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失的梁庄
迷失的梁庄
讲述人／梁鸿
我在梁庄生活了二十年，和大部分城里人一样，回头一望，几乎都有农村的尾巴。
这些年，村里的房子越来越好，街道也整修了。最明显的是路的变化，原来一下雨就泥泞难走，现在都是宽敞平整，农民过上了没有泥泞的生活。
国家的很多关注农村、支持农村的政策也发挥了作用。和几个老人在一起，谈到合作医疗、种地补贴，老人们都很高兴，说这是几朝几代都没有过的事情。
我和几个乡党委书记交流发现，中央对乡村有全方位的资助政策，也一直在努力寻找一条适合乡村的道路。可奇怪的是，农民似乎处于一种被动消极的状态，他们不知道哪一种东西真正属于自己，包括土地。比如，把农民都赶进楼房有必要吗？
同时，我认为，整个中国社会最大的问题又确实集中在农民和农村这里。
村子里有个男孩，上了四年三本，妹妹和父母为了供他上学，都出去打工。可他毕业之后找不到工作，后来也去广东打工了。举家供一个大学生，却是这样的结局。
这是很可怕的，这种情绪很容易蔓延到村庄的其他家庭。底层的人上升的途径和通道不多，家长发现即使上了大学也不好找工作。小孩子无心上学，觉得十几岁出去打工就可以了，希望更早地走进挣钱者的队伍。
种地虽然免税了，可是，父亲算了一笔账，肥料、人工和种子都在不停地涨价，种一年地下来，也只是落个“原地转”。因此，打工者回来种地的热情并不高。现在孩子回来，染着黄头发，有个手机，看起来不错，可他们的前途在哪里？
比如村里的王家少年，一个上高中的孩子，杀害并强奸了村里的一个老太太。为什么会这样？这个具体行为或许只是个案，但背后的问题也让人深思。我从王家婶那里知道，从四五岁的时候，父母到新疆种地去了，他就跟着奶奶生活。后来奶奶去世了，他又被托付到了婶婶家。没有人提到父母的缺失、爱的缺失、寂寞的生活对于王家少年的潜在影响，可是，又有多少处于这种状态中的少年啊！
芝婶是我堂叔的老婆，她从孙子十个月大的时候就开始带，儿子和儿媳妇都去了新疆校油泵，挺赚钱的。后来，孙子想他妈，可把他送到新疆他又死活不去，说急了，孙子说：“奶，你再说，我就跳坑。”
芝婶说，村里很多家庭都是这样，只剩下了留守的儿童和老人，六十岁上下的人都在养孙子、孙女。芝婶提到“留守儿童”一词，我原以为，这是媒体才惯用的词语，原来这词在乡村已经很普遍。这也意味着他们不知不觉中默认了这一历史存在和处境。
当然，出去打工也给村子带来一些别样的生机。我的一个堂嫂在北京卖了十年的菜，在老家盖了房子，还有一定的存款。不得不承认，长年的城市生活以及对自己生活的满意让她拥有了一种其他农村妇女没有的自信。
有的也成了异乡人。一个表哥在北京一个建筑工地做小工，每次到我家都手足无措，沉默。实际上，他脑子灵也健谈，可是他的情感、生命，与城市似乎没有交叉。
我不断思考我的村庄到底是怎么一番样子。就像我写的，你从梁庄出发，也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的影像。
(讲述者著有《中国在梁庄》一书。中国周刊记者李佳蔚 采访整理)
温铁军：将农民组织起来方可求解
“实现民富与民强是不可置疑的，民富一般指经济上的富裕，民强则很多是精神和权利方面的。”
中国周刊记者 李佳蔚 北京报道
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三农”问题的核心也是农民问题。从国富到民富民强，首先是农民富强。“十二五”规划期间，如何让农民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如何打破粮价疯涨与农民收入下降的怪圈？
对此，《中国周刊》专访了著名“三农”问题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
“活棋”的喜与忧
《中国周刊》：你曾说新农村建设是招“活棋”，走到现在，你如何评价现阶段这招棋的盘面？它发挥了哪些作用？
温铁军：必须要说明，理论界对于新农村建设这一概念本身有一些争议，我个人认为这是林毅夫在1999年提出的，他提的是中国进入双重过剩(劳动力过剩和资本过剩)下的恶性循环，要及时启动政府主导下的新农村建设，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可是他提出后，理论界没有足够的重视。等到2001年，林毅夫当面向江泽民总书记提出，江总书记说我会负责任地把所有建议提交政治局讨论，我也参加了这个会议，后来“三农”问题成为国家建设的重中之重，新农村建设成为国家化解“三农”问题的国家战略，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我高度评价新农村建设。它的第一大成就是我国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演化为2009年全球经济危机挑战的前提性的国家战略，如果我们没有事先做好新农村建设的基础投资，没有大规模开展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缓解“三农”困境，那这次经济危机打击对中国来说，意味着灾难性后果。
第二个成就是保证了国家的粮食安全。伴随经济危机的发生，是大量热钱涌入期货市场，导致粮食价格攀升，2008年有38个国家粮荒，中国却在新农村建设的大量投入下，出现连续七年的丰收，这是一大奇迹。
第三个则是胡锦涛主席提出“三农”问题要重在给实惠，财政新增部分要主要用在农村，特别是县以下，解决财政对于农民的公共开支不足的问题，解决上学难、看病难、告状难等需求，公共需求不能再让农民拿钱。2006年以后，最重大的变化是农村的公共开支不需要农民拿钱了。
《中国周刊》：下一步走势如何？
温铁军：这一步活棋已经凸显了新农村建设增强国家竞争力的作用，应该继续走下去，也就是我们应该以庞大的财力去加强新农村建设，以保证第二次探底到来的时候，我们有基本的能力来应对。
目前情况看，维护基本粮食安全的作用是达到了，可是要提高农民收入，证明此路不通。粮食安全无外乎两个方法，一是国家完全承担，二是让农民成为粮食安全的受益者和粮食安全的主体，这就得把农民组织起来，让所有跟国家共同从事粮食生产的合作组织得到二三产业的增加收益，并且免税，把国家投入投给合作社，让合作社来进行粮食生产，让合作社来抗灾，国家的大量投入不投给个体，而是更多投给集体，这样才能使所有农民受惠。一部分人认为只要把权力赋予单个农户就能保护自己，这是一种痴人说梦。
《中国周刊》：在你看来，目前，新农村建设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温铁军：最大的困难仍然是农民至今没有成为主体，仍然是剃头挑子一头热，只有政府有积极性，可是这种积极性必然内含着资本剥夺资源的、外来产业剥夺农民的特点。
《中国周刊》：如何解决新农村建设中的主体缺失问题？
温铁军：为什么现在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是政府，而不是农民？我们在新农村建设政策提出的当年，就提出“自下而上”和 “自上而下”两个积极性如何能够结合？我们从一开始就强调，可是很遗憾。比如，加强粮食安全是政府的事情，农民并不积极，农民看不到钱，粮食安全的主体现在不是农民。
我们一直在持之以恒地强调，只有一条能够让农民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主体，那就是组织起来，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是唯一的求解方程。
须推进综合农协
《中国周刊》：把农民组织起来的方式是什么？
温铁军：综合农协。我们先来看一个前提，一个国际经验的对比。单看工业化阶段的农业模式，世界上大体是“三分天下”的局面。其一，以美国为代表的不超过十个的前殖民地国家实现了规模农业，并靠规模扩张、简单生产力外延扩张来积累足够资本，进行资本化农业。其二，以欧盟为代表的现代化市民农业，其中超过60%的农场主是无力进入高端资本市场的中产阶级市民，这种农业不可能完全靠机械化，而是与生物技术相结合的资本半深化的农业和绿色主义运动导向的生态化休闲农业。第三种，以我国大陆及台湾地区、日本、韩国所代表的东亚模式，有大量的原住民人口，由于人口密集、资源高度稀缺形成的是小农村社制。
这样一比较，我们的选择就很明了了，既不能通过血腥殖民的方式成倍扩充土地资源，也不能通过城市化来使人均土地达到像美国那样的规模从而实现专业化规模经营。我们应该学习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综合农协(农会)经验，将农民组织起来开展多领域多层次的综合性合作，保障其在部分非农领域的收益，普惠性而不是精英俘获性地给予财政与税收扶持。
《中国周刊》：如何推进综合农协在农村的发展？
温铁军：所有的综合农协都是国家战略的产物，任何靠农民自发的主动推进不太可能，我们从日韩的经验可以看出。
要不要在农村中发展合作经济，理论界与政府之间差不多已经达成共识，真正的问题是开展什么样的合作？ 小农经济的两个特征，“剩余少、兼业”，目前我国还得加上“高度分散缺乏组织化”这么一条。在此基础上实现小农之间的合作，除非用同一套组织一次性承担组织成本和交易费用，否则，若是让一家只种了几亩地、养了几只鸡几头猪的农户，分门别类地参加什么蔬菜合作社、水稻合作社、养鸡合作社和养猪合作社等等，光是交点会费开个会都要远远超过加入此类专业合作社所能享受的好处。
综合农协的综合性，关键的一点是以内部化多种金融业务的合作为核心。因为，资金要素是任何产业发展必需的龙头要素，而我们的农村金融机构与世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农业金融机构的情况类似，不管是四大国有银行还是农信社，改革以来一直在离农而去、越行越远，近年来才在中央政府反复督促之下有所改变。
应该关注的是，符合国情约束的日韩综合农协模式虽然问题多多，却自问世以来一直是政府多重优惠政策长期保护的百年老店——历经百年国家制度巨变而毫发无损，无论何种意识形态都认同、包括外来统治者都得继承和加强的农村基本制度体系。
《中国周刊》：目前，综合农协在我们国家有无先行的地方？情况如何？
温铁军：近年，国内已经开始综合农协的探索。像浙江就开始了专业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三位一体综合合作组织的探索，该省瑞安市建立的瑞安农协是我国首家县级以上的综合农协，它把该市的信用社、供销社和大大小小的专业合作社联合到一块儿，实现了新老合作经济资源的对接和各种合作经济组织的合作与联合，真正办成了一个综合性的合作社。同时，还吸引了各级政府、部门以及广泛的社会力量的注入，搭建了一个多方协作的局面 ——条与条之间相互合作而不是摩擦。瑞安农协的实践在浙江省乃至全国都产生了积极影响，具有推广意义。
变个体为组织
《中国周刊》：一般人提国强民富，我们认为除了民富，民强也很重要。不止是要富裕起来。在你看来，对于农民来说，“民强”的概念还应该包括哪些内容？
温铁军：实现民富与民强是不可置疑的，民富一般指经济上的富裕，民强则很多是精神和权利方面的，比如他们要参与到乡村治理和社会治理中去，他们的权利意识在增强，他们的情感生活和个体感受更应该受到重视。
这里面有一个去组织化的问题，我们长期以来的农村改革是一个强迫农民去组织化的改革，以致农民处于长期分散的状态。怎么样把农民组织起来，这个问题到了应该讨论的时候了，这样才能实现真正的民强，单个的个体是很难“强”起来的。
《中国周刊》：现在，大家都在谈论农村的城镇化过程中，一大突出问题就是农民并不情愿“上楼”，他们自己的感受得不到重视，有些甚至面临着暴力拆迁。我们应该如何去化解这些农民心里的矛盾？
温铁军：这还是一个老问题，农民不是主体，要是农民组织起来，他们自会去跟基层政府博弈，正常的谈判会产生，现在是非正常。原来在城市中出现的暴力拆迁，现在在农村逐渐增多，这就是矛盾的体现。个体性的抗争就是以暴力对暴力。人们以为钱云会是一个个案，其实不对，长期以来让农民分散应对，当无力应对的时候就演变为个体复仇。
《中国周刊》：农民增产不增收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也有说法是国家的种种补贴似乎并不能有效促进农民种粮的积极性，粮价上涨与收入下降的怪圈依然存在。你怎么看待这一问题？
温铁军：我希望从这个问题的另外一个方面去看。我们要看到，东亚社会中，农村在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让农民收入超过社会平均收入的典型就在我们身边——你看日本、韩国都是农民人均纯收入高于社会平均收入水平的，而且日本和韩国在整个社会发展过程中间，农业并没有衰败。
日韩是以农民为主体形成综合农协，政府特殊赋权，允许综合农协把所有涉农的二三线产业统一经营，所有产生的收益以政府免税、或者以政府投资的保证收益返还农民。日本最近的例子是，日本的农业只有三万四千亿的产出，可是日本农业金融所运作的金融资产总规模是82万亿，82万亿的农业金融所产生的收益返还给农民。怎么可能让农民在三万多亿的农业产出中得到如此丰厚收益呢？这不是拔着自己头发离开地球吗？
微博议三农
园外郎_52弦半锦瑟：当下“空心化”的农村社会并无老年人蹲在南墙下晒太阳跟唠家常的场景，七十多岁还要继续干农活、做家务，更要带多个孙儿孙女，每天六趟接送孩子到镇里上学放学——这一切都不落好，承担着无限责任和埋怨。这才是酷刑。
刘德忠：“大跃进”时期曾有人到农村调查后感叹“青壮炼钢去，收禾童与姑”。而今则是“青壮打工去，收禾童与叟”，“姑”已难觅。打工挣钱回来造好房子，但“门口拴着一条狗，屋里剩下老俩口”，是农村空心化的写照。
杨某鸭：做中国的农民真可怜。1.收成多少完全看天。天气良好，尚可糊口。天气不好，血本无归。2.社会地位低。被人轻视，甚至是歧视。按照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看，他们连基本的安全需要都建立在不安定的“天意”上，何谈幸福？
费力普斯：《重庆市生猪税费标准及实际征收表》显示，农民养一头猪要交的税费多达15种，名目更是繁多，如屠宰服务费、消毒费、检疫费，还有一些与生猪养殖关系不大，如教育附加税、城市建设维护费等。
逆风飞扬的裤子：农民对于天旱的态度是无所谓的，反正种田也不挣钱，一年忙到头还赔钱，谁来做。
任志强：我的观点是最终的结构调整是城乡就业与消费人口的调整，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方式无法扩大消费。农民致富是要将农业生产收入变为城市就业收入，或提高农业产品价格。和国际相比，我国落后的不仅是经济水平和工业化程度，而是同等经济条件下的城市化率。而目前的政策导向，似乎并不支持农民收入的增长。
跟过去告别：央视新闻频道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已经表明80后、90后已经没有再回家种地的打算，即使在城里混不下去，回到原籍也不会种地。如果不再大幅度地提高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的种粮积极性，以后的地谁来种都成问题！
一生有你不寂寞：走到必须发展农村的时候了！中国必须经济转型，因为只有农村有发展空间，人不集中何来物价上涨？应该加快新农村建设。
(中国周刊记者 李佳蔚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