，提升民众的福祉，在社会建设和民众权利保障方面作出新的制度安排，把民强作为最终追求的目标。

　　没有民富民强，国富势不能持久。这也是历史上王朝更迭的铁律。没有良好的制度监管，没有强大的民意监督，国富最后有可能沦为硕鼠的盛宴。如马周所言：“李密因之，王世充据之”，“竟以资寇”，反而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

　　前车之鉴殷殷。

　　“吴中盛文史，群彦今汪洋。方知大藩地，岂曰财赋强。”韦应物一诗从一个侧面形象地解释了民强与国富之间的关系。“群彦汪洋”才是真正的“大藩地”，才有财赋强。

　　今天来看，所谓民强，应包含两层含义，一是物质层面，依法努力工作者能够获得应有的收益，安居乐业，不受侵掠，而弱势群体，也能够得到保障；二是精神层面，法律保障每个人、企业和社会组织依法享有尊严、权利和价值，以及不可让渡的选择权和判断权。

　　民强并非天赋，也并非国富必然带来的结果。即如自然界，森林之王狮虎，也要经历幼弱走向强悍的历练。

　　春节时，老家一位商会会长给我讲的故事，也许能够佐证这一点：去年，在节能减排风潮时，对中小民企的拉闸限电，成为地方政府完成节能减排任务的手段，企业叫苦连天。老家也不例外。如果在过去，政府下了规定，即便不合理，也是说一不二，没有讨价还价余地的。但在这次减排运动中，一批中小民企通过商会、协会，与地方政府进行了多次沟通交涉。最后的结果是，地方政府调整了拉闸限电政策。

　　因此，民强需要社会成员在法律框架内的主动参与争取，比如通过人大；也需要管理者调整心态，放下面子，依法协调利益，作出新的制度安排。

　　近年来，传统改革政策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边际效应已经开始凸显，社会发展需要注入新的动力。回溯过去中国实现国富的路径，重要的经验在于，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定程度地释放社会组织和个体的生产力。因此，抓住发展的战略机遇期，真正以人为本，充分释放社会组织和个体的活力，尊重民众的选择权和判断权，社会发展将会获得新的动力。而这，也是我们改革的旨归。

　　即如温家宝总理所言，要通过不断地发展生产，改革开放，使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生活的更加幸福，更有尊严。

　　国富民强，才是大国之道。

　　国富民强之路

　　一年一度的“两会”时间又到了。

　　半个月前，一曲前奏先吹响了。吹响前奏的不是中国人，而是日本人。2月14日，日本公布2010年GDP为54742亿美元，低于中国此前公布的58786亿美元。这意味着，日本正式交出了世界经济老二的位置。

　　这个数据来得正是时候，让“两会”期间国人的情绪多了一些激动，也多了一些思考。而且，今年是“十二五”规划的开篇之年，“两会”的重头戏就是讨论通过这个规划，它将决定中国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期的社会走向。

　　中国人喜欢开门红，“十二五”这样开场，也算是开门红了。

　　不过，谈到人均GDP，就不怎么乐观了。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当主持人就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向李克强提问时，李克强回应道：“虽然中国的经济总量居于世界前列，但我们的人均GDP居于世界100位以后。”

　　落后的不独这个重要数据，还有社会发展中的诸多问题。《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二五规划的建议》在肯定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的同时，也明确提出，“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主要是，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约束强化，投资和消费关系失衡，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仍然薄弱，城乡区域发展不协调，就业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并存，社会矛盾明显增多，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较多。”

　　这是一个十分清醒的认识。在国家整体财富增长的同时，民众的很多诉求还待求解。

　　在这方面，日本仍旧保持着它的自信和骄傲。日本经济财政相与谢野馨就GDP被中国赶超作出回应时称：“日本将不会与中国竞争GDP排名，我们搞经济不是为了争排名，而是为了使日本国民过上幸福的生活。”

　　幸福的生活，同样是中国民众的企盼，也是中国政府面临的挑战和改革方向。在去年人代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就指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在今年2月27日与网友交流时，温家宝再次强调了社会公平和正义。

　　所以，理想的前景是，不仅要国富，更要民富；不仅要民富，还要民强。这需要科学发展，既满足民众的物质需求，还要确保各项合法权利的主张，只有这样，才能让民众享受幸福，并在公正的社会中拥有生活的尊严。

　　2月20日是世界社会公正日，今年的主题是实现人人均享社会保护。潘基文发表致辞强调，社会公正是保持国家和社会繁荣发展、地区和平稳定的基石，保证社会的公正平等不仅仅是一句道德口号，更是切切实实的政策、措施与行动。

　　付诸更加切实的行动，利用难得的战略机遇，应对各种难以预测的课题，在改革攻坚期调整越来越复杂的利益关系，既实现国富，又实现民富民强——这正是“十二五”的价值所在。

　　“十二五”的考验

　　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 杨宜勇

　　从今年开始，中国进入了第十二个五年规划期。

　　十七届五中全会对“十二五”的历史发展时期有一个定位，那就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从这个意义上讲，未来的“十二五”时期是一个可以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

　　按照最新统计数据，中国GDP总量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很多中国人为之自豪。应当说，这是中国这些年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绩。但我们也要注意到，前一段时间，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枝野幸男在说起中国GDP超过日本时，没忘了提到，中国人均GDP仅为日本的1/10。

　　所以说，现在取得的成绩，并不等于我们的改革开放已经宣告大功告成，可以高枕无忧了。改革越是深入，矛盾越是复杂，利益越难均衡。

　　谨防“中等收入陷阱”

　　2010年中国不光是GDP总量超日本，人均GDP也超过了4000美元，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在这个数据面前，要注意有一个可怕的“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是说一个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由于分配不公等原因而导致经济和社会发展陷于停滞，无法继续发展至高收入国家。

　　未来五年，我们说希望进一步提高居民收入，提高消费者的购买能力，就面临着这样一个重要的关卡。

　　从国际上看，很多几十年前就进入中等收入的国家，并没有如期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而是陷入经济发展的滞涨期。所以说，全世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规律，而跳出“中等收入陷阱”却是一个反规律。

　　在过去一百年中，跳出这个“陷阱”的几率只有3%，在全世界只有日本、韩国、新加坡完成了这个跳跃。

　　对于中国来说，“中等收入陷阱”并不遥远，也就是未来二三十年要遇到的事情。那落入这个“陷阱”的风险有多大呢？我说可能性占百分之五十。

　　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是一个大国，而且国情复杂，难以全盘学习他们。虽然可以借鉴韩国、日本的经验，但也要知道，他们都是在二战后获得了经济飞速增长，这和美国的庇护不无关系。

　　还是要靠自己，别人是靠不住的。

　　在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之后，要想继续发展下去，成功跳出“中等收入陷阱”，增加人均收入，需要方方面面的努力。政府要负起责任，但收入的增长也不能完全依赖政府，因为苛刻地讲，政府不产生一分钱的效益，它只是把钱从一个口袋放到另一个口袋。

　　关键途径是创新。中国虽说成了世界经济体的老二，但有什么品牌呢？去北美和欧洲城市，大楼上看到的都是韩国、日本的品牌；在纽约商业中心曼哈顿第五大道，也没有中国品牌的身影。阿尔巴尼亚人说你们中国货很便宜，但是质量不好。我在英国商场里买袜子，9.9英镑可以买一双英国制造的，但是中国制造的，就可以买四双。价格差别这么大，质量是不是有区别？当然有。

　　我们必须扭转这个情况。不是我的货越便宜就越占便宜，必须人无我有，人有我优，才能大发展，中国到了这个阶段了。

　　过去，我们总乐于在“微笑曲线”下面赚钱。“微笑曲线”就是微笑嘴型的一条曲线，两端朝上，在产业链中，附加值更多体现在两端：设计和销售，处于中间环节的制造附加值最低。

　　通俗的说，我们就是挣苦力钱。研发和销售体系没有建立起来，就不可能有自己的品牌。中国在未来不能再满足做“世界的工厂”，而要创新，生产别人没有的东西。印度要变成“世界的办公室”，我们应该比印度更加有智慧。

　　“变”与“不变”

　　当然，未来要扭转的并不只是一个产业创新的问题，要从根本上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威胁，更重要的是整个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十二五”规划讲的是“变”和“不变”的关系。“十一五”是发展为主题，“十二五”是以科学发展为主题；“十一五”是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为主题，“十二五”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题。虽然只有两个字的区别，但却使“发展”有了更深的含义。

　　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十一五”规划之前，我们都在明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但现在不这么说了，重在四个建设、四个改革一起推进。中央现在提出的是“坚持科学发展，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从这些提法上看，我们的经济发展更多的不是关心发展的工具和手段，更多的是更加注重经济发展本身的目的，最终还是要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这是一个十分积极的变化。

　　事实上，在第六个五年规划之前，只是叫做 “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规划”，后来才加上了“社会发展”，叫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

　　现在开始，社会发展是个很重要的考量目标。如果一方面经济增长速度很快，另一方面民众基本的权利得不到保障，群体性事件居高不下，那社会和谐就会被破坏，经济发展也就失去了它的意义。

　　“十二五”有两项基本的战略任务。第一项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第二项就是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而且第二项要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有了社会发展的诉求，“十二五”的经济发展就要进行理性的控制，很多事情要有边界的约束条件，不能乱搞。十七大的政治报告就是近期最强的约束。以前我们说，到2020年要实现GDP总量翻两番，十七大调整之后的说法是，到2020 年实现人均 GDP 翻两番。人均GDP的提法，更能反映一国国民在国家经济发展中分享的成果。

　　我个人认为，如果我们强调人均GDP，而不是GDP总量，淡化发展速度的话，在“十二五”期间，我们每年增长7%就可以了，综合各方面因素考虑，“七上八下”就可以，就是说控制在7%到8%之间都是合适的。

　　“国”与“民”

　　也会有很多人说，GDP也好，人均GDP也罢，从这些年的发展情况来看，这个指标都是可以实现，但民众却还穷得叮当响呢，国家财富的增长幅度与民众收入增长不成正比。这就涉及国富和民富的关系问题，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厘清的一个重要关系。

　　有些人将二者视为矛盾的双方，把他们完全对立起来。其实，二者是相辅相成的，不应该解读为此消彼长的关系。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有对国富的描述，所谓国民财富也就是国家人民的财富，其中就包括了老百姓的财富。中国的改革，提高了国家财富的增长水平，但并未排斥民富的增加，“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这就是重视民富的表现。

　　在“十二五”期间，国家仍旧会关注民众财富。例如，“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要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着力提高城乡中低收入，增强居民消费能力”等等。

　　当然，这些提法已经不算是新鲜，有些已经有多年轨迹。有些甚至提了多年，问题还没得到根本解决。但改革的确需要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理应先找到改革的共识。

　　比如，去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到了“尊严”这个字眼。“尊严”是个具有多层含义的名词，这个词的提出，符合社会发展的趋势，迎合了老百姓的诉求，是时代的进步。同时，这也丰富了民众生活的内涵，不再是指单一的居民家庭收入的简单的物质概念。

　　温家宝总理解释说，“我提出‘要让老百姓活得更有尊严’主要指三个方面：第一，就是每个公民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都享有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自由和权利，无论是什么人在法律面前都享有平等；第二，国家的发展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第三，整个社会的全面发展必须以每个人的发展为前提，因此，我们要给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让他们的聪明才智竞相迸发。”

　　这样，“国”与“民”的关系就得到进一步统一，不再仅限于财富这个层面，而是社会的均衡发展。从单一的物质概念，到保障有尊严的生活，民众在国家中的地位，有望不再弱势。

　　按照改革既定的方向，“十二五”期间，这些社会问题会得到相应的改善，但也要有一个合理的预期，毕竟改革的深入和利益的调整，不可能一蹴而就，不要寄希望一个五年规划就搞出多么大的动作，那样不科学也不现实。我认为，小步快走，基本上是合理的。

　　政府与民众责任

　　无论小步走，还是大步走，只要有了共识，明确了目标，那政府的主导作用就不可忽视。这既是政府的权力，也是义务和责任。

　　政府的作用就是维护好一个公平的制度和环境，这也是政府存在的理由。在改革中，政府要调整社会各方面的关系，调整是什么？就是沟通，互动。像两口子吵架，政府就要有一个《婚姻法》，创造一个平等的对话机制。

　　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等方面，还有很多文章要做。公共服务必须由政府组织好，搭好框架，具体提供方式可以探讨是否采用市场的手段。如果完全推向市场，那公共服务很可能变成镜中月、水中花。

　　但不是所有事情都依赖政府。我不赞同那种完全希望政府让渡利益让民众富有的想法。公民自身也要承担起责任，规划要实现，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做出来的。

　　举个简单的例子，很多居民对物业公司不满意，我们是否都按法律规定去争取权益了呢？这是公民自理的时代，你得为你的权利负责，要监督，要谈判，要协商。每个人都要较真，都要努力。

　　政府绩效的改进，仍有诉求空间。怎么诉求？就要运用好“两会”等机制，人大代表要更加硬气一点。自己该做的事情自己做，不要“授权”给政府做。

　　我去英国旁听人家的国会，也听过国内地方的“两会”。人家那里是质询，我们这里是鼓掌。

　　人大代表代表人民，按照人大选举法，人大代表有权利和义务提出质询。现在看来，好的习惯还没有养成。这需要一点点的培养和进步。

　　现在有一种现象，年轻人都愿意考公务员。什么时候大众觉得领导不好当了，这就对了。

　　当官员要有一种意识，不是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而是别人想让你怎么做你才能怎么做。

　　这需要慢慢往前进。

　　(中国周刊记者余芳倩采访整理)

　　寻求攻坚之策

　　中国的农村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国家统计局今年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农民收入去年实际增速超过了城镇居民，这是十几年来头一回。

　　但提起“三农”，中国人的印象却没有得到最根本的改观：仍旧是落后的农业、落后的农村、落后的农民。这是什么原因呢？

　　还是要拿数据说话，去年农民全年人均纯收入仅为5919元，而城镇居民去年人均收入为21033元。在一个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的大国里，农民这样的收入水平实在显得过于渺小。而且，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中，农民所获得的公共产品服务，与城镇居民相比也有很大差距，自身诉求的主张也存在一些障碍，农民在社会组织系统中的地位仍旧处于相对弱势。

　　中国的农业人口高达9亿。在中国实现民富民强，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农民的民富民强。

　　这必然是一个复杂的攻坚工程，耕地的保护、产业的现代化、农民工的困境、粮食安全、完善公共服务、新农村建设、城镇化问题、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等等，都是一个个待解的课题。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二五规划的建议》已经明确，“必须坚持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统筹城乡发展，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

　　“三农”问题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提出，要通过“综合农协”机构把农民组织起来，既改变小农经济的现状，又有助于改变乡村社会治理的方式，同时增强农民的博弈能力，提高农民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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