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到的民企声音
我听到的民企声音
讲述人／中国周刊记者 张友红
有一年年三十，我的一个朋友接到一个民企大老板的电话，说：“兄弟，我先拿你30万急用，不出一个月就还你。”这个老板在当地很吃香，年销售额上千万。
这个朋友是专做民间借贷的，他说，“你别看那老板盘子大，但他是民营的，不一定有钱运转得过来。”他的民间借贷生意一年比一年旺，很多客户都是大老板，“民企缺钱，银行放款又难。怎么办？着急了，只能从我们这些人手里拿了。”
他讲的是当下民营经济困难的一面——缺钱，缺政策。
去年，我采访过温州当地一家民营制造企业——哈杉集团。这家企业的老总王建平，经历过“停水限电”、“高税收低利润”及政策不到位等问题。2004年，他觉得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就把生产地转移到非洲，包袱小多了。他说，在国内累死累活，也只有三分之一不到的精力做企业，其他时间都是在应付政府公关、银行公关等等。
王建平的这种行为还得到了很大的跟风，如今，在西非的尼日利亚，他被当做“大哥”。不过，即使如此，他还是会遇到问题——因为企业的融资渠道还是在国内，如果国内没有强大的实体，银行贷款就会遭遇歧视，而政府又不会出来给民企做担保。
民企和国企的问题，就一直是个热点话题。税收啊，资金啊，电啊，水啊，政策啊，这些都是国内民企，特别是制造企业集体面临的问题。
有一个事情，直到现在都留着个大尾巴。那就是被业界公认为“国进民退”经典案例的日照钢铁重组。
这家企业，从零到有，从小到大，点点滴滴，靠着一群在农村里搞焊管的人搞起来。等到发展蒸蒸日上、盈利可观的时候，山东省国资委一纸命令，说，我要并购你。
在那个风头浪尖上，我也跑到山东去采访。日钢的老总杜双华，一直没有接电话。之前，对此事他也一概不说话。几个月后冒出来一句：“支持国资委的决定。”
这让我想起2008年的一个会议。
当时我们杂志社策划一个“中国式商圈”的选题，我负责采访中国第一个经济协会——中国民营科技协会。现任会长陈庆振给我了一份他们内部交流的刊物，上面刊登了一个内部讨论会的现场发言内容，讨论民营经济的发展。
戏剧性的一幕是，那天，在讨论会召开的现场，在同一座写字楼上，对面的另一间会议室里，正在召开关于推进山西煤改的事情。所以，从发言内容看，那场讨论会特别激烈。现场大体共识就是民众应当享有配置生产资料的权利。
在民间，有一种说法，民营企业的老总要做好，需要横跨各个领域：在政界，能游刃有余免受“潜规则”；在商界，有企业发展的真本事能面对激烈竞争；在金融界，能喝酒能送礼供好财神爷；还有，要有点“匪气”，能走大路，也能穿小道，能上台面，也压得住小鬼。
这话有些许夸张，但很形象！一个采访对象曾说：民企做好了，你就是人精了！
保育钧/民企的担忧与契机
“国有企业的改革没到位，甚至没破题。不能在‘做大做强’、‘保值增值’的口号下无边界扩张，不能与民争利，更不允许刁难政府。”
中国周刊记者 张友红 北京报道
民营经济的发展一直是这些年社会关注的热点，在“十二五”期间，民营经济将走向何方？呈现怎样的发展态势？《中国周刊》记者就此专访了国务院参事室特邀研究员、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顾问保育钧。
非杀开一条血路不可
《中国周刊》：回顾“十一五”期间，关于民营经济的发展，有很多评价，你怎么认识？
保育钧：“十一五”期间，全国民营企业的数量、投资人数、从业人数、注册资金四大指标都有明显增长。但是仔细分析，增速却呈马鞍型下滑趋势。这说明，2005年出台的鼓励民间资本的“36条”落实得不尽理想。
《中国周刊》：民营经济除了受国家宏观调控影响之外，还经受了国际金融风暴的严重冲击，这些冲击，是不是也引起了民营经济内部的一系列变化？
保育钧：金融危机对我国民营经济的冲击，在2008年表现最为严重，2009年有所缓和，有70%左右的民营企业遇到了经营上的困难，20%左右的企业减少了投资。但是，还有三分之一的民营企业在困境中逆势而上，表现出较强的竞争力。金融危机对民营经济的冲击主要表现在：民企分化加剧，地区之间的不平衡发生新变化，产业结构调整速度明显加快。
民企员工工资呈现连续下降趋势。2008年，全国私营雇工，年平均工资17017元，比2007年下降了1395元；2009年，仅有16645元，又下降了372元。其中，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人数占到36%，月收入在1200元左右的占到50%。这表明，我国私营企业员工为国际金融危机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私企员工工资连续下降，不仅与国企员工工资的差距越拉越大，而且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也拉开了差距。
《中国周刊》：2011年是“十二五”的开局之年，也是关键之年，你对民营经济有一个怎样的预期？
保育钧：2011年是非“杀开一条血路”不可的一年。面临的最大压力主要来自金融。
一方面，流动性过剩，另一方面又缺资金，人民币面临对外升值、对内贬值的尴尬境地，政府4万亿的项目资金缺口很大，地方政府显性与隐性债务包袱沉重，财政政策的空间也不是很大，唯一可取之策，就是切切实实贯彻“新36条”，真心实意鼓励并引导民间投资。从这个角度看，2011年应是民营经济发展的新契机。
发展的契机
《中国周刊》：如果这真的是一个契机，那民企怎样才能抓住这个机遇？
保育钧：我认为，首先要充分利用“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这一战略决策，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大力发展服务业。这些服务行业，国有企业干不了，也不屑干，而地方政府则缺不了，也乐意让民营企业去干。
第二，充分利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到中西部寻求新的投资机会。前两年已有不少东部地区的民营企业捷足先登，2011年以后，这种趋势还会进一步发展，有所不同的是，可能会有更多的民间资本转向特色农牧林业。
第三，在“改造提升传统制造业，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发挥民营经济的优势。民营企业的创新有动力，缺实力。这一点正好与国企相反。民营企业避开弱点的最好办法是，提升自己的专业化分工水平，增强自己的配套能力，让大型国企感到你不可或缺，离不开你。
另外，“十二五”要求“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民企要在文化产业中寻求新的投资机会。同时还要想办法“走出去”，另觅新天地。
《中国周刊》：文化产业是个新领域，让民营经济在这领域有所作为，也会遇到新的考验？
保育钧：过去，文化一直被视为意识形态范畴的东西。2000年，才承认文化可以是一个产业。2009年，国务院出台了《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允许并鼓励民间资本进入。过了不到一年，就要求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这就意味着文化产业的增加值要占到GDP的5%以上。这说明文化产业发展空间特别巨大，民间投资的机会很多。
《中国周刊》：如果“走出去”，就意味着民企与国企一样，要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的分工？民企的优势何在？
保育钧：我一向主张，我们走出去投资的主体应当是民营企业，而不应当是国有企业，当然，如果能组成混合所有的股份制企业走出去则更好。这是因为，民企走出去投资，可以避免许多政治纠葛，可以提高投资效率，可以减少或避免资产的流失。
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境外非金融性投资已经超过1万亿美元，主要是国有资本。这种状况让人亦喜亦忧，但忧大于喜。喜的是，我国毕竟有企业走出去了，不管国企民企，毕竟是中国企业。忧的是，这么多国有资本，走出去能发挥多少效益？如果放开手脚让民间资本走出去，发挥民间资本追求效率与安全的优势，巧用国际资源与国际市场，国内市场将会更加繁荣。
关键要落实“新36条”
《中国周刊》：去年“新36条”出台后，社会对此的期望值很高。你认为，今后要落实“36条”，需要怎样的必要条件？
保育钧：2011年民营经济能否在“关键之年”发挥关键作用，关键要看“新36条”能否真正落实。为避免“新36条”重蹈“老36条”的覆辙，应当加快财税体制改革，民营企业最关心的是，如何完善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和服务业发展的税收政策，切实给民营企业减轻税负；同时，细化并落实财政上的扶持政策和税收的优惠政策。另外，还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为民营经济腾出发展空间；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为民营企业提供金融支撑，发展各类金融市场，形成多种所有制和多种经营形式、结构合理、功能完善、高效安全的现代金融体系。
此外，要统筹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让农民真正成为集体土地的主人。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必须造福于农民，而绝不能损害农民利益。当然，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也是要重视的。
《中国周刊》：提到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这对于民企的发展有怎样的影响？国企的定位目前也有争议，你怎么看？
保育钧：我认为，国有企业的改革没到位，甚至没破题。国有企业应当主要从事基础产业和公共服务，为各行各业提供基础性支撑，不能在“做大做强”、“保值增值”的口号下无边界扩张，不能与民争利，更不允许刁难政府。国有企业要真正回归国有，除了向政府交税以外，还得交土地租金和企业红利。
国有资本应从一般竞争性行业退出，如不能很快退出，也应大力吸纳民间资本入股，形成新的公私合营的混合所有制企业。
反垄断应有真突破，除法律明文禁止民企进入的之外，都应当向民企敞开大门，并且明确公示民间资本进入的门槛。
举个例子，公路的问题。公路就是国家实施公共服务的，是不应该收钱的。发展初期，国家没钱，贷款修路，收费来还贷是可以的，可是资金成本收拢了以后还继续收钱就没有道理了。这样就成了企业利益的工具了。北京的机场高速，政府把它包给企业了，成本早就收回来了，现在还是向老百姓收钱。
《中国周刊》：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是我们一直提倡的，但现在好像民营资本进入很难。民企与金融行业之间似乎有一道玻璃门，看得到，但是要继续往前走就容易碰壁。
保育钧：这是十七大提出的要求，至今落实得并不好。不能因为美国发生金融危机，我们就可以在维护金融安全的旗号下堵塞民间金融发展之路。我国金融结构太单一，很不适应多种所有制的经济结构的需求。外国人能来办银行，中国老百姓自己不能办草根银行，哪有这个道理？
十二五期间，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要积极地贯彻“新36条”，把40万亿左右的民间资本盘活。十二五期间，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靠民营，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缺少资金，财政空间有限，吸收民间投资是大势所趋。
《中国周刊》：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是很有必要性，但这也是个老话题了，你认为这对民营经济发展造成了什么影响？
保育钧：这要落实不容易。因为政府掌握着配置资源的权力。民营企业一怕政府审批过程中的潜规则，二怕政府权力部门权力人物的侵权行为。治本之策是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让权力受到监督，使权力不再成为谋利的手段。
当务之急是重新公布审批项目，使必不可少的审批成为特例，其他的审批统统取消，改为核准、登记制。同时推行问责制，让行政诉讼法变成公民维权的法宝。多年的实践表明，如今侵犯民营企业合法权益的，主要是地方政府实权部门的实权人物。民营企业遇到这种“权大于法”的行径，往往是敢怒而不敢言。长此下去，十分危险。
《中国周刊》：一提到民营经济的发展，有些评论往往把责任推到政府、国企等发展环境方面，但民企自身也有一些问题要解决。你认为要注意哪些问题？
保育钧：首先是自身体制的创新。民企最大优势是产权明晰，动力强劲。这个优势的背面是产权封闭，力量单薄。今后民企要想快速发展，靠自身积累是很难实现的，向银行借贷也不现实，现实的办法是兼并重组，使资源向优势企业集中，进而实行股份制改造，目标是成为上市公司。私营企业改制上市，由单个资本变为社会资本，这是一个质的飞跃，也是一个痛苦的转变。
管理也要创新。民营企业中家族企业至少占67%，尽管它们中有一半左右的企业设立了董事会、股东大会，但90%以上的企业仍然是投资者集决策与经营、管理于一身，董事长兼总经理的比例在80%以上，管理职业化的程度很低，聘用总经理的企业还不到10%。管理创新的核心是以先进的企业文化凝聚人心，调动各个层级员工的积极性，增强企业员工的认同感、归属感。
另外，在技术、创新经营手段、风险防范等方面也要有所创新才行。
微博议民营经济
Hdy爱highheel爱缪缪：政治老师说，选了“民营经济更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个选项的是反动分子。
星光独影：一个字点评2010：让成本飞，让税收飞，让国企飞，就不让你民企飞。
风清扬动感地带：忽一日，税务衙门两公差携一公文前来，上曰“查账”二字。公司如临 大敌，三年稽查，不可等闲视之，尔等忐忑不安，恭敬之至唯恐有所闪失。如今GDP大涨，地方建设红火，衙门业绩飙升，税收同比需大增，真是苦了吾等无油水之民企尔！
张顺1971:国企和民企的关系就象非洲草原食肉动物和食草动物的关系；现在食肉动物太多又强大，食草动物的供应跟不上他们吃肉的需要，最后导致两种动物的全体灭绝。
花开见佛堂：长期以来，政商关系、财产安全和可持续发展是困扰民营企业的三大基本问题，很多创业者付出了巨大努力，却没能找到一把可以同时打开这三把锁的钥匙。
瓏傑：你们就算成不了一块闪闪的金子，也要成为一粒朴实的沙子。国企对民企说：“你懂的”。
小倩colin：直接去管制楼市，还不如多支持民营经济，不要再闹出一整年下来，民营企业500强的利润总和不抵一个中移动中石化。民营经济带动就业，大家收入增加；做实业有丰厚回报，企业富商才不会拿钱去炒楼。各项经济才会健康平衡。
想不出昵称的某K：中国的民营企业需要改制，改制有八条原则：家族控股、职业化管理、治理要规范、战略要明确、文化要先进、决策要科学、交接要顺畅、有社会责任。
Machiavelli之吴攀：减少对民营企业的管制是提高效率的根本。国有资本民有化的确可能提高资本运行的效率，但是谁来解决专制产生不公平现象，应该用政策扶植民营企业。
(中国周刊记者 张友红 整理)
